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会化与人的自由

《红楼梦》开头便有一段沉痛的忏悔呈现：“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倘若各位看官真的以为叙述者的忏悔是真诚的，是以理性之“超我”来反观当日感性之“本我”，那就难怪曹雪芹早有的“谁解其中味”的预感了。

一、宝玉的选择

曹雪芹意犹未尽的笔触埋藏着难以言说的矛盾，我们从中可以感味到人的自由与社会化之间的复杂内涵。自由乃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体的独立性，而社会肩负的任务是如何把一个自然人打造为社会人，社会化即是人的社会行为模塑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的反应。假如自由是源自本性的产物，那么不自由就必然是一种人工的创造物，是某种社会安排的产物，包括社会约束、压力、影响力、权力等。就如“木石前盟”源自于自然，属前世之约，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而“金玉良缘”乃是世俗社会富贵的象征，是权力地位的交换，纯属于人工理性的培育。可是是什么使人类个体通常即便在自由的状态下，仍不自觉地按照一种近乎规律化的方式行动呢?

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宝玉”的由来。

女娲为了补天在一个叫大荒山无稽崖的地方炼石，补天之后却遗留一石，此石头难免因怀才不遇而伤心。当有一天独自嗟叹时，走来一僧一道，坐于石边高谈阔论，遍说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恳请二位带其到“富贵场、温柔乡”里走一遭。僧道劝其日：红尘虽好，但磨折甚多，而且瞬息之间又乐极悲生，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无奈此石的固执，只好先与其约定，当尘缘一尽，便要当断则断，回头是岸。然后将其化为一小扇坠携入红尘。不知又几劫几世之后，有一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路过，看到一写满字迹的石头，写的是此石头无材补天、堕入尘世、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空空道人说你这段故事怎么没有年月啊，到底你是哪朝哪代的呢?石头说，哪朝哪代并不重要，天下万事其实只有一理，随便添上哪个朝代都是可以的。

石头赤裸于阳光雨露之中，本为自由之身，却因不甘寂寞堕入尘世。石头的投奔红尘以及宝玉的出走尘世道出了人的双重属性，逃避自由又渴望自由。第二十五回中和尚站在不省人事的宝玉面前，将其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目!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元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这番持颂乃是曹雪芹借和尚之口发出的的一番人生慨叹，也同时警醒世人人生阅历尚未完成之前是难以彻悟尘世的!

宝玉做为贾氏家族先祖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第五回）的接班人，无奈其对社会为人准备的晋升阶梯不屑一顾。作为当时社会流动几乎是唯一攀升路径的科举之所以令宝玉深恶痛绝，想必原因有二：一是他透过此等牺牲青春牺牲尊严牺牲生命中诸多宝贵东西的唯一选择，看到了其最终的结果。作品第一回石头通过对世上话本的总结已露此意“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宝玉先天的颖悟加之耳闻目睹荣宁两府成年男性的种种卑劣行为，尤其是代表着真善美的女性的被亵渎欺辱，不能不使他对充斥着欲望与算计的男性社会无比的排斥与痛恨，那个道貌　岸然的官司宦之所不过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一回）对世事的洞穿使宝玉觉得沉溺仕途经济才真正是苟活于人世，而与姐妹们——这些未被功名利禄污染过的纯洁又美丽的生灵共享情感的世界才是他值得付出的真正所在——“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二十回）原因之二是大观园厚实的物质基础为他追求精神的自由提供了可能，作为朱门公子的他无法领悟因生存的压迫所导致的必须的服从与妥协。因独特的价值观又恰逢优越的生存境遇，使宝玉的追求与当时代表社会主流的人生选择背道而驰，不能不令对他寄予厚望的父辈宗族倍感伤心绝望。

除了与黛玉的心领神会、对众姐妹的怜惜珍爱，宝玉还与处在社会边缘状态的几位男性保持着不同的情分，如秦钟、柳湘莲和蒋玉函。对处在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人物的才华人品的重视欣赏、对拥有美丽才情却处在社会底层的姑娘们的怜爱珍视，甚至是婚后对宝钗的不忍伤害、即使深恶科举遁出空门之心已定也要了结的报答母亲的心愿，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宝玉与功利为本的大众视角不同的人道主义情怀，其看似“乖张”的言行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温暖的光辉穿越了历史，把工于心计、你争我夺的官场映照得多么萎缩与不堪，使功名利禄弥足珍贵、而情感精神不足挂齿的主流价值观显得多么虚伪和冷酷。

二、钗黛的宿命

黛玉是作品当中社会化不成功的另一个逆子。宝黛之爱恰是因为心性之默契、灵魂之依恋，并非尘世男女的卿卿我我可以解释。幼年父母双亡的她没能完成彻底的社会化过程，自幼熟知的迤逦的诗书世界以及她敏感的气质体格，形成了她特有的认知世界，使背负着“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谶语的她注定了一段心酸的生命历程。

