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一

在我国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作为文学重要样式的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一道，构成了文学的四大门类。如果把《尚书》作为我国古代出现的第一部集记叙和议论于一身的散文集的话，则散文的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早的［1］。游记文学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最早产生于魏晋，盛行于唐代［2］。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旅游是人的一种物质享受，同时也是高雅的精神享受。很难设想，还远未解决自身温饱的人能够出去游山玩水，论古赏今。虽然不排除交通工具的进步、景观的发现和建设等因素对旅游行为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旅游则一定是在人们有了相当的经济盈余之后才会出现的一种需求行为。因而游记文学与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相比，出现得比较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游记文学是一种溶真实与艺术于一身的文学样式，是作者在旅游当中或之后，将旅途中的各种见闻、感受和体悟记录下来、描摹出来，以便日后回味咀嚼，也便于与他人同享欢乐、同游故地而写下的文字。说游记文学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一般说来是作者在旅游过程当中亲历的、耳闻目睹的具体而形象的且有所感受和体悟的事物，它很少有虚构的成分，因而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和认识价值。说游记文学是艺术的，是因为它具有美学意义，是作者旅游审美的结晶，是一种记叙、描写、议论、抒情兼具的艺术创造，具有极高的欣赏和美学价值，具有净化人们心灵和陶冶情操的作用。这从人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郦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游记文学名篇之后，受到巨大的精神震撼可得以证明。

作为游记文学之一的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是历代文人骚客游览武当山水而留下的墨迹，是我国古代散文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山是一座闻名遐迩、具有绮丽自然风光和厚重人文底蕴的道教名山，它历尽沧桑，本身就是一本开启人们智慧之门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紧密的教科书。人们知晓武当山，认识武当山，接近武当山，品评武当山，除了涉猎一些书面的或影像的历史资料之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阅读古代或现当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而认识古代历史上的武当山，则非要阅读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不可。

我们可以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当中去了解、认识和发掘武当山的方方面面，诸如命名的由来，社会政治经济概况，道教及其建筑的源流，生态环境的变迁和保护，旅游景观的开发与建设，以及物候与植被、民风与民俗、丰饶的物产、交通的发展等等方面。此外，从繁荣艺术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从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去学习写作、音乐、美术、武术、建筑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市场化且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我们能够也应该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当中挖掘出许多为我所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宝贵财富，借鉴历史经验，结合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去做好做大武当山水的文章，把武当山规划好、建设好，增进世人对武当山的了解，让武当山的旅游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十分珍惜和坚决保护好武当山这一块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千方百计地促进其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延惠我们的子孙后代。所有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发掘和研究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墨客吟咏题赋的旅游文字，特别是游记文学，对旅游景观名气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元人刘仁本在《东湖唱和集·序》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太白之诗，天台见于兴公之赋，而武夷九曲，见于朱紫阳之棹歌也。盖其胜处，多在深僻遐旷寂寞之滨，非得好事者杖履之追游，觚翰之赏识，则夫仙踪佛迹，巨灵幽秘，亦何由而得传闻于世耶？”［3］这段话说得鞭辟入里，深刻阐明了旅游文学，特别是游记文学对彰显旅游景观的不容小觑的作用。明代“竟陵派”代表文人钟惺在为《蜀中名胜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得更为明确:“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3］这段话的意思是，自然山水，必须有所期待才能成为名胜。期待什么呢？期待“事”、“诗”、“文”。有了这三件，就像一个人有了眼睛一样。这里面的“文”，当然指的就是游记文学。可见游记文学同历史掌故（“事”）、诗词歌赋（“诗”）一道，在宣扬旅游景观当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九华山歌》中这样吟咏道：“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寞，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4］敬亭山，地处安徽省宣城市区西北，本来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崩坍的岩岸，枯寂而无生气，就因为时任宣城太守的南朝大诗人谢脁的一首《游敬亭山》诗，而使得它竟与“五岳”齐名，并且又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仙游到此，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千古名句［5］。又如因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崔颢和李白的题诗、王勃的《滕王阁序》并诗等名篇，遂使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江南三大名楼一举天下闻名。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在成就武当山声名方面，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仙室山、谢罗山、嵾山、嵾岭、嵾上山、太岳山等。它地处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北通秦岭，南接巴山，绵亘起伏，纵横八百余里。这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山峦超逸，飞云荡雾，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风光秀美，景色迷人，兼有五岳之雄、险、奇、幽、秀，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之一。武当山古建筑群年代久远，保护完好，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下名山僧占多。”据《太和山志》记载，自周代开始，武当山就有了宗教活动。东汉末年道教诞生以后，这里就被称为“仙山”、“道山”［6］2。2500多年以来，武当山一直是历代高隐修真之士理想的栖息之地。隋唐五代时期，一些著名的道士开始在此修炼。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玄天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炼的神话，自此以后，武当山就变成了真武大帝的“寓所”了［7］。武当山古建筑自唐代开始出现。由于唐王朝的统治者自诩为老子的后裔，兴道抑佛，因而道教日盛。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均州太守姚简在这里主持修建了五龙祠，揭开了营建武当山道场的序幕。在此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太乙”、“延昌”、“神威武公新庙”等庙宇。宋代帝王推崇武当真武之神，下诏将五龙祠升为五龙观，武当山建筑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自称“受命天地合德”的元朝帝王“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又下诏将五龙观改为五龙宫，且建造了元武大殿［6］3。到了明代，武当山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名气之大竟“出五岳之上”，使得“髫年蓄五岳志”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慕尤切”，在因母亲年迈不宜久游的情况下，宁肯舍弃峨眉山之行，“先事太和”，由华山下来直奔武当山，完成了他胸积已久的夙愿，写下了著名的《游太和山日记》［8］39。明代武当山名气大震，缘于大规模营建武当山道场。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虽然对佛道二教均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但对道教祈神降福、驱邪除妖的斋醮活动还是很欣赏的，所以对武当山的著名道士张三丰也格外重视。明成祖朱棣自命为真武神转世［9］，且对张三丰尤为看重，曾派人寻访他，希望与他见面。所以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军夫三十余万人，在此大兴土木。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10］。从此，武当山名声日益显赫，成为道教全真道的重要宗教场所，并且吸引了外地大批信徒纷纷前来进香。与此同时，也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文人骚客和旅游观光者，大量的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也就应运而生。武当山由于其自然景色和道教建筑引来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又反过来推波助澜，更加彰显了武当山的名气和声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

