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承继、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又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使得北宋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群体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密度增加，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文人群体彼此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突出表现：北宋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了前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会主体包括从公卿大臣到举子书生的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雅集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北宋文人既有身为精英的身份意识，又实实在在过着精英式生活，他们基于崇雅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把琴棋书画、茶酒诗赋、风花雪月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定型为一种雅化生活范式，而文人群体的诗酒文会正是这种生活范式的复数集合。具有社交娱乐性质的集会对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文人群体来说，更主要是文艺创作鉴赏之会、友人谈谑相乐之会，文质彬彬，格调高雅，不但汉、唐逊色，元、明、清也望尘莫及。显示了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在群体人格、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方面的独特风貌。
作诗本是文人聚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到了北宋，一次宴游动辄作诗达几十首，集会诗的数量十分惊人。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观念出发，或以纯艺术的标准衡量，雅集诗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应酬游戏之笔，并无太大价值。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作为社会文化构成的方式和层面而存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宋诗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绝非仅仅限于纯粹诗学的范围内，而应该从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和人格心态的角度来观照。通过集会诗，我们可对宋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窥见一斑。诗中所描绘的文人生活，所反映的文人心态，又使我们对宋代文人的了解更丰富更立体。从文学本身来说，正如群体倾向总比个体活动更能代表和说明时代风气，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呈现的特质和变化往往主导并且推动时代诗歌创作与观念的趋向，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某些典型特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因此关注集会诗歌，关注创作主体的状态、文学生成的环境、探求它们对诗歌内容、形式、风格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和切实地了解、认识宋代的诗人和诗歌。
一
在北宋文人集会的文雅特质影响下，集会诗歌也呈现出相应特征。翻检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可知人文题材是集会诗表现的主体，它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举凡文人雅士们聚会时泼墨挥毫、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煮茗吟诗、谈禅论道、玩赏金石碑帖等等精神文化活动，都是诗歌吟咏的对象。兹举数例：如赏鉴书法：《蒙晁美叔秘监召观书帖继示长句次韵》：“开缄龙蛇踊，偃蹇风涛宽。熟视已收卷，爱惜还重观。”听琴：《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清湖纳明月，远览无流云。人生亦何须，有酒与桐君。”观画：《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宋公好古天下闻，法书奇画多求真。……鉴微赏异极毫发，四座若获千金珍。往往发狂或大叫，咏诗落笔争纷纶。……”谈禅论道：《和农师四和前韵仍有推奖鄙薄之句再次韵》：“……儒林盛会沾恩饫，云阁新图预客题。自注：是日农师出搨写美成殿将相横卷，令坐客题跋。更听高谈造名理，人间无物不均齐。自注：坐中农师多谈庄语。”玩赏金石碑帖：《和永叔小饮怀同州江十学士》：“翰林文章伯，好古名一世。家无金璧储，所宝书与器。北堂冬日明，有朋联骑至。新樽布几案，二鼎屹先置。大鼎葛所铭，小鼎泽而粹。……群贤刻金石，墨本来四裔。纷穣罢卷轴，指擿辨分隶。其中石赞藏，家法非一二。精庄与飘逸，两自有余意。……”茶会：《和陈子思马上口占令益师携茶纸赴会之作二首》：“豫约今朝狂醉后，须烦同泛一瓯花。早携数幅过山隅，明日诗情各有余。案上罗文如已少，金花银叶也堪书。”此外诸如《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名画》、《和原甫同江邻几过净土院观古殿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像及显僧传当世贵人形骨仁僧鼓琴作》、《围棋歌戏江瞻道兼呈蔡秘校》、《延庆寺会景纯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纳凉同观建邺宫中画像翰林墨迹延庆寺者刘裕故宅中有寿丘山》、《九月十日雨中孚先见过围棋尝茶》、《李委吹笛并引》之类的诗题在集会诗中随处可见。北宋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精英文人往往既精于创作又深通赏鉴，是诗人也是画家，又妙通书法和音乐，堪称文艺全才。他们不但积累了深厚的文艺修养、又有诗人敏感的审美心灵，品味高雅，文质彬彬，因此聚会时虽无歌舞，实有清欢，在人文的世界怡悦情性、流连忘返，所谓“真赏非俗嗜，雅游知胜缘”，集会诗反映了文人集会的真实场景。
