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施北宋”与复社关系略考

作者：陈宇舟
论文关键词：宋琬；施闰章；复社；晚明

论文摘 要：宋琬与施闰章是清初诗歌的代表人物，作为跨越明、清两代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必然要受到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以复杜为代表的士人集团正是晚明文学思潮的中坚力量。宋琬与施闰章的青少年时期都与复社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他们日后诗文观的形成与人脉关系的展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琬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王士稹所谓“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宜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同钱谦益、吴伟业等前代诗人相比，他们未曾在明季出仕，主要的诗歌活动也发生在清定鼎之后，因此，他们可被视作是第一代身份纯粹之“国朝诗人”，亦是清代诗歌肇始的标志性人物，在清初诗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明人清之际，施、宋都已年届而立，他们无可避免地会与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以复社为标志的社事活动则是晚明诸多文学现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施、宋的许多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如以六经为本、重视学力，宗尚“七子”，提倡文学复古，注重“温柔敦厚”之诗教观等，无疑都深受复社的影响。下面，就以他们的家族、师友为对象，来探究一下两家与复社的这种承续关系。

一、宋琬与复社关系考

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一生曾两次蒙冤入狱，诗歌以沉郁苍健称雄一时。宋琬故乡莱阳在明季可谓是山左乃至江北社事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莱阳邑社与掖县赵士喆之山左大社称盛一时，早在复社的前身应社的阶段，莱阳的社事活动已与之遥相呼应。据《复社纪略》记载：“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事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广应设社之名闻于天下。”宋氏家族被视为莱阳社事活动的代表。而其中，又以宋琬族兄宋玫、宋琮与其族伯继登(玫与琮父)在文学方面最为知名，为世所推重。张熙在宋琬墓志中谓：“方明万历之际，士子皆习为轻靡庸腐之文以取科第，独公族兄五河琮、九青玫，能为文幽峭奇险、拔地特起，与浙人翁鸿业齐名，相继取甲科，天下谓之‘翁宋’。莱阳文字遂为山东之冠。”(王熙《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铭》)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则称：“自制举艺之法行，其撰者之富，单行可传，无如临川陈大士际泰。大士与其友罗文止万藻，章大力世纯，艾千子南英，实共为此学。三子者仅举于乡，大士久困诸生，未遇也。金沙周介生钟始以制艺甲乙天下，其推重者曰临川，曰莱阳宋九青玫父子兄弟。”

当时宋氏一族，不仅在文学上声名卓著，在科举一途上也是春风得意，其中，宋继登为万历三十二年(1594)进士，宋玫与宋琬之父应亨同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宋琮为崇祯元年(1628)进士，而宋琬之兄宋璜亦于崇祯十三年(1640)得中进士。曾有一度，宋玫为繁杞知县，宋琮为祥符知县，宋应亨为清丰知县，族叔侄治地相接，并有治声，传之以为美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时莱阳宋氏门祚之盛。

莱阳宋氏一族，与社事最为密切者当数宋玫。玫字文玉，号九青，官至工部右侍郎。由于名位显赫，因此在社局中，他同文震盂、姚希盂、钱谦益等同被视为宗主供奉级的人物，是复社在朝中的依托与支持，《复社纪略》中记载：“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南直则文震盂、姚希盂、顾锡畴、钱谦益、郑三俊、瞿士耜、侯峒曾、金声、陈仁锡、吴牲等……山东则范景文、张风翔、高弘图、宋玫等……诸公任职在外则代之谋方面，在内则为之谋援立……不假接纳而四海盟心，门墙之所以日广，呼应之所以日灵。皆由乎此。”其在社内地位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宋玫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与梅村为社中同志，又是朝中同僚，曾以才声并称一时，《梅村诗话》中称：“(九青)少颖异。为诗学少陵。爱苍浑而斥婉丽，然不无躊驳。当其合处，不减古人……尝与余，同使楚，楚嘉鱼熊鱼山、竟陵郑澹石俱九青同年，到武昌相访。郑诗亦清逸，其赠什曰：‘剖斗折衡为文章，天下娄东与莱阳。’谓吾两人也。”
宋玫任职京师之时，琬父应亨亦与之同朝为官。宋瑰年逋弱冠，曾入京省觐，游于太学，同父亲及族兄玫交游于众名士门下，声名渐播，所谓“公年虽少而诗文名实闻见四方，人皆意其腾达必早”，虽在其后宋琬久困科场，但此时却也因之广结人脉，日后他与施闰章、方文等人的交往可以视作是这种人脉延续的例证。