古代游记文学肇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11］。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也基本上与此同步，亦即发端于魏晋，成熟于宋元，大盛于明代，清代渐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数量较多，有些刊行于《古今图书集成》、《湖广通志》、《襄阳府志》、《太和山志》等专书中，也有一些散见于历代文人的个人文集当中。就我们手头所能搜集到的作品而言，大多为明代文人所作，其他朝代的作品较少。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程明安、饶春球、罗耀松等三位先生用力甚勤，整理出版了《武当山游记校译》一书，为我们省去了许多耙梳翻检的精力和时间［12］。尽管目前我们还未能做到搜罗殆尽，也还是能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以利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肇始于魏晋。南朝刘宋郭仲产所著的《南雍州记》对武当山有如下描述：“武当山山高陇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数百，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兽所逐。”［13］23296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注》中也有类似的摹写：“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又曰仙室山。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13］23296上述两则记录，虽不一定是作者所亲历，且文字简约，但对武当山的描摹也富有文采。即使算不上是真正的游记文学作品，也可视为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滥觞。

宋元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中所引的《武当山记》，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武当山游记，只是作者及成文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该文是这样描述武当山秀美景色的：“武当山周迥四五百里，中有一峰，名曰嵾岭，高二十余里，望之秀绝，出于云表。晴朗之日，然后见峰，一月之间，不过四五。轻霄盖于上，白云带其前，旦必西行，夕而东返，谓之曰朝山，盖以众山朝揖之主也。”［13］23296这段文字，系远眺武当山主峰所见的神奇而壮美的景色。虽文字也不算太长，然而用词精炼，文质优美，某些文句对仗也极工整，对武当山景色的动感描绘也恰到好处。元代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堪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第一篇扛鼎之作。该文明确记载了他登临武当山的时间，详细记录了游山的行走路线，且对武当山的山水和动植物描摹得绘声绘色，极具神韵。同时，文中对武当山大顶的风景和建筑，也记叙得极为详备，是我们了解元代武当山建筑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审美情趣，并且具有认识价值。

明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鼎盛期。特别是明成祖大兴土木之后，武当山名声之大甚至超过了五岳，各路文人纷纷登临武当山游览，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数量骤增，且内容更为丰富，写作技法和行文风格也各有千秋，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盛大气象。这个时期的主要游记作品有：陆铨的《武当游记》、顾璘的《游太和山记》、徐学谟的《游大岳记》、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汪道昆的《太和山记》和《太和山后记》、王世贞的《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等四篇、王在晋的《游太和山记》、袁中道的《玄岳记》、雷思霈的《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杨鹤的《嵾话》、尹伸的《嵾游记》等。

