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相结合,尤其融合吸收了老庄哲学,产生了初唐兴起到中晚唐全盛的,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把佛教的心性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处世态度结合起来,把般若空观向泛神论发展,体现出全然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面貌,并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融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从而深深影响着文学创作,这在诗歌创作上有较为明显的反映。
禅宗对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对诗人的人生态度、创作态度的影响体现到诗歌作品本身,如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诗歌意蕴,以及在诗歌欣赏评论方面的以禅喻诗,等等。禅与诗,有深层次的联系,二者是双向式的相互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只就禅宗对诗歌意境的影响作些探讨,意欲一窥禅境与诗境的相通契合处。
“禅”在梵语中是沉思之意,译为静虑。《坛经》释为“外离相曰禅,内不乱为定”。禅宗讲求对自身对外物应有禅定式的观照,才能“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禅定的过程是静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摒躁趋静,平和凝息,达到无我无物的超然境界,就是一种“心如朗月连天静,性似寒潭彻底清”的境界。那些精研佛理或与禅僧们酬和往来的诗人们,在禅宗对空静的追求影响下,于诗作中表现了空寂或空灵的审美情趣。可见,在禅境对诗境的渗透中,首先造成了平淡空寂艺术追求。这一点,在以王维为首的一些山水诗人中表现尤为突出。
清人王士祯称“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王维有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润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罕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独自默默地开放,默默地凋零,在开落之间没有欢乐悲哀,在刹那的生长中无始无终,因果相续,空寂之情,溢于言表。禅宗讲求“对境无心”,“无住为本”,对一切境遇无悲无喜,不尘不染,心念不起,这首小诗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我们读不出诗人的感情何在,难怪胡应麟说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诗薮·内编》)王维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的境界,特别是描摹了大自然的静态美,抒发出人们面对自然时物我两忘的感受,这是他抒情诗的一个成就。他的诗句,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等,就传达出空寂之感。王维是禅宗信徒,禅宗的意识在创作时渗入艺术表现中是自然之事。禅宗讲求泯灭一切界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然寂静,即是大道”这样的追求使近禅的诗人们对外界,尤其是对自然界,采取静穆观照的方式,体味永恒本体的清静与虚空。无论是寂寞开落的辛夷花。空林秋月,还是野渡孤舟,深山远钟,都在诗人营造的无人之境中传达出空寂渺远的审美情味。
清人杨益豫在《方外诗选》序中描写了作诗与参禅的相似性,他说:“当夫冥心取影,入瓮撚须,木然兀然,入无声无臭而不知者,诗境也,抑禅象也:当夫水流花放,悟彻慧通,融然杳然,至于不生不灭而不知者,禅象也,抑诗境也。”的确,诗人以参禅的心态作诗,心境平和,外界事物入此心境,无不得以静虑,化为沉静空寂的诗境。这些诗作中,诗人们选取的意象多为白云、落叶、空山、寂林、古刹、翠竹、暮钟、明月、古木等,这些意象的色彩是淡淡的,多是冷色调,给人凄清、古意之感。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象在多年的文化积累中形成固定的审美情感指向,如明月,是寄托思念与孤独寂寞的象征;如暮钟,是清空微茫的韵味显现:如落叶,意味着生命的沉寂飘零:如空山,是隐遁自我。悠然出世的洒脱……诗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些意象入诗,与其接受禅理熏陶的坦然寂静的心态不无关系。禅宗影响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心态,使其不断淡化诗作的感情色彩,从而达到空寂、超然的境界。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些意境空灵的诗作多是山水诗,弥漫空灵意味的意象多是自然中的景物,而这也是与禅宗分不开的, 禅宗是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宗派,禅僧们一般是到远离尘嚣的山野空林中参禅,坐禅。平静安宁的大自然有助于他们摒躁趋静,在对大自然静穆的观照中获取宁静坦然的心境。同时,自然界中花鸟草木鱼虫日月的生死幻灭时序更替,启发着他们的感受,在瞬刻中体味永恒,从而悟道。禅宗与大自然间无形中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因而,自然与禅相贯通,带上了人的主观意念和感情,深微的意蕴形成了诗的韵味,自然已非自然本身,而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与感受。
禅宗对自然的观照并不止是导向空寂,大自然本身也有活泼而充满生机的生命律动,禅宗并不回避这一点。正如韦应物所说“喧静两皆禅”(《赠琮公》)。宗白华先生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深处而灿烂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禅宗动静相生的心灵状态也影响了诗歌的意境,使其不独空寂超然,且具有活泼有声,随缘放达的一面,从而显现宁静和谐、淡泊清远的意境。
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明月照人无声,清泉缓缓流淌,这是一个相对寂静的背景,而浣女归舟的欢笑喧闹惊破了这一片静谧,平添了一番活泼的情致,这正是人与自然完美的和谐。又如他的另一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韦应物“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薄》);柳宗元“石泉远愈响,山鸟一时喧”(《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等,正是诗人们摈弃了种种世俗杂念。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大自然的音籁,体会那花开草长、鸯飞鱼跃的生机。这体现了一种禅趣,是进入禅定时轻安娱悦、闲淡自然的意味,是诗人们在大自然中悟到禅趣而体验到的怡悦、和谐、自然的精神境界。
无论是空寂超然还是淡远闲适的意境,都不离脱禅宗的浸染。禅宗是出世的、超功利的,它摆脱繁琐的苦行求证,而转向自然之中,以随缘自运的生活方式、静观的心态去体验生活,在心性领悟中悟得佛道。禅宗的本色是率真的,无虚伪矫饰,呵佛骂祖中自有一种放达。这种超然的特质使近禅的诗人们抒写山水情性的诗歌自然具有了不同流俗、清新淡远的风格。同时,禅宗重体验感悟,即“顿悟”,“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在静中悟动。动中见静,虚而求实,实而体虚,神秘的直觉与悟道的“不落言筌”给人丰富的审美感受。反映在诗歌中,形成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的意境风格。
禅宗兴起于唐代,唐代统治阶级以儒治外,以佛治内,并且尊崇道教,因此兼容三教,交互为用。中唐名僧神清说:“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洎深,藉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这正说明了当时的思想潮流。中国文人重立德、立功,“兼济”与“独善”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矛盾,禅宗的适时出现,解决了这样的矛盾,大乘佛教的居士思想发展为禅宗通达自由的人生态度,调和了出世和人世的矛盾,给中国古代文人开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故而唐代许多文人习禅,出入儒释之间。黑格尔曾指出:“宗教的意识形式是观念,因为绝对离开艺术的客观性相而转到主体的内心生活,以主观方式呈现于观念,所以心胸和情绪。即内在的主观性相,就成为基本要素了。”(《美学》朱光潜译)这个分析也可以说明禅宗的内在特质,即具有绝对主观的神秘心理活动,对诗歌创作有或大或小的影响。禅宗在唐宋时是全盛期,对诗歌影响较大,使其意境体现出独特的情致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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