其次，集会诗中多有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意象。不同于前朝咏物诗多以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等自然之物为题，北宋文人分题咏物则多以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古玩等人文物品为对象。一方面这些人文物品在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中比较密集常见，而格外受到注意也是因宋人赏玩趣味变化所致。如欧阳修于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刘原父得风字，魏广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无逸得寒字。又赋室中物，公得鹦鹉螺杯，申公得瘿壶，刘原父得张越琴，魏广得澄心堂纸，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无逸得月砚屏风。又赋席间果，公得橄榄，申公得红蕉子，刘原父得温柑，魏广得凤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无逸得杨梅。又赋壁间画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饶，刘原父得韩退之，魏广得谢安石，焦千之得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无逸得魏郑公。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从集会上所赋之物来看，大半是琴、纸、研、杖、砚、画、药、酒等人文物品，画上人物乃历史名臣或文豪。与花鸟虫鱼等一般自然物不同，笔墨纸砚、琴棋书画、金石古玩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文明产物，凝结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文人及其生活方式本有天然联系。宋代文教大昌，受风气熏染——正如我们从《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公择烹赐茗出高丽盘龙墨鲁直出近作数诗皆奇绝坐中怀无咎有作呈鲁直遐叔》这类诗题及其内容：“休日不造请，出游贤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尚书三二客，净社继雷宗。黄子发锦囊，句有造物工。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谁降午睡魔，赐茗屠团龙。……”所见到的，诗、墨、茗、禅等等构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成为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他们的赏玩审美趣味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偏重人文情趣。
第三，北宋文人登临游观，吟咏自然时，往往赋自然物以人文精神，如梅、竹、茶、月等自然意象都被赋予人文内涵，成为一种人文符号。这是不同于前人的。前人对自然物的把握，重外在感官经验，诗歌则极物写貌。宋人除了感受，还通过文化典籍和思致对自然物进一步探究、诠释，诗歌注重阐发自然物象内在的精神意蕴。如咏茶云：“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味回始有甘，苦言终验久。”“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又“玉泉吟鼎月隳轮，姑射风标两絶尘。”咏月云：“千里玉绳断，万顷金波开。为我清皮骨，怜我兀尘埃”。咏梅“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从来不染埃。”如咏菊“虽惭老圃秋荣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咏琼花“不从众格繁，自守幽姿粹。”咏泉水“林泉不较为生厚，名节犹希到死香”；咏竹“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染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高精神”等等，诗歌赋予自然物一种德性，将高洁、脱俗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诗例甚多，不拟赘举。
综上所述：宋代集会诗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繁富的人文意象，体现宋代文人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与活动方式，以及养成的审美趣味决定的。在崇文风气下，宋人普遍好读书，不仅书香门第“万卷藏书宜子弟”，即使村野间也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因为以读书为基本生活方式，通过典籍来建立与古今、万物的认知和联系，北宋士大夫对人文世界的喜爱渐渐超过了大自然。如欧阳修晚年以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号为六一居士，“华阳杨褒，好故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他们精心营造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化了。正如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所描述：“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在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物品之间，从事着书画、音乐、诗歌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或欣赏，北宋士大夫文人群体的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饱含着人文气息，与普通人判然有别；而北宋诗人又把创作的视角转向自身所属群体的生活，将审美对象扩大到日常人文物品，将人文精神投射于自然物，虽然是“文人歌其学，雅士歌其艺”，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但正如贾晋华先生分析《汉上题襟集》中“诸书简对文房四宝的珍重，以及对词章学问的夸示”，认为其中隐含着一种“斯文独在我辈”的特殊文化心理，北宋文人生活环境与行为方式的审美化、诗意化，以及诗歌对人文题材的关注，说明“斯文独在我辈”的文化心理已经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自觉，并将其发展到极至。勿庸置疑的是，那些任意挥洒、各逞风流的文人集会和表现文人群体的文化生活、审美情趣、人文精神的集会诗歌即是这种特殊文化心理最为集中典型的反映。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有疵病之意，但“以学问为诗”的确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质。北宋文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而集会上正是力求争胜之所，集会诗也多是争胜之作，因此“学问为诗”的特点尤其突出，它主要体现在诗歌的用意、用事、用韵三个方面。
如前所述，集会上作诗，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竞技炫才心理，故力图立意新颖，议论精辟，以新人耳目。尤其是同题共作，或彼唱我和的情况下，若对原唱之意不能有所阐发，或是另出新见，而沦为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就不免失败了。如关于王昭君事迹的唱和，王安石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欧阳修曰“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关于崇徽公主手痕的唱和，刘敞云：“君念平城三百万，谋臣奇计已堪休”，欧阳修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与国谋”，之所以高出众作，皆因议论抑扬曲折，显示出更深刻的识见。而这些杰出的见解、器识勿庸置疑是有深厚文史学养为基础的。
