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与《云中记》两部相隔二十余年的作品，各自锚定在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经验的两个不同坐标上。余华的《活着》以个人史勾连国族史，从民国到改革开放，徐福贵的一生穿过了内战、土改、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节点，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时代洪流的惊涛骇浪中。而阿来的《云中记》则聚焦于2008年汶川地震这一具体而剧烈的自然灾变及其后续创伤——滑坡掩埋的云中村成为一个巨大的创伤地标，既是物理的废墟，也是心理的荒原。
这两种不同的苦难起源，决定了叙事重心的根本差异。《活着》中的苦难是历史性、社会性、连续性的：它源自人为的运动与变革，具有某种荒诞的“必然性”——个人在历史车轮前的无力感构成了福贵命运的主旋律。龙二被枪毙时福贵的后怕，有庆因抽血过度而死，凤霞死于产后大出血……这些死亡看似偶然，却都镶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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