清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衰落期。这个时期的作品较少，主要有：王永祀的《太和山记》、蔡毓荣的《登太和山记》、钟岳灵的《太和山记》、马如麟的《八宫纪胜》等。清代统治者以乾隆皇帝为代表，对道教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加之道教自身无可挽回的衰颓之势，武当山的名气在人们的心中也大打折扣。因此，游人大减，游记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之明代也大为减少和降低了。

综上所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源远流长，佳作纷呈。这份厚重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并加以研究利用，以泽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

游记文学虽然也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是作者基于生活真实的再创造，溶进了自己的主观意念和价值取向，但其客观真实性却远非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学门类可比。当然，游记文学既然是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溶各种写作技法于一身，作者也会应用各种有助于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和流传千古的可欣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古代游记文学作品中获取对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有用的信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借鉴古人写作游记文学作品匠心独运的功夫，从中发现其潜蕴的巨大的美学价值，从而陶冶人们的情操，鞭策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游记文学或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来，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地。

古代前往武当山观光游览的游客，有些是在鄂西北从政的官员，他们除了抱有休闲赏玩的心绪外，还不免夹杂着关注民生、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胸怀和眼光。有些则是慕名前来的外地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文人墨客，有的甚至是如徐霞客那样的大旅行家，他们眼中的武当山的形象虽然因人而异，然而其绮丽的美景、恢弘的气魄和超群的建筑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珠玑盈栋、流芳千古的游记佳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及其写作的游记文学作品，至少我们对历史上的武当山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全面和深刻。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了政治与经济、生态与物候、宗教与建筑、历史与地理、文物与考据、神话与传说、民风与民俗、动物与植物等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自然与人文历史环境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宝库。我们应该也完全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比勘和验证，得以窥见几千年来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沧桑变迁的轨迹和概貌，从而启示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

晚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在万历年间任郧阳抚治。他在政务之余，游览了武当山，乘兴一口气写下了四篇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他在《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一文中写道：“少时，出南门二里许，乃行田间，两山翼之，平绿被垄。”［12］13寥寥几语，描绘出了古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农村初春时节稻田葱绿、丰收在望的祥和景象。更值得称道的当属徐宏祖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对古均州农村景象的描写：“自此连踰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8］51读过之后，我们的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幅如桃源胜境般的春和景明图。从上述两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比较发展的现实。

元代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在叙及作者自真庆宫登大顶途中所见时写道：“坏木纵横，径渐湮芜”，“万木交错，叶或大如箕，或小如蒙茸；或直上数百尺，或林樕扶疏，皆昔所未见，质诸野人，亦莫能尽名也。”［12］2这段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派武当山原始森林的景象。而在王世贞、徐宏祖、尹伸、陈文烛等人的笔下，古木参天，几人合抱，树龄千百年，人行其间白昼如夜的记述比比皆是。另外，顾璘的《游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等游记中都有老虎出没和鸣叫的记录，至于猿猴、群鸟、蛇蛭等的记录就更多了。所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元明时期武当山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很好的。当然，这一点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立法予以保证也是分不开的。汪道昆的《太和山记》曾这样记载：“（朝廷）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递遣中贵人、藩大夫掌其禁令，故草木茂，鸟兽驯，其斯为地道之章，游观者之至乐也。”［12］11由于国家有“国禁”一类的法令，以至于徐霞客在武当山上琼台观向道士讨要榔梅果时，道士先是“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有前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8］53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管理武当山法令的严苛。徐学谟在嘉靖年间曾巡抚郧阳，三上武当。当他在西神道五龙宫附近看到环山森林茂密，极目远眺也望不到边际时，“乃知二百年樵苏所不及，故生植畅遂如此。”［12］54原来自明初洪武皇帝对武当山实行封山育林政策起，二百多年无人敢于进武当山砍伐山林。政令严明而生态环境得以保护，这对于我们今人说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

