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和谐题材”

作者：韩晗
摘要：

所谓“和谐题材”，是作者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本文中就是指在当下社会条件下，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为主要题材内容，全面倡导和谐化，真实化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的题材内容。这类作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和谐社会”这个当下的社会生活主题，无疑是经过挫折和反思之后的中国文坛的一次重大变革。本文将从题材的三种分类入手，在全面创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机来分析这类题材出现的影响和意义。

一、人与社会：“和谐题材”的核心

著名经济学家马洛斯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毫无疑问具备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和社会都是人类的产物”。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艺术也会出现与之相关的门类和题材，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是任何一门艺术题材内容的核心。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作家们最为关注的话题。而近现代现实主义关于着眼人类社会处境的主张也主要是对人类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下则变的十分重要。大量作家开始着手对当下中国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基于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促进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经历过“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探讨真实、反思社会的趋向，大量作家所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文本都是从社会的本质入手，试图接触人类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这种实验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期都未能触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内涵。当下关于人与社会的文本多半以小说的形式出现。

著名作家王海翎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式离婚》是这类小说在情感题材上的代表，它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婚姻的容忍、信任与责任的思考。书中采取了心理为主的叙述方法。它脱离了八十年代末期新写实主义作家们的“毛茸茸的叙述”，这种力图将文本通俗化的叙述方式完全忽略了叙述学的位置。王海翎在叙述文本的过程中力图将心理作为文本叙述的一个重要要素，中巧妙地利用心理学的知识深刻剖析了三对夫妻的情感和他们各自在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在婚姻契约下的夫妻之间的三种背叛：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心的背叛。这种创作一方面将文本意义化，产生的符号也变得更加明朗化而不像以前的文本那样出现叙述的苍白和简单化。整个文本通过一个普通家庭走向离婚的发展轨迹放大了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所带来的伤害与疼痛。这样的作品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其文学价值。作家在试图寻找文学创作目的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反思社会中所出现的矛盾，以及当下中国人、中国婚姻在现实社会中所出现的尴尬、解脱和无奈。

除了情感题材的小说之外，当下反映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小说还有政治性的文本，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周梅森的《最高利益》。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和王跃文的《国画》、陆天明的《大雪无痕》极其相似，这类被冠名为“政治文学”或“反腐文学”的作品在绝大多数的层面上所表达的是一种主旋律的精神，是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展现。这类文本本身就很好的利用了叙述原理使情节在表述中获得了新的内涵。所以说，此类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作家在严肃的语境内与社会、时代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的自我并非叙述者本身而是叙述者的立场（position），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叙述位置（narration position）。这种对话的内涵是文本本身所携带的信息，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求则是这种对话价值的最好彰显。

为什么说人与社会是和谐题材的核心？原因正如如上所说，人与社会的对话其目的就是要寻找人在社会中的定位。而作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者作为“人”的立场，这种寻找的价值本身就是人类自身价值的探寻，当人类在社会中恰当的把握了自身的价值也就获得了真正的和谐。

二、人与自然：“和谐题材”的精髓

人与自然是当下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之一。这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所表现的就是人类的另一个属性——动物性在目前生活客观环境中的境遇。

在社会学范畴里面人的动物性远远要早于人的社会性。但是对于人的动物性的认识则没有对于社会性的认识那么体系和严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学科的逐步建立，人类的动物性才慢慢的被感知、发现和挖掘。

在工业社会的时代，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这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人类刚刚进入工业时期，恩格斯就凭借哲学家的直觉敏锐的发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恶化。但是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这种恶化只是简单的学理性解决——并不能上升为艺术性的思考。中国产生环保题材的时间相当晚，最早的环保题材离现在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文坛的环保题材最先由作家梁晓声先生所倡导，但是梁晓声先生在当时的主张并没有在全国获得广泛一致的认可。在那个时候的“新写实主义”和“都市特区文学”在国内获得极大好评，一系列展现思想解放、交锋的情感类文学作品也在社会上获得了极高的效应。经过一个小的出现和高峰之后，环保题材文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环保题材真正的进入当下国内文坛和批评家的视野是从湖北作家陈应松先生的“神农架”题材开始。神农架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之一。陈应松先生在神农架挂职多年，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神农架题材小说。这些反映当下自然环境题材的小说在一出版（发表）之后就在国内的评论界获得了广泛效应。特别是《豹子最后的舞蹈》一文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著名评论家樊星评价说“浸透了作家对自然与人性的忧患之思”，而另一位评论家李运抟则评价，“（豹子最后的舞蹈）将一个普通话题注入了艺术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耳目一新的揭示。”

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所谓最原始的“人性”就是人的动物属性。小说以一个晚景凄凉的豹子为第一主人公，这种表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于人的一种反思和解构，即叙述者是自我，自然是他者。然而叙述者的反表述则不能代表叙述文本本身的表征危机，叙述者的立场仍旧是人的立场，只是叙述者不是人的本身而已。

究竟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两者中谁是“和谐题材”的本质？其实究其根源而言，自然性与社会性都是缺一不可的。同样这也是人的两种基本属性，但是自然属性在更多的程度上是人属性的精髓所在。因为人与自然所体现的和谐，是一种人为主体的和谐，而并非如人与社会那样互为主体的统一。

