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之解读

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既对《文心雕龙》的文本进行解读，发掘和阐明了《文心雕龙》的立论之本，体会和索求了文本的本意，也有其精到的、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阐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评：“《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乃是清末明初三大文学流派纷争涌现出来的一部名著。季刚先生继承了《文选》派的传统，吸收了朴学派的成果，在批判桐城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1]《文心雕龙札记》。从问世以来此札记一直是《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在《文心雕龙札记》中，“章句”论是其他篇目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朴学家重视语言文字的特点，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视角。本文对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的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阐释，以期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一、论“章句”的三重涵义

我们认为，黄季刚先生对章句的多重涵义进行了解读：

（一） “章句”的最初涵义。也即“章句”的第一种涵义：作为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

释“章”。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在解释“章”之前先释“”。他解释说：“《说文》：，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施于声音，则语有所稽，宜谓之；施于篇籍，则文有所介，宜谓之；数言连贯，其辞已究，亦可以谓之。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凡一言之停驻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变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指出“”是行文中间的停顿，“句读”的“读”是“”的假借字。

那么，“”和“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黄侃先生解释为“”从声以变则为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黄侃先生的解释，“”古韵属章纽侯韵，“章”古韵属章纽阳韵，可旁对转。《说文·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对于《说文》的解释，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进一步阐释为“言乐竟者，古但以章为施于声音之名，而后世则泛以施之篇籍”。

吕思勉先生解释“章”的涵义也是据《说文》的释义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引而申之，则凡陈义已终，说事已具者，皆得谓之为章。”[2]7

释“句”。《说文》：，钩识也。……句：曲也。又钩，曲也。足见“句”与“钩”同义。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这里所谓“钩乙”，就是在语言该停顿的地方，钩划一个类似“乙”状的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标点符号。正如黄侃先生解释“章句”的“句”：“句之语原于，《说文》，钩识也。……是亦所以为识别，与同意。……声转为曲。……又转为句。《说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汉以来众儒为训诂者乃有之，此由讽诵经文，于此小，正用钩识之义。”

关于“句、读、章、言”，黄侃先生总结为：“总之，句、读、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声势，从其终竟称之则为章，从其小有停驻言之则为句、为曲、为读、为言。降后乃以称文之词义完具者为一句，结连数句为一章。或谓句读二者之分，凡语意已完为句，语意未完语气可停者为读，此说无征于古”。明确指出“章”“句”的概念古今是发生了变化。所以，吕思勉先生“章句论”称“章句之朔，则今之符号之类耳”[2]，也即此意。

总之，“章”有终止之义，“句”有停顿之义，两者都是书面语言表达的单位，都是讲句子间的停顿。从结构上说，“章”是终止、结尾的意思，“句”是打一个钩，表示停顿；从语义上说，“章”有显明义，“句"表示总体里头的一个部分，与局、曲同源。

（二） “章句”的第二种涵义，是作为汉代学者注释体例的章句。“章句”的另一个涵义是自汉代学者开始的，是古书分章析句的一种注释体式。因为“章句”由章句的最初涵义扩大到对古籍的研究。

吕思勉先生解释“章句”从其本义成为注释体式的原因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去古渐远，语法渐变；经籍之义，非复仅加符号所能明，乃不得不益之以说。类乎传注之章句，由是而兴。”[2]8此处“章句”的涵义，是指串讲句意，即汉代学者注释古书的新体式。

《后汉书》卷74《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以章句为书名，始于西汉。为了便于阅读，古人把流传下来的无句读、无章节的古书，用句读分章（此处的章，即今天的段落）加以注释，这就是从解析经文角度所说的“章句”。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辨汉师章句之体”部分分析说：“章句本专施于《诗》，其后离析众书文句者，亦有章句，《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则有《公羊》、《谷梁》章句，《左氏》尹更始章句，班固、贾逵则作《离骚经》章句。”他批评了末流的章句之体繁琐令人生厌的弊病，推崇经传保存下来章句如《毛传》、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等，他赞赏东汉之章句皆“雅畅简易”，认为西汉今文“有诸师之烦”。汉代章句，有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之分，因为师承的不同，都会为各自的学说加以辨说，所以，黄侃先生说“汉师句读经文，今古文或殊，前后师或殊，所以违异，必加辨说之辞。……故知家法有时而殊，离经彼此不异”。再加上后世的义疏、考证之作亦可谓汗牛充栋，需要加以明辨，因此，黄侃先生从章句的注释体式说明古籍在流传、保存和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复杂现象，语重心长地指出：“今谓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
陆宗达先生在黄侃先生的基础上对汉代章句作为注释体式解释得更加通俗易懂，他以毛亨的《诗经故训传》、赵岐的《孟子章句》为例，分析了章句作为注释体式的主要特点：“汉代注释家解释古书，往往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讲文章大意，他们