武当山自古就是一座道教名山，地位仅次于四川的青城山和江西的龙虎山。自汉代道教兴起以后，武当山就有道士修道养真，魏晋以后渐隆。以致到了明代，武当山的全真道派正式形成。明人游记中有不少关于道士自魏晋以来在武当山修炼、做道场、学辟谷术等记载，并且把道士们在山岩上建造住所的情况描绘得惟妙惟肖。如陆铨在《武当游记》中就极为生动而传神地描述了道士依山构居、登悬梯进入岩洞的情形：“予停舆仰视之，但见壁岩千仞。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牵竹，隐隐有户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铁绳双垂于地，贯以横木，相间以度。予乃命道士试登之，即挽绳履下，伸缩以上，绳虚飘动，傍观胆落。比道士至洞口，面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声微形短，恍惚若仙。”［12］64另外，每有朝廷命官前来武当山朝拜游览，道士们都要吹奏仙乐，小跑迎接。这在明人多篇游记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道士敬畏朝廷，且礼数有加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同西方不同，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皇权大于神权，朝廷和地方官均对宗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当然宗教组织也就必然要对朝廷和地方官府俯首帖耳，不敢凌驾于王权之上了。 

上面仅举数例，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几个方面足以说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内容的确十分宏富，信息量极大，值得我们条分缕析，加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容当随后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在相关的文章中分述之。

从写作角度看，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可资借鉴的地方尤多。从写作风格上说，有的长于叙述与描写，虽有游山的感受，但笔力简约；有的则长于议论，通篇感悟的文字较多，写景则几笔带过。比如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袁中道的《游太和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杨鹤的《嵾话》等即属前者，而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则通篇大段文字都是议论性的，即或偶有记叙的文字，也大多是有关人文方面的事迹。王世贞在专门描写南岩北下青羊涧中的景象时就采用了摹状、摹声等技法：“沿涧而下至青羊桥，石亦奇诡百状，水益壮，嘈嘈若笙镛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陡上无际，水乃从其趾穿度矣。”［12］27谭元春在观览了武当山天柱峰的盛大气象后，曾心存遗憾地慨叹道：“水犹不满人意。”意思是说，武当山的山美我看到了，而水美却未能领略。与他同行的僧人建议他下蜡烛峰，到下琼台观后入山涧去看水。到了那里，作者被眼前水石相搏的画面惊呆了：“始入涧，山束为峡，水穿其腹。石伏者为底，竖者为堟；大者为激，最大者为分湍；石少者为衍，多者为甃；石不胜水者，狭为沟，宽为塘；水石并胜，则狭声急，宽声远；长石为桥，方石为水中台，圆石为座；值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赖之为桥。水趋左，人傍右岭行；水忽趋右，人从石穿左。水分为二道，则人踏水声，相石之可过者托履焉。心在水声者，常失足；视在水声者，常失听；心视俱在水声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坐石两崖望。……而两崖山断复合、开复收、削复平者，树层层翠，水光中妙，高夹立画鸡，惊飞自山半，亦思返。”［12］96这段文字，作者把水中大小形制各异的石头分隔涧水，与水相互作用，以及人在两山崖间涧水两侧携趣而行、情怡自得的情景生动逼真地再现给了读者，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收到了身临其境、与作者同赏共乐的艺术效果。

为了出神入化地描摹武当山水，许多游记的作者都十分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夸张、比拟、排比、对偶、对比、映衬、摹绘等修辞方式。单就比拟而言，袁中道赞美武当山是“美丈夫”［12］53，而杨鹤则赞美武当山是“倾城一顾，百媚横生”的“绝代佳人”［12］132，真可谓是拍案称绝的神来之笔。此外，侧面描写，多角度换位，动静结合，营造意境，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紧密结合等表现手法，也在不少游记作品中应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则屡屡被许多作者所使用，并且达到了物我一体、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例如谭元春在《游玄岳记》中这样写道：“过系马峰，忽一岩奇甚，连延数处，怪石与树与草与涧若一心一手，彼隙则此充之。……岩未穷，即为仁威观。有落叶数十片，背正红，点桥前小池，若朱鱼乘空。过观十余里，桃李与映山红盛开如春；接叶浓阴，行人渴而憩如夏；虫切切作促织吟，红叶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铁干虬蜷，叶不能即发如冬。深山密径，真莫定其四时。”［12］90～91这段文字极其优美，表现手法也瑰奇多变。首先作者视树、草、涧为一体，相互补充，相互倚靠。接下来，作者又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仁威观的秋叶和池水。那些“背正红”的落叶，落入桥前水池，飘忽水上，红绿交汇，动静结合，比喻极为奇特新颖且又恰如其分，把寻常的秋叶人格化了，“仙”化了。过了仁威观，迎面而来的是步移景换，忽而山花盛开、烂漫无比如春天，忽而密叶蔽天、渴饮小憩如夏天，忽而切切虫吟、红叶委地如秋天，忽而古木虬蜷、叶不再长出如冬天来临，四时景物，集于一处。作者想像奇特，把美轮美奂的武当山自然景物与人的心灵感受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物我一体、难分彼此的意境。其实，“中国人欣赏景物，认为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融合。”［2］85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对武当山自然景物的描绘本身就具有令人神往的审美情趣和价值。

