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棲棲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时被召至幕下，担任了郡学学正，然他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忏悔情绪。我们可以从他在郡学中写的一些诗里窥见其心态，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写道：“卒岁囊无褐，为儒坐有毡。每因官俸薄，时动故人怜。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归去好，家在白云边。”［3］卷3最后两句，是他欲辞去郡学学正的托词。实际上，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好友宋濂离开郡学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心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时候，戴良写下了《别宋潜溪》一诗，表达他依依不舍的伤感之情和对宋濂此去吉凶的担忧:“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掩泣别故交，强颜逐前俦。未尝去乡邑，讵能千里游。金陵古帝乡，雄跨东南州。至今开甲第，奕奕居公侯。冠盖若云拥，车马细川流。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收。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3］卷2
宋濂到了南京后，戴良经常思念这位同门好友，担忧他的前途命运，希望他们的友情不因年岁的迁移而改变。他在《寄宋潜溪三首》结尾写道：“韶颜忌凋落，华志惊变衰。安得君子心，不随年岁移。”［3］卷1但是，道路不同，分别日久，心意难通，要想保持昔日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戴良《寄宋景濂十首》（仅存六首）和宋濂的《寄答戴九灵古诗十首》中，我们看到了两人为保持友情所作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两人间存在的差异。
从戴良致宋濂“三年去复还，邻里无一遗”，“厌此里中居，行行至吴国（一作徐国）”等诗句看来，戴良的赠诗写于他依附张士诚的三年之后，宋濂的答和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吴中的三年，戴良的心绪并没有什么好转，他对个人和元朝的前途命运都感悲观，加之“视友谊日薄”，“不见新相知”［3］补编，戴良更加愁怅。他很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一样离开政治，离开仕途，过上一种艺藿种葵、儿女绕膝、鸡黍桑麻的田园生活。戴良之所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昔日的朋友倾诉，是表明自己珍视昔日的友谊，期望他们能在某一方面达成共识，而使友谊有进一歩的发展。
“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宋濂读着戴良寄来的诗，可谓愁肠百转，感慨万分。他十分理解戴良的心情，他也希望隐遁山林，过上吸甘饮露似的神仙生活。但“攒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窘束势方固，安能遂吾私”，“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1］2192，社会的动乱、天下的纷争已容不得个人躲到山林里去学做神仙了。他走到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天下的太平。
宋、戴两人的十首唱和诗，在当时的婺州友朋中竞相传诵。明郎瑛《宋戴遗诗》写道：“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袆）、揭少监（汯）、胡仲申（翰）辈，而又装潢成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今特录置于稿，则又传递一番，彰者众矣，亦慊收藏者之情。”（《七修类稿》）揭汯、胡翰的题跋今已不见，现录王袆的题跋于下，以见其时人对宋、戴两人十首唱和诗的看法：
古诗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则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十年以来，学士大夫往往诎于世故之艰难，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见诸诗，大抵感伤之言，委靡而气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尔雅之音遂无复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诗之倡酬，盖仿于苏、李，譬犹律品之相宣，规矩之互用。然其为言，或务简善，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讬物连类，抚事兴怀，则又俱有陈子昂、朱元晦《感兴》之遗音焉。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吾读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诗之绪未终绝也。孔子曰：“诗可以观。”读乎其诗，则其所可观者可得而见矣。［1］2570
当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后，戴良意识到朱元璋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张士诚。宋濂就在朱元璋的那一方，可以想见到时将会有怎样的尴尬。故戴良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避兵至四明（今宁波）。同年秋，又附舟北上，径奔元主。因兵阻滞留山东，戴良趁机欲寻访齐鲁间的豪杰之士，但卒无所遇。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军队攻破苏州，张士诚被俘自缢，宣告了大周政权的灭亡。戴良也于是年九月南还至四明。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二年八月，明兵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宋濂和戴良的生活处境和声望顿时判若天地。从宋濂这方面讲，他被朱元璋官以《元史》总裁、翰林学士、国子司业、礼部主事、太子赞善大夫、翰林承旨等职。父母妻子皆得封赠，儿子孙子同列朝官。或受赐甘露，或受赐金帛，或受赐御诗，极尽荣宠。文名也如日中天，“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5］3787-3788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的处境极为艰难。首先，他漂泊他乡，有家难回。因为戴良几乎所有的婺州朋友都在朱元璋的朝中做官，他作为元朝遗民，一个曾经依附张士诚的文臣，何以有脸面对父老乡亲，何以有脸面对昔日的朋友！所以，他只有高蹈远引，敛迹遁身，在四明的乡间、寺庙、山林里打发他的残生（可参其《寄妇》、《忆子》、《自述二首》和《岁暮感怀四首》等诗）。
明朝建立后，我们找不到戴良和宋濂有直接的诗文往来。相反，从戴良的一些诗文中，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戴良与宋濂、王袆等友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他甚至含沙射影地批评婺中的友人。如《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写道：“结交数丈夫，有仕有不仕。静躁固异姿，出处尽忘己。此志不获同，而我独多耻。先师有遗训，处仁在择里。怀此颇有年，兹行始堪纪。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须止。酣歌尽百载，古道端足恃。”［3］卷24虽然是同门，但那些人出处忘己，有背师训，令戴良感到羞耻。四海皆兄弟，何必再要与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同门维持关系呢？话中的话，似乎就是针对宋濂、王袆等同门说的。戴良批评同门，也许有他的理由，而其《投知己书》则完全是有感而发：
仆生五十有馀年矣，足迹不出乎吴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来于士大夫间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诗文相亲爱不啻如亲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无事时，未尝不慷慨激发，期刎颈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关，即变颜反目遽然相背负有矣，或攘臂而挤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识，不肯出一语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则滔滔皆是也。［3］卷10