当然，宋琬与复社的关系还不止如此。莱阳为复社重镇，邑中有三大望族，除宋氏外，莱阳姜氏与左氏同为山左社事的重要力量。据《复社姓氏传略》记载，莱阳宋氏成员有：宋继澄、宋继芳、宋理、宋玫、宋瓊、宋瑚、宋璜、宋琏、宋琬、宋才绪等人；左氏成员有：左懋第、左懋泰、左懋芬、左懋桂、左良辅、左球等人；而姜氏成员则有：姜垓、姜垛、姜圻、姜植、姜楷等人。此三族在有明一代科第昌盛，人才辈出，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更涌现出了如左懋第、姜埰、姜垓兄弟这样坚守气节、风骨卓绝的人物。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明亡后人仕南朝，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充当使臣与清军通议时被扣，坚持大义，拒不降清，后英勇就义；姜埰，字如农，与左懋第同年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因言事忤旨，被遣戍宜城卫；姜垓，字如须，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行人。在姜垛赴戍途中，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灭亡，兄弟二人遂卜居江南，埰自号“敬亭山人”、“宜州老兵”，以示其遗民之志，二人坚不仕清。以气节著称，时称“两姜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极具声望之名士，也是社事的得力干将，崇祯后期，对立势力欲倾覆社局之时，正是由于姜蜾等人的极力维护，才没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杨彝《复社事实》对此事迹有所记述：“苏州推官周之夔者，与溥同年举进士，初亦人社。至是希阁臣意，墨经诣阙，复讦奏溥等树党挟持。案久未结，谗言罔极，至有草檄以伸复社十大罪者。大约谓派则娄东、吴下、云间，学则天如、维斗、卧子。上摇国柄，下乱群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关五鬼。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学究智囊，或号行舟太保，传檄则星驰电发，宴会则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垛各上书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

莱阳宋、姜、左三姓关系密切。互有姻戚。明亡之后。宋琬兄弟曾携族人及左懋第遗孀避兵于江南吴江汾湖畔叶绍袁家中，宋琬本人同姜埰、姜垓兄弟更是终生的好友，宋琬曾有《长歌寄姜如须》记两姓之好：

甲寅之岁汝初降，我生汝后七月余。竹马春风事游戏，鸡犬暮归同一闾。

君家黄门早射策，盛年谒帝承明庐。有儿颜色娇胜雪，珠襦绣褓青羊车。

予时抱持着膝上，许以弱女充扫除。是时两姓燕行敌，绛华朱萼相扶疏。

操觚握椠众所羡，汝南颍上名非虚。城东茆屋先人筑，清渠一道穿乔木。

同辈相携五六人，缥缈罗列开签轴。冬青做饭饱饔飧，布衾共卧忘休沐……

两姓同居一闾，共事耕读，互为扶持，共同的生活背景与和睦的邻里关系无疑为宋琬与姜氏兄弟之间深厚的交谊植下了重要的根基，以至于其后宋琬虽出仕新朝，姜氏兄弟终生恪守气节，两姓之间仍能往来无间，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芥蒂，亦可见人情之有别出于操守处，盖不能简单视之。

其上所引诗中，需加注意是“许以弱女充扫除”一句，宋琬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尚在襁褓之中的姜垛之子以继两姓之好，这段姻缘或因“一朝变起沙尘飞”而没了着落，或因其他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但据另一些资料显示，宋琬之女或曾许配给姜蜾长子安节，在安节与弟实节为其父所续编的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埰)辛丑年五十五岁，是年同邑宋公荔裳，安节之前父翁也，为两浙观察，招府君往，固辞之，秋归莱阳。”而在宋琬晚岁流寓江南时所作《申园四首同姜如农作》其一云：

病肺兼阴雨，不知春有无?闲门新柳暗，荒径落梅铺。扶。

诗下有小注：“君婿吴，余婿即君长子勉中也。”勉中即安节所字。综合以上几段资料可以证明姜、宋两家的姻亲关系确实存在过，而宋琬“前父翁”的身份则值得推敲。在王熙所为墓志中，关于荔裳后嗣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男三，长思励，太学生；次思勃，出为公兄太仆公讳璿后；次思勰。女一，适廪膻生王成命。”王成命，字五文，亦是莱阳人氏，宋琬集中多有题赠其婿之篇，如《题王婿五文小像入》、《小女归次淮北举第三子真州闻报口占志喜寄五文婿》等。其女或先适安节而后改嫁成命。又或安节与宋琬互称翁婿只是表示曾有腹婚之形式，其中情状尤待考索，姑且存录一二线索。 

