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指出，索解“本事”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解经方法中的一种，本事解经模式的一大动机就是防止释义的发散性、解释性，确保释义的封闭性，确保不同阅读主体对经典形成一致的理解。尽管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今天的研究者）把本事注解模式或诗歌纪事模式当作搜求文献的独特途径，但是，这一模式的原初出发点却是从属于注经学的［1］。
史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其他非史官文化形态纷纷向这一中心趋近。史官文化在历史撰述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史述必须实录，在实录中寓褒贬（即春秋笔法）。
由于史述行为是由个体去完成的，个体的主体性改变了史实的性质，所以任何史述都不是实录。但是，这样的观念只有到了现代阐释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中国传统史学毫不动摇地坚守着实录信念，执著地追求可以寓春秋笔法于实录之中的史述境界。这种境界在文学批评中被描述为“史笔”。在这种境界的感召下，文学创作界形成了“史诗”的传统。相应的，传统注经学追求还原本旨，“考索本事”成为还原本旨的重要途径。这种解经意向与价值取向在文学批评界形成了“史笔”的评价标准和“本事注经”的解读范式。
自孟的《本事诗》出现之后，中国的诗歌批评史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本事诗现象”，此后历代都有本事诗作品问世。纪昀认为，本事批评是建安黄初以来文学批评界五大批评模式之一［2］。本事注经方式也渗透到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当中。把历史本事作为表象进行艺术运思，成了不少文人进行小说创作的独特方式。小说本为叙事之书，按照传统注经学的说法，作者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是，由于一些小说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去伪装历史事实，于是，挑明“本事”就成为小说批评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红学中的索隐研究的中心任务即是索解《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它与红学同时诞生，即在脂批中已经出现。其索隐从理念、方法和框架上走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分为4个阶段：（1）萌芽期（1754—1901年）；（2）第一个高峰期（1902—1949年）；（3）海外兴盛期（1949—1978年）；（4）多元时代的全面兴盛期（自1978年至今）。
一、索隐红学的萌芽
脂评是红学的总源头，脂评的索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谐音方法训读《红楼梦》人名的寓意，二是提示《红楼梦》的历史本事。
脂评对《石头记》的“史笔”揭示在很多脂本中都不时出现。如“嫡其实事，非妄拟也”（甲戌本第二回批语）、“此语余亦亲闻者，非编有也”（庚辰本第六十三回批语）、“一段无伦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批语）等。《石头记》的评者不仅与作者一同经历或见证这部书所关涉的历史本事，而且还参与了这部具有春秋笔法的作品的制作。脂评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阐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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