世态炎凉，让戴良有切肤之痛。所谓的《投知己书》，实则表明昔日的友人、昔日的知己已不复存在。这一点还可从戴良写的《哭陈夷白》一诗得到佐证：“白发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师门伟器今余几，藩国奇才独数君。共爱辞华追董贾，肯将出处累机云。生刍不到黄琼墓，目极五湖西日曛。”［3］卷25陈夷白即陈基，他是黄溍的学生，故与戴良为同门。他很早就寓居苏州，后来成为张士诚的文士。“师门伟器今余几”，戴良从亲元仕元的角度出发，对投身朱元璋那边的同门友人作了否定。
我们同情戴良的遭遇，但也理解宋濂的处境。宋濂虽然在明朝的声望如日中天，但他处于朱元璋极端高压的政治统治下，言论和行动反而更不自由。朱元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当上皇帝后，到处密布爪牙，监视和刺探大臣的活动。如果有人敢背着他做对其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会有好下场。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侦视，《明史》宋濂本传中记载道：“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5］3786-3787这样的问答如果换了有不轨之心的人，着实要吓出一身冷汗的。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特务活动，宋濂不得不小心翼翼，这样做既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与他有交往的人。《明史》本传云：“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5］3786非但如此，宋濂还将他的明哲保身之道传给他的朋友：
德基至京师，遂谢事归，将行，辞其友翰林学士宋濂。濂为德基交甚狎，时亦致仕将归，呼德基谓曰：“若愿受长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归，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谢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吾之教子，无以加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1］1500
朱元璋对原来仕于张士诚集团的文士特别忌恨，故明朝建立后，他对来自吴中地区的文士采取了有意识的打击，许多吴中地区的文士在明初死于非命。鉴于上述的情况，要宋濂主动地与戴良接触，重新像过去那样保持互来互往、互赠诗文的朋友关系，于己于友都是不明智之举。“望望然若不识”，于小人，故可憎可恶；于君子，则可敬可佩。而戴良在当时，很难明白宋濂的处境，所以，所作诗文有冤枉好人之嫌。
宋濂与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诗文往来，但间接的往来还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编有《九灵山房集》，间接地传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为此书写了一则题识：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难矣。今世学者，喜为言论，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论其文，言其承传所自，皆精当可征。予尝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学名当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写下此则题识，想来对戴良也无害。“尝友于叔能”，这“尝”字，大可玩味。若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渝，定然不会用这个“尝”字。而“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似乎又是针对戴良发出的批评。
但不管怎样，对于戴良这种鄙弃利禄、抱一而终的气节和道德，宋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请看宋濂早年和晚年为戴良写的像赞及题识：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鹤鸣也；其气之温，光含辉潜，而充然如赤琼也；其文之昭，盆盎纷如，而古罍洗独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敛英毅而集众长，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盖智遍乎物，行饰乎躬，而学本乎诚者也。窅乎其凝者，以道为家；烨乎其泽者，振徳之华。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变；沛然而大肆者，又将畅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穷而泰，齐喜戚于梦幻，弃利禄犹泥沙，吾欲从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况可得而赞耶。余三十年间两赞叔能之像，辞各异焉，以见叔能年既高而徳愈进也。因令侍史并书之，前翰林学士金华宋濂记。［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终结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孙子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的事有连，朱元璋怒不可遏，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而宋濂被发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经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岁。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为朝野的新闻人物：“国朝洪武壬戌以礼巾征先生至京师。即日召见，试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会同馆。名公钜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事之。”（赵友同《戴公墓志铭》）［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给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场，他若做一个“贰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何况还有危素的前车之鉴！结果，戴良以忤旨获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岁。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乡同门的关系，他们之间曾经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随着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们的友情也渐行渐远，这是时代造成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们本身思想上的差异不无关系。（2）在政治上，应该说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负，更有政治头脑，而戴良却更有诗人的气质。（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举荐戴良，也不去接济戴良，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终的气节，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从深层次的角度说，宋濂还是深爱着戴良的，但戴良在当时很难领会这一点。（4）宋濂在像赞中对戴良的气节和道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义。如果将戴良换成别人，宋濂也会这么做的，这是宋濂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贯.柳待制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戴良.九灵山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明抄本.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戴良.九灵山房遗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
［7］戴良.九灵山房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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