“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学“尚用轻文”价值观最集中的表现，自古以来，文人才子无不希望在政治仕途上建立不朽功业。桐城先祖方苞、姚鼐等人都曾旗帜鲜明地坚持道德事功高于文学创作，他们多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求文学有济于世。鸦片战争以后，桐城派散文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经世致用的功能得到史无前例地张扬：姚莹倡导“义理、经济、多闻、辞章”四结合的创作思想；梅曾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曾国藩强调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同时期的桐城文家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吴汝纶等，在政治上多属洋务派、维新派，也都强调文学的实用性，此可谓大势所趋。
一般情况下，注重与强调文学功用的人大都具有现实中有可能实行的因素，或职位、或政治影响力，而这些林纾都不具备。他虽自幼苦读诗书，但31岁才中“举人”，此后“七上春宫”（七次参加礼部考试）皆不遇，加上触目即是的官场腐败与社会黑暗，林纾宦情熄灭。他把所有的生命热忱贯注在古文的研读与教授上，古文成为他一生执着的事业——安身立命之本。他在清末民初是颇有文名的：“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林纾一生以翻译、授徒、卖画为生，布衣身份与政治边缘处境使他能够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上不囿于功利性的需求，比桐城派古文家及同时代的文家更注重散文的美感特征。《春觉斋论文》是林纾最重要的古文论著，开篇即道：“论道之书质，质则或绌于采；析理之言微，微则坐困于思”、“因言之正，施以词采，秀气自生”。可见，林纾非常重视古文除“义理”之外的“词采”等审美因素的重要性。在《春觉斋论文》中，林纾集中探讨了古文的审美内涵与艺术形式，《应知八则》例举古典美学的经典范畴：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并一一对概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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