二、施闰章与复社关系考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又号蠖斋，安徽宜城人。顺治六年(1667)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参议，因裁撤罢归，后又由“博鸿”科授翰林院侍讲，转侍读，充《明史》纂修官，其诗风清苍醇厚，倡导温柔敦厚之诗教传统。宋琬名列(复社姓氏传略)。可谓是复社的正式成员，施闰章虽不见于复社之名录，但与复社同样关系匪浅。

施闰章出生在宜城的一个理学世家，其家世虽不如莱阳宋氏般显赫，但同样以家学门风称著乡里，与东南名士亦多有交接，在施闰章的青年时期，他有幸游学于复社名士沈寿民及周镐门下：据《施愚山年谱简编》记载：“(施氏)十八岁，考中秀才。时从同里沈寿民及江苏南通金沙镇周镐学。沈与周皆东林学士。高咏《施愚山先生行状》：‘是时东南复社方盛，非士之贤而才者不得与。公少从吾里沈征君耕岩受学，金沙周仪部鹿溪先生见其文，叹曰：‘此少年成就当出我辈上。’延之读书其家数年，二公皆尝主盟东南者，由是名益噪。”

沈寿民，字眉生，又字耕岩，为施闰章同里前辈，崇祯九年(1636)诏举贤良方正，不报而归，明亡后坚守遗民之志，不入城市几四十年，与徐枋、巢鸣盛并称“海内三遗民”。顺治时，权倾一时的南党领袖大学士陈名夏为沈氏当年的社内密友，南都时阮大铖曾欲加害二人，名夏避于沈氏家中得以保全，在陈氏仕清后，他曾多次遣使招寿民，都为之拒绝，黄宗羲《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谓：“溧阳既相，将特疏荐之，耑使寓书，耕岩不开封，对使焚之。”可见是相当有气节的人物。

在复社成立之前，沈寿民与万应隆、吴应箕、沈士柱等曾肇举南社，成为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地方社团之一。南社后来也同邑社一样，加入到应社中去，成为复社前期的重要力量，沈寿民本人也成为江北的社事领袖。计东《上吴祭酒书》谓：“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张受先、西铭、介生、维斗，大江以北主应社者万道吉、刘宗伯、沈眉生。”黄宗羲《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则谓：“一时声名之盛，吴中二张与江上二沈相配，二张谓天如、受先，二沈谓昆铜、耕岩，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沈寿民荐举贤良人都归里后，曾与周镐共读于茅山，其时从学于沈氏的施闰章也由之得以引见并亲炙于周镐门下。周镶，字仲驭，江苏金坛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因言触帝怒，废斥为民，遂与沈寿民读书讲学于南中；崇祯十五年(1642)，镶起复礼部主事，进郎中；明亡后，因其复社身份被阮大铖迫害死于南都。

周镐与周钟为从兄弟，周钟则为广应社的盟主，是复社领袖张溥亦师亦友、最为敬重的人物，《复社纪略》称：“(溥)闻周介生倡教金沙，负笈造谒之，三人一见，相得甚欢，辩难五昼夜，订盟乃别。溥归尽弃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金沙之学由之誉满天下，其对张溥乃至后来复社以经史为根本的学术宗旨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张溥本人对周钟始终也是礼敬有加，《复社纪事》谓：“先生初以少，长兄事介生，既显贵，倾介生客，顾修旧节唯谨，于事必首介生，而己为之下；介生亦不以贫贱故，少有所抑损。世称友道，以周张为难。”在张溥合诸社为复社之后，周氏兄弟隐然成为社盟的精神领袖。

