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以爱情诗特别是以“无题”一类的爱情诗著称于世的。但同时，李商隐也是一位关心晚唐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现存约六百诗中，直接抒写时事和用咏史的方式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作品约占六分之一。晚唐时期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包括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等现实社会内容，都在他的诗中有直接鲜明的反映。本文拟就李商隐政治诗的时代认识价值及其“诗史”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晚唐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述
唐朝宦官专权，自玄宗重用高力士始。这种情况发展到晚唐，宦官操纵着皇帝的废立，势焰熏灼，成为统治集团中最凶暴、最黑暗的势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和宰相李训等密谋诛除宦官，结果被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抢先劫持文宗，指挥禁军大肆捕杀朝官，造成长安一带“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浩劫。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然而年轻的诗人李商隐却愤激于怀，义无返顾地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和《曲江》等一系列声讨檄文。在当时无异如空谷足音，放射出夺目的思想光彩。诗人详尽地记述了这次事变的经过:“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事变突发，宦官拚死反扑，长安城充满恐怖气氛。之前李训、郑注等结怨甚多，事件发生后，舆论极为混乱，李商隐独能别具只眼，把抨击的矛头指向真正的罪魁—宦官。“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肯定他们“锐意去恶”的本意未可抹杀，同时对文宗的倚用非人，予以冷峻的批评。何悼说:“唐人论甘露之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全诗传达出诗人对含恨九泉的志士们的沉痛哀悼，以及自己不屈不挠抗争黑暗势力的心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甘露之变”是义山成年以后遇到的第一桩政治大事，他创作的战斗锋芒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事变后的第二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质问杀害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表示要“誓以死清君侧”，李商隐悲喜交加，作《重有感》纪怀: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
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华与高
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贯穿着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痛感无人像鹰年那样奋翼高秋，对残民乱政的宦官恶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同年春天，他还写了一首《曲江》，在今昔对比中抒写出事变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刻影响:“死忆华亭闻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诗人口睹时艰，令他心碎的不仅是使人心折的流血惨变，更在于它所预示的国家衰亡的命运。
李商隐对于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是与他对封建王朝的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要求振作、革新政治的理想紧密关联的。早在文宗太和二年，朝廷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刘普对策事。耿介之士刘彗在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时，猛烈抨击宦官乱政，刘普因此被斥逐，“屈声播于天下”。后来刘彗终被宦官贬死柳州。其间李商隐在黄陵（今湖南湘阴）与刘相遇，写下了《赠刘司户普》这首动人的诗章: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碗危倍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
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
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诗用江风滔天、危舟独系的情景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把他对这位净友的惋惜与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结合起来，显示了感人的思想力量。姜炳璋《选玉奚谷生诗补说》云:“磋乎，普之策在太和初，至九年有甘露之变;义山之诗在大中初，迫昭宗时崔召朱温人清君侧，遂移唐柞、与东汉之亡若合符节，则所谓‘汉廷急诏谁先人’，不早数计而烛照之乎?虽谓之诗史可也。”
“大中易政”，是晚唐时期又一场震动朝野的历史大事件。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再次为相，削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种种弊政，对社会上的一些腐朽现象进行清理。这些新政举措，使唐王朝呈现出中兴的一脉余晖。但好景不长，公元847年，宣宗李忱即位，起用牛党人物，不问社樱安危，务改会昌之政，把李德裕一贬再贬，最后贬死崖州，从而也完全断送了唐土朝最后一线复兴的生机。在这场政变风云中，李商隐的政治诗创作形成了一个高峰，他为此写下了《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钧天》、《九日》等大诗篇，以鲜明的爱憎抨击时政，矛头直指大中黑暗朋党政治。他在《旧将军》中写道:“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年荡寇勋?日暮铺桥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对李德裕主政期间对外击溃回绝的侵扰，对内镇压刘棋的叛乱，平定泽、潞五州，着手恢复河涅地区等历史功绩给以赞颂，而用李广的典故，对他的处境表示了深挚的同情。这一时期，李商隐还结合地理和史实，留下了《井络》、《筹笔骚》、《杜工部蜀中离席》等著名的政治诗。这些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深得杜甫诗沉郁顿挫的精髓。他还写下r许多充满感伤的咏怀诗以及大量寄寓现实政治的咏史诗，倾身关注国痛民虞，直至英年旱逝。
二、唐末弊政的深刻剖析与批判