当黛玉带着她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来到大观园后，她实际上迈入了一个暗伏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社会舞台。她的专注于天地人生之感悟却不谙世事的幼稚，她的与生俱来的忧怀与带有末世的悲情，所有的这一切与她所处的世俗世界有着难以调和的距离。“斑竹一支千滴泪”的美学境遇只能停留在潇湘馆飒飒的秋风里，一旦无所顾及地展现在他人世界里，便与社会对女子的审美价值的不和谐暴露无遗，也就注定要在社会的比较中淘汰出局了。从被贾母搂在怀里心肝儿肉儿的大哭、“万般怜爱”（（第五回），到“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法，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的嫌弃、到“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是断断有不得 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的冷漠，（九十七回）黛玉无疑是世俗社会的失败者，与生俱来的孤独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疾病，侵蚀着她的命运，吞食着她的健康，直至“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难以逃脱的必然的结局。

那么被贾母认做“稳重和平”（二十二回）的宝钗有没有“心病”呢?宝黛的默契深情在大观园里除了袭人，最心知肚明的大概就是宝钗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宝钗为什么对宝黛如此关注敏感呢?

第二十五回宝玉风姐遭马道婆暗算后终于醒来，“闻得吃了米汤，醒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嗤的一声笑。众人都不会意，贾惜春道：“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第三十回宝玉拿宝钗戏比杨贵妃、“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心愿，”一向含尔不露的宝钗竟一反常态地羞怒，立刻反戈一击，令宝黛二人极其难堪，好在识大体、顾大局的宝钗“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第三十一回史湘云来访，又勾起了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巨大恐惧，面对宝玉对湘云的夸奖，“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他的金麒麟会说话。’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薛宝钗抿嘴一笑。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宝钗见宝玉笑了，忙起身走开，找了林黛玉说话。”多么聪明的宝钗!此处撇开宝玉的尴尬窘迫不谈，宝钗、黛玉谁是真正的强者不指自明了，攻击往往是弱者自我保护的盾牌。到了四十三回宝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黛玉是真正地败下阵来了。在黛玉无意中把《牡丹亭》《西厢记》的诗句拿来用了酒令后，又是唯有宝钗记在了心里。面对黛玉的无地自容，宝钗仍要乘胜追击：“‘——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而社会对每个位置的个体都有一定的社会期望，只有理解了社会对自己的期望，才能整饰自己的角色，成功地进入社会这个大舞台。第五十四回大观园内权势阶层的最高代表贾母评说书《凤求鸾》时已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无奈这一席话也未能给黛玉敲响警钟、使沉溺于个人精神世界的她幡然醒悟。事实上，她最终的悲剧命运已经在此打好了伏笔。 

而当第九十五回薛姨妈应了宝玉的亲事，征求宝钗意见时，“宝钗反正色的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甚至此后宝玉发生了“失玉”的大事，“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问，只得听旁人说去，竟象不与自己相干的。”宝钗的高风亮节把个此时已为众所周知的因“心病”而奄奄一息的林黛玉比得不堪入目了!

宝钗显然是社会模塑很成功的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社会目标、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已经内化为她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自然的行为反应模式，使她具备清醒的角色意识，成功地扮演了大家闺秀这一社会角色。即使同为青春少女的她也难免有一段儿女柔情，但她也会很知趣地把它埋藏在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她懂得人际关系背后隐藏的交换原则，也就是自己的未来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自己选择，只有获得了掌有自己命运权力的长辈们的认可与赏识，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自己虽家境不坏，但毕竟哥哥不争气、父亲早亡，所以除了聪明的自我保护外，与母亲的相依为命一定滋生了她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也一定懂得母亲关于“金玉良缘”说法的苦心，对母亲的体恤与对自己未来的设计早已盛在这个理性的少女心里，使她自觉不自觉地检点着自己的言行，“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低调处世，却又以仁厚之心周全之礼关爱每一个人，最终征服了大观园上上下下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博得了甚至包括刻薄的赵姨娘在内的的一致认可与盛赞，有意无意之间为日后目标的达成垫下了结实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贾母语重心长地道出了这样的话：“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第三十五回）更妙的是——“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赞林黛玉的，不想反赞起宝钗来，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宝钗就是这样“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世俗”二字或许就是人们经社会打磨随岁月流淌积聚起来的一些经验总结，或者说“世俗”就是一种人生生存的智慧，宝钗无疑是很具有生存智慧的一个人。

三、自由的归宿

人们之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规律生活，自觉放弃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因为其高超的智力领悟了眼前快乐与长远利益的区分。

人类社会的图画是由阶级、统治、权力、权威、社会化、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等概念绘制的，所有上述概念及其相近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有某种强制的成分存在，这种强制会限制个人意志或影响个人的实际行动，它们改变了个体行为本初的意愿和方向，诱使或迫使人的理想、行为甚至是情感以社会接纳的方式重新组装。正如杜威指出，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心智意识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在杜威看来，心智意识是这样一个过程：对环境中的客体进行定义，明了行动的潜在路线，想像每一条路线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抑制不恰当的反应，随后选择一条有利于调适的行动路线。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难以放弃利益的获得。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把人看作是理性人，市场中的人是自由的，但他们考虑所有的替代性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选择能使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进程。社会学家霍曼斯认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人们做事情是为了获得酬赏。如果某种行为得到正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更有可能重复出现。遵从社会便会获得奖赏，背道而驰自会付出代价。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自由的个体，最终走向了服从。所以绝对自由并不存在，社会化告诉我们的是，只有放弃绝对自由才能得到相对的自由。