除竞技心态的影响之外，宋人对天下事理——举凡宇宙万物之物理、社会人生之哲理、做人处世之伦理，颇有“每事思穷究”的兴趣（原因姑不展开说明），因此诗中言理成分增加，立意相对较为高深。以集会分题咏物为例，《竹庄诗话》云：“南窗纪谈云吕申公为颖州通判，欧阳公为守。欧阳公素不以文靖公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厚甫、王沈甫皆寓居郡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云云，欧阳公见之宜加称赏，以为有宰相器。”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栋桷与楹杙，大小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臃肿姿，赋象难取类。隐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朽不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人之于才性，夫岂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揉励。才无不可用，由上所措置。……”苏轼《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云：“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愿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又释智圆《拟洛下分题》序云：有客示吾西台集仙公李建中静居分题者，集仙得松石琴荐，河南法掾鲍当得茯苓人，青城僧惟凤得递诗筒，巨鹿魏野得文石酒杯。率皆彩笔奇绝，理旨峭拔。……可见宋人咏物之作并非止于追求刻画形似，而往往要以小见大，有所引申。在交代事物的来历、事理的原委之外，进一步阐发其中的理旨与精神内涵。穷究物理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兴趣升华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咏物诗的立意、境界即有所升华。
用事在宋代文人的集会诗中表现更为突出。宋初西昆诗人于馆阁修书之际，“历览余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更迭唱和，诗中典故密集，如《泪》诗，全诗八句，用典多达七个，“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对此“学者之弊”，欧阳修认为“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到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时代，作诗用字讲究出处和用典，崇学尚典的诗歌审美意识更普遍、明确与强烈了。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其诗能“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黄庭坚、陈师道之诗“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一字一句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盖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用典的范围几乎扩大到宋人能看到的所有书籍。如苏轼《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公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诗歌句句用典，又很贴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反，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那内法酒手，而无材料”，秦观词“惜无故实”，好似贫家美女，终乏富贵态，因之分别为苏轼和李清照批评。
在这种诗歌审美意识和竞技心理的影响下，集会创作的用事也就变本加厉了。如李复有《上巳成季召会于西溪会上赋诗须多韵仍用故事或旧诗十事已上未终席而成违者浮以三大白罚者四人予与成季免焉》诗，从诗题可知，文人们已把故事、旧诗作为写诗的素材库，甚至变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资书”成了作诗的重要途径。
用韵与用事同样是在雅集唱和中表现才学的重要方式，二者结合紧密，几乎不可分割。举邹浩在一次茶会上的三首次韵诗为例：《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世事多好还，往躅端可视。崟岩辉奇功，颇愧文王肆。他年焚舟来，几作涂炭坠。驷马岂及追，我今亦如是。狂言编虎须，得报逾掐鼻。平生储春芽，美恶初一意。浊氛腾墨云，君舌故历试。小龙落几前，毕竟不知异。方欲事烹煎，姜盐以为使。赖君呼回头，丝桐识秋思。会当扫南轩，石铫沃清泚。从此师金人，三缄诚有味。《再酬仲儒》：龙团方启封，数子已惊视。端如肖璧人，骑羊入城肆。又如金谷姿，不合楼前坠。囊衣本酸寒，茶具无一是。纷纷诘邻家，浪欲学拥鼻。秋空辄云雷，秘昔乃天意。未敢还巾车，且集诸生试。岂非今年芽，岁月与君异。直须如印刓，诗驿趼来使。念君才患多，落笔有余思。盈编故可期，河流几时泚。君应嘲马肝，不食亦知味。《仲儒督烹小团既而非真物也怅然次韵以谢不敏》：情伪初难分，饱闻不如视。君看求马诗，安得走唐肆。此茶亦先声，入手恐失坠。泠然风御还，共饮乃非是。坐令竹边心，追悔如刻鼻。故人岂欺予，姑以将远意。由来毁誉间，夫子犹必试。八床志多金，龙断何足异。胡为不三思，取信鞧轩使。超超莆阳公，铨量妙清思。仰止一喟然，背浃欲流泚。尚赖君诗存，高吟忘肉味。三首古体长篇，立意各有侧重，不但逐句次韵，且句有出典，这无疑需要渊博的学养来支持。以苏轼、黄庭坚之广泛涉猎，无书不读，故吕本中谓：“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而即便如此，亦不免在逞才使气的次韵唱和中为韵所拘，“因韵求事，至于搜求小说佛书殆尽”，可以说，宋人集会唱和所需要的学问储备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不管是诗歌的立意、用韵还是用事，任何一方面要有上佳表现都以学问的深厚积累为先决条件，故黄庭坚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来比喻作诗好坏与学问程度深浅的关系。刘克庄《跋何谦诗》云：“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清人沈善宝曰：“风人之诗长于言情，故得弦外之音；学人之诗晦于用意，转少天然之韵。”他们分别指出的学人（文人）之诗与风人之诗的区别，正好对应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集会诗偏重人文题材，以书为本，晦于用意，着力于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
当然，以人文题材为主的集会诗也会有内容琐屑、笔墨游戏之作；以学问为诗的手法在往复唱酬中也会造成诗歌用意深折、晦涩难解，堆垛故实、因韵害意等负面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意识文人集会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或发展了几种表现手法，取得了多大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种类型诗歌，它最全面的展示了北宋文人群体高雅文明的日常生活画面，集中反映了北宋文人游心翰墨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旨趣。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文治国策和百年承平，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精神产品的高度积累已经超越了其他时代，文化活动的多方面展开和创新在北宋中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集会诗是士大夫群体笔下对北宋盛世的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通过它有助于我们今天认识了解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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