三、当下与历史：“和谐题材”的前提

如何处理好历史，如何将历史还原是“和谐题材”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前我曾经谈到过这个观点。在青春文学和奇幻文学即将在中国图书市场谢幕之后，按照一代人的文学接受规律历史题材理应会成为文艺类图书的主流。但是面对曾经出现过的历史题材，甚至包括被戏谑、戏说的历史题材，我们该如何做？显然，“和谐”是我们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重要法宝。如何摆正当下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摆正历史中的细节与框架的关系？如何摆正现实意义与史实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当下与历史的关系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历史本身是不可叙述的文本，而文学是可叙述的文本，这种差异明显会导致历史题材文本和实际的差异性。在上个世纪泛滥成灾的“新历史主义”题材小说本身就昭示着一种历史叙述的落后，至于之后的戏谑、戏说更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否定”和“叙述艰难”。

近几年历史小说一方面出现了一种低潮，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在本质上的转机。湖北作家熊召政先生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张居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书刚刚付梓金庸先生就发出了“迫不急待的先睹为快”的评价。而从文学接受上看，我们完全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文本中庄严古朴的气氛与开阔奔腾的意境只是浮现在叙述的表层东西，而在焿深层次的里面，则透露着作者的表征意愿。作者希望能够给其文本赋予一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则是站在时空的角度要与当下环境（包括语言环境）产生一种区别。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握这一点，而是为了片面地追求故事性而忽略了史实性，历史成为了叙述的附庸。《张居正》从现实环境出发，塑造历史的环境，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锤炼出“和谐”的文本，而不会出现“不古不今”、“钢琴弹奏广陵散”、“古人挂手机”的滑稽甚至低俗的文学现象。

细节与框架的关系则是更多的出现在宏大叙事场面里面，与“宏大叙事”相对的就是文学中的“私人叙事”，历史文本中关于叙事的两种区分也正是这两种。现在大量的电视剧本、小说文本在大众传媒上公布之后遭受的非议往往多于赞誉，“硬伤“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酷评家们最喜欢使用的词语。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同名小说出版之后，立刻遭到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的非议，就是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大量的批评稿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诸如汉代有没有“鞋”这个称谓？夜壶究竟是出现在汉代还是南朝？这一系列本来无伤大雅的问题全部被“咬嚼”了出来，结果一部大体上结构完整、历史性强、规模宏大、现实意义重大的优秀电视剧被咬嚼的十分不堪。再举一例，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的大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在再版之后也受到了国内评论界的批评，有的批评家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将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细节错讹甚至于有待考证之处一一都举例出来。在“挑错误”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也陷入了一种反思，对于历史题材能否这样去阅读？这样的将“个人叙事”凌驾于“宏大叙事”上是否得体？

文学文本不是学术著作，更不是历史本身，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其维度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部小说、一篇散文究竟如何去评价？构思、意境、文笔这些抛开不谈，特别是历史文本非要吹毛求疵舍本逐末的去考据，去对于某一个镜头抓住不放，这明显是有违文学批评本意的，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的阅读和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文本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到达最后一个问题上面去，那就是历史史实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关系。歌德说过文学往往不能触摸历史的心脏，历史之所以在文本中能够融合并且有可接受性，其最大的因素就是能够拥有别的文本所没有的宏大叙事特征。在文本中吸引接受者的是气氛，是那种时空的差异而不是细节，放到本文中的环境下就是现实意义的重要性。

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再创作。历史是可复制的，并且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现实性而不在于学术考证——历史题材也不例外。著名作家姚学垠先生的鸿篇巨制《李自成》就采用了很多明代的野史内容，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只要坚持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适当的加工、再创作都是许可的，只要不出现“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的低级差错，至于其他的再加工还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必要的。其实这说到底仍旧是对于“和谐”的一种追求，求大同而存小异，仍是历史文本创作需要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四、结语：如何真正的达到“和谐”？

前面已经谈到，和谐题材作为当下文学创作出现的一种新题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如何真正的达到和谐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需要了解的内容。

首先，“和谐”的本质就是文学和社会生活的高度统一。创作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要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纲领，文本中的“和谐”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映射。只有文学和社会生活高度统一了，文本才能突破各种客观的束缚达到和谐的境界。

其次，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的存在。如何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和谐”的文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告诉我们文学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认可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文学。勒林在《现代图书出版导论》中也提到过，在市场条件下，文学的接受意义在于读者群的尽可能扩大。在当下这个环境下，文学的要求就变成了文学接受的本质意义。如何才能到达这个意义所要求的？这是每一个创作者所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一点，那就是曾经出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其本身缺乏一种重要的要素——文本的自审性。所有的历史题材在那种文本当中都千篇一律的变成了“叙事、咏怀、论古”这种生产线模式，若是论及这种模式的滥觞则又是中国古代的拟古诗与话本小说。总的说来，在中国当下不少历史题材文本的撰写者心中长期有一个结，这个结一方面是传统的心理预设导致的文本单一化、模式化，一方面是作者心中本身的“茫然”，不知道对于历史该如何去把握、去突破。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和谐题材”这个概念的内涵上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所谓“和谐题材”就是在当下社会条件下，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为主要题材内容，全面倡导和谐化，真实化，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的题材内容。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一点，那就是这种要求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要达到这一步还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