所以，人类的行动是受超个体的力量调节控制的。这种力量或者明确的来自于作为约束的外部，或者隐含在人格内部（人生规划或者个人良知）。通常而言，人们接受的社会强制可分为两大 类：第一大类来自于外界，即一些个体之外的现实因素。“制度对个人和各类集体单位施加外在压力，使交换过程服从规定和禁令。因而制度就提出一套相对稳定和普遍的规范，来调整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各种间接和复杂的关系模型。”这些外在的压力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存的境遇，在与现实的冲突中我们检验自己的愿望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尽管自由似乎从来都在我们手上，但是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已经懂得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道理，最终我们便学会以“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第二大类是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那些制约力相关。通过各种训练、演练、指导或者周围人们所树立的榜样，个人的动机、需要、意愿和理想都会按特定的模式打造出来，而在此过程中还会建立起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化的产物——良心，从此良心便代替了最初社会化的执行者——父母或者老师，由外在的控制变为了内心的监管，人格于是可以称之为“成熟”了。

因而社会人的言语与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由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洗礼后改装而成的。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学习这种文化模式——在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稳步延续的同时，寻求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个人利益，这也正是社会化的目的。

毫无疑问，社会化很成功的宝钗才是当之无愧的大观园的承继者。婚姻在大家族的这个舞台上，并非是爱情的载体，而是传承香火、相夫教子、光宗耀祖、长宜子孙的使命的承担者。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的出，倘若时局不变，一旦大观园执掌家政的权力由王熙凤转给薛宝钗，“宝钗小惠全大体”的“仁政”一定会比王熙凤的“暴政”时代更加上下通泰、蒸蒸日上。宝黛的凄美之爱在强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即使不被赶尽杀绝，也只能瑟缩在某一个角落，全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社会捍卫的是制度以及遵从制度的人，婚姻当然也是社会的制度之一，它隐含着的是社会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婚姻在自己的社会投影里总是与经济有很大联系的，常常带有强迫的商业性质。”慢说宝钗具有大家闺秀的一切优良德行，单从贾家与薛家的政商联盟来讲，这也是一段“金玉良缘”。而爱情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与实用价值无关。“爱情的主题一开始就是非社会化的。社会化的是家庭，而不是爱情。婚姻与家庭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爱情则属于无限的主观性。”在以实用价值为检验标准的功利社会中，爱情焉能登大雅之堂。因此，爱情与婚姻的不同属性常常处于深刻的冲突之中，这个冲突是个性与社会的冲突，是自由与制度的抗争。

于是，自由个体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一方面看，个体为保护其自身，努力适应社会并寻求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个人长远利益；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使他排斥这种超个体权威机构提供的保障中所暗含的种种束缚，因为是它遏制了个人作为自由个体天然的发挥。

当然我们也知道，人远非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来操纵的木偶，人们通过他们的互动创造了文化、社会规则以及社会结构，这些功能除了服务于社会，还要更适于人类自由的生存。人们在学习接受社会化的过程中，虽然社会化某种意义上说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人的自由，但我们也会注意到正是社会的赞许与奖赏成为了人的创造性来源的不息动力。

即使是这种客观的分析也不能不使我们对社会化与人的自由的永恒冲突视而不见，就如曹雪芹即使对宝黛之爱寄予着无限的伤情感怀，也不能不对社会存在的必然规律视而不见一样。在今天，人类仍在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地呼喊着自由，可是当面对着自由的碰撞时，我们依然辗转，艰于选择。正如宝玉虽已娶妻成家，孽障将成正果，社会认同为什么还是不能带领他离开理智与情感的沼泽，业已毁灭的梦想仍然在宝钗威严力量的空隙中时隐时现，沿着闪现的踪迹，他试图抓住它，但他终究能够冲出重围吗?那一片白茫茫大地昭示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至此，我们不由的再次想起作品开头僧道劝说石头的一番意味深长，并且石头的身世命运最终由一个称作“空空道人”的来抄录总结。宝玉耳闻目睹、铭心刻骨的一切悲也好、喜也罢，终属过眼烟云，最终还要回归自然，大荒山下无稽崖边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曹雪芹以其俯视人生的哲学领悟为我们勾画出了人生作为有限的存在在现实世界里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命运。就如黛玉和宝钗的价值观与个人理想完全不同，一个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一个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爱情是个性实现之路，家庭则是展现社会功能的最好舞台。人生实现本各自具有自己的价值，殊途同归。然自古以来功过是非多以社会视角评说，个人价值多被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主义者必然会备受推崇、无往而不胜。理性主义之所以会永远发出胜利者的微笑，在于自由要以生存为基础，主观要以客观为依托，这样我们面对着的选择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这时我们再来阅读作品开头的那一番“沉痛忏悔”，也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吧?
人的自由的根源不可能在社会里，人的自由在人的精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