藩镇叛复不常，是“安史之乱”带来的遗害，成为晚唐社会政治的“疽痈”之患。李商隐写了《韩碑》、《隋师东》、《淮阳路》等一系列诗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诗人在《隋师东》中写道: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
设，捷书唯是报孙歌。但须梵梵巢阿阁，岂假呜鸦在浮
林。可惜前朝玄芜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据史载:‘旧寸河南、北诸军讨（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乱平后，沧州一带“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诗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场战争中将领冒功邀赏，朝廷搜刮趋奉的腐败现象，以及战事迁延日久，人民人量死伤的惨痛景象。而且推根究源，从一个重要侧面提不了藩镇割据叛乱局面长期延续的原因。由此可见出他忧国之深，谋国之切，充分显示诗人政治卜的卓识。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爆发了唐王朝讨伐昭义叛镇刘模的战事，这是李商隐生平亲历的一次大规模平叛战争二诗人《行次昭应县道中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这首诗中，予以热情的歌颂:
将军大筛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
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
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乡李汉庭中-
当时，朝廷内一些大臣畏敌如虎，反对进讨李商隐的态度和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诗中直斥叛将刘镇为“狂童”，指出他必将迅速败亡的命运，对勒石燕然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心。格调高昂，整伤雄浑，显示了李商隐不凡的政治军事识见和洞察力。此外，不少诗歌还显示出他敏锐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见地。大和八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死，子元透继立。王庭凑非常凶悍，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王元述虽仍保持割据，但对朝廷的表面态度略为恭谨。文宗竟因此大喜过望，于开成二年，诏绛王李悟女寿安公主下嫁元透。李商隐在《寿安公主出降》一诗中，对这种忍辱和亲、姑息养奸的可耻行径，予以尖锐的讥评:
幼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
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
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事情的本质一“事等和强虏”，以春秋笔法提示出这场婚姻交易背后的难言之隐，可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晚唐政治的另一个毒瘤即“朋党之争”，其与宦官乱政、藩镇跋肩交恶为患，成为晚唐王朝分崩离析的不治之症。李商隐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他对当时牛、李两个官僚集团党同伐异的宗派争斗十分厌恶。在《井泥四十韵》中，诗人从“蜀王有遗魄，今在林中啼_飞淮南鸡敌药，翻向云中飞”等一系列历史传说中，引发出“猛虎与双翅，更以角副之!凤凰不五色，联翼上鸡栖”的愤慨抒写，对政坛的波诡云橘，以及由此而来的贤愚易位、黑白颠倒、屡起党狱的现实，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和反感。
三、对人民深重灾难的悲愤诉说与全面记录
晚唐政治的腐败，加上军阀混战，直接带给人民以生灵涂炭（〕而各种苛政更造成人民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李商隐在《淮南路》，《溺岸》、《即日》等大量诗篇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代面貌，对人民的苦难寄一子了深切同情。其中，全面反映唐代由盛而哀的社会历史面貌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长诗作于“甘露事变”三年后的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诗一开头就描绘了当时长安京瓷农村荒凉破败的景象和农民极端悲惨的处境:
高田长褂杨，下田长荆棒。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
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
宾。
这与唐王朝全盛时期的情景恰成鲜明对比。诗人追溯这种沧海桑田的巨大历史变迁，满腔悲愤地控诉了黑暗政治带给人民的无比深重的灾难: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
格……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
连秋云
举国陷人一片混乱，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到处是战火硝烟，破城败垣朝廷财源断绝，“国整赋更重，人稀役弥繁”。这还不算，而所谓的官军也比叛匪好不了多少，“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人民在兵荒马乱中已完全丧失了一线生机，只落得“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而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却是“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诗人满腔悲愤，发出了“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的悲愤呐喊，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长诗在坳哭国家不幸、人民涂炭的苍凉气氛中，还没有忘记对于致乱原因的探寻，其内容之丰博深广，批判之激切尖锐，均堪与杜甫的《北征》、《咏怀》比肩。这里，李商隐诗歌“诗史”的特色，又一次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李商隐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料，真切地反映出时代的黑暗和唐帝国衰朽没落的命运。诗人以其敏感的艺术心灵，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晚唐社会的真实画卷，为唐王朝无可避免的衰亡唱出了临终前的挽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许正是李商隐政治诗的时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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