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在“大历史”与“小自我”的张力中艰难求索。陈世骧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学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在古典文学领域颇具解释力——从《诗经》的“国风”到唐宋诗词，从晚明小品到《红楼梦》，确实贯穿着对个人情志、瞬间感悟与意境营造的专注。然而，当这套理论框架遭遇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时，其解释边界便开始显现。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社会变革、民族复兴等宏大命题，呼唤着文学能够承载历史重量、描绘时代巨变的“史诗性”表达。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言：“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这“呐喊”便指向一种介入历史、改造现实的文学姿态。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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