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其于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试前的75篇拟制习笔《策林》中，计用10篇文章，探讨了与礼乐文教相关的问题，其中既有对迷失学习要旨之愚诬者的批评，又有对继承与革新礼乐之原则的论述；既有对侵剥民生、惑乱人心的释教的揭露，又有对饰伪媚神、厚死伤生的淫祀的指斥；既有对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态度的提倡，又有对选使采诗、察政达情的采诗制度的鼓吹。白氏在《策林》中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他的儒学思想，且对其儒家诗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体旨达情，经世致用
对研习诗、书、礼、乐者来说，该掌握怎样的学习要领、具备怎样的学习态度？是浮光掠影、只满足于外在的章句呢，还是宏明通达、深究其内在的精髓呢？是亦步亦趋机械接受呢，还是去粗取精学以致用呢？对此，白居易在《救学者之失》中云：
（太学生徒）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诂训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袭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于宗庙。{1}
由文中看，诵习《诗》、《书》者，专注于章句训诂之类的末节，背弃了疏通达远的大旨；执掌礼、乐之器者，只重视礼数、仪容以及节奏、律度之类的形式，遗失了上下长幼之礼和中和友孝之德的内涵。白氏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作了检讨：做官者未尽责任，疏于训导；为师者素质欠缺，方法失当。白氏为此提出的补救措施一是用经世致用的方针来要求学生及老师；二是奖优擢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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