关于周镶，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在金陵联合复社、几社士子作《南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一事。崇祯十一年(1638)，周镶因触帝怒被废黜在野，讲学于金陵，与此同时，阮大铖也在金陵倡立群社以图拉拢名流。戴名世《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记载：“初大铖以逆案废锢，屏居金陵城南，涸于声伎。当是时，东南名士继东林而起，号曰复社，多聚于兩花、桃叶之间，臧否人物，议论蜂起，而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镶实为盟主，其诋排大铖不遗余力。”《复社纪事》中也谓：“仲驭之讲授南都也，怀宁阮大铖故奄党，倾危喜结纳，仲驭令其门人檄之出境，阮缓颊输平，弗许。”周镳檄阮氏出境的手段，就是联合以东林后人顾杲、黄宗羲等为首的复社、几社一百四十余名士子，共同发布了一份公讨阮大铖的檄文——《南都防乱公揭》，周镳本人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这份公揭之上，但这次事件的背后谋主其实就是周镐，作为本次事件主要当事人之一的黄宗羲后来在《思旧录》中记载：“阮大铖招摇丰芑，以新声高会，网罗天下之士，人不知其为奄儿也。仲驭草《南都防乱揭》，以顾杲为揭首，列名士百余人。大铖窘甚，于是与仲驭伪贸首之仇矣。”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阮、周二人深结仇隙，后阮氏于弘光朝中得势，即借周钟投靠李自成一事，罗织罪名逼死周镳，成为历史上一段著名公案。

施闰章于崇祯九年(1836)之后便随周镰读书数载，当是此次逐阮事件的见证者，他虽未得列名于揭，但其一生清介耿直、善恶分明的性格必受其师影响甚多。闰章就读于门下之时，周镰对之也是十分推重与欣赏，在《石语轩诗序》中，施氏谓：“忆昔弱岁，与子翔同学为制科之文，见其引绳尺，辨毫芒，泞涵既深，持满而发，无不当意。金沙周鹿溪先生尝会江上文士数百人，日试五篇。与江上之士，推子翔及余为冠。谓坐客曰：‘此双璧，皆国士也!’……”施氏卓异的才华加之有幸师从沈寿民、周镐两位誉满天下的社事领袖，为他日后在诗文领域的声名早播埋下了伏笔。

在论及施闰章与复社的关系时，还需一提的是和施氏同屑一邑的宜城梅氏家族。所谓“溯余双溪而上五十里，曰水东。其临溪而处者梅氏，多隐君子”，梅氏可谓是宜城最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从宋代著名的大诗人梅尧臣到晚明“宜城心学”的代表梅守德以及其子戏剧大家、学者梅鼎祚，宜城梅氏历经数百载而才士辈出，成为中国家族文化史上一特出现象。

施闰章少居乡里时，同梅氏家族往来频密，“余少时往还最数，倡和为诗者四五人”，曾同施闰章一起被周镐并称为“双璧”的同门士子翔，即梅枝凤，也是其中一员。此外，梅氏家族同闰章往还密切、并有文声者尚有梅朗中、梅枝南、梅清、梅磊、梅庚、梅文鼎等人，而施闰章本人的原配夫人，则是梅氏家族“枝”字辈中梅枝选的女儿，可见施、梅二氏关系之密切。

梅氏家族于明季社事活动中之大有名者，当推与沈寿民同为宣城风雅总持的梅朗中。郎中字朗三，梅鼎祚孙，为名诸生，诗、书、画并称三绝，喜交游，为人风流蕴藉，为陈子龙等推重，侯方域称其采六代之华，标三唐之制，长歌短解，胥臻精妙。同沈寿民一样，梅朗中最初是南社成员，在复社成立后，他成为社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崇祯十一年《南都防乱公揭》作，他亦是署名者之一，次年于金陵，他与吴应箕、陈贞慧等社内名士共举国门广业社，以申其志，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称：“祟祯己卯，金陵解试，先生次尾举国门广业大社，大略揭中人也，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作为施闰章的乡前贤，梅朗中奖掖后进可谓不遗余力，在朗中殁后数年，施氏为其遗集所作<书带园集序)中称：“往三十年前，获予一诗，辄榜之壁，示客曰：‘此必后来之秀。’时余甫学诗，而见称若此。”尤可见施氏对之感念之情。
宋琬、施闰章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复社大张其事的阶段，宋、施二人与复社的此种渊源，对于他们政治立场的确立、人脉网络的展开乃至诗文观念的形成都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出于某种全身避祸的潜在意识，宋、施二人关于前朝的种种经历在他们诗文集中都鲜有提及，我们只能通过对其家族、师友的探查来大致了解孕育他们强半人生的文化生态，而明、清两代诗风与文风的承续与因变并不如改朝换代般截然，正有赖于此种以人与人之“关系”为纽带构建起的文化生态之改变的缓慢与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