五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通力合作，付出艰辛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并辅之以科学的规划和方法才能完成。为此，我们特对该项研究工作提出如下的一些原则、方法和建议，以供有志于此项研究工作的同仁参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初步设想了以下几条：

1.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我们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从古人的作品中窥求对今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的信息，顺手拈来，为我所用。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理，不注重从古代文献，特别是不注重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寻找宝藏，就不会把武当山旅游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事情办好。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应该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存在着许多精华和闪光点，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兼之游记写作者的个人认识和学力水准各异，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慧眼识珠，披沙拣金，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2.源流并重，突出重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从产生到发展，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各个朝代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又不尽平衡。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发展脉络，即何时产生的，历代游记文学作品又呈现着怎样的特点和联系，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即历时的层面，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发展主线。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避免平均使用气力，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有所收获，有所建树。比如明代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优势，我们就应该紧紧抓住这一共时的层面，多下些工夫，争取多出些成果。再如有的人长于记叙，有的人长于议论，我们就应该在前者身上多做些文章，因为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关系密切。

3.稳进戒躁，努力开掘。研究工作本身是艰苦而枯燥的，需要有耐性，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特别是武当山游记文学涉及的发展时限较长，作家作品数量又多，加上作品的内容又十分庞杂，需要我们切忌轻浮急躁，既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点表面上的粗放的研究成果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存在一定困难而缩手缩脚。我们应该有那么一股钻劲儿，努力深入进去，去发现和发掘更为精彩的东西。比如古代武当山的生态环境较好，为何那样好？历朝历代有哪些法令来做保证？又有哪些得力的措施值得今人借鉴？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深入地探讨。

4.比勘参证，求真务确。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反映了许多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且受个人因素所限，有些信息需要我们要慎重对待。就是说，不能以某个人的一家之言定是非，下结论，而要旁征博引，比勘其他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古代文献资料，参核印证，以求得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怕麻烦、图省事、走捷径和耍小聪明的做法都是不可取且又十分有害的。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5.分工协作，互通情报。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内容博大精深，数量又多，且涉及的学科领域又十分广泛，单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每个研究者的学识又存在差异。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出科学的分工；另一方面，研究者之间又要互通情报，不要保守。宜适时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搜集到的于别人有用、与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似无多大关系的文献资料提供出来，做到资源共享，互助互利。我们的每一位研究工作者似应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的智慧是广大的。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多方搜集资料，力争求全责备。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未见哪一位古人辑录成册，仅见的今人整理成果也不甚完备。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均散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湖广通志》、《襄阳府志》、《太和山志》、《武当山志》等专书以及许多文人的个人文集当中。前者尚为好办，到大图书馆、档案馆或地方志工作机构或可查到，而后者即历代文人个人文集却需要多方查找、搜集才能遂愿。而尽可能将资料搜集齐全，乃是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和结论下得科学可靠的必备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能吃得辛苦，在资料搜集上下大工夫。2.进行实地查证，亲身领略感悟。为了求得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寻觅古人的游踪，体悟古人的胸臆，对研究工作说来是必要的一环。因此，在研究工作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亲自深入武当山，进行实地考察。武当山现存大量明代以来的文物古迹，自然风貌古往今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接近武当，接近自然，就更能增强亲近感，获取第一手资料和印象，充分体察和领悟古人的思想和神韵。

3.专题专文结合，争取多有突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可以从专题研究入手，即从众多作品当中归结出古代武当山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法律、宗教、哲学、语言学、写作、美学等若干专题，分门别类，深入探讨；也可以从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文章入手，进行横向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力求理清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发生、发展的线索，描画出其成长壮大的历程，总结出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总之，要研究的领域很广，东西很多，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拓宽视野，做好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这篇大文章。

4.博采众家之长，融会多门知识。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武当山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文献考据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写作学、美学、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来丰富和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以便使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求得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前瞻性。此外，我们也不能囿于一己之见，还要广泛搜寻和借鉴今人有关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站在别人的肩上，要知己知彼，博采众长，方能得出稳妥而确实的研究结论，取得丰硕而可观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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