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与“诵”、“造篇”与“诵古”

将“赋”与诗相牵合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赋”。郑玄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六诗”之赋，是否与春秋行人之赋诗有关，已难确知，但郑玄注将“赋”与诗的关系定位于政教美刺，这一解说倒正适用于春秋赋诗。朱自清先生早已指出：“春秋列国大夫聘问，也有‘赋命’‘赋政’之义，歌诗而称为‘赋’，或与此义有相关处，可以说是借诗‘赋命’，也就是借诗言志。果然如此，赋比兴的‘赋’多少也带上了政治意味，郑氏所注‘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便不是全然凿空立说了。”（1）（p207）
从春秋赋诗开始，“赋”这一观念才真正进入文学领域。但赋诗作为政治行为，与赋命并无本质区别，宫廷廊庙之中，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宣扬政命和唱诵诗篇。其中，掌宾客礼仪、往来各国聘问会盟之职的“行人”为代表。关于春秋行人之职司，具见《周礼·秋官》。而行人与赋诗的关系，刘师培《论文杂记》中论之尤为详尽：“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以《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有答饯送而赋诗者……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故诗赋之根源，唯行人研寻最审（吴季札以行人观乐于鲁，亦其证也。）”
一、“不歌而诵谓之赋”：问题的提出
春秋时代，赋诗是国家大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就有这样的记载：“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不知，又不答赋。叔孙昭子曰：‘必亡。’”在当时贵族的眼中，赋诗一事，竟关系到国家兴亡。这种论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想象，在当时却是一种出乎至诚的信念。正因为如此，礼制上对赋诗的仪式必然有相应的规定。后世对赋的基本定义也是从其形态入手，这就是被学界奉为经典的“不歌而诵谓之赋”。此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此处原文有错简，“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应与“《传》曰”互乙，属于正文。文中之《传》指《毛诗·风·定之方中传》，原文是：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也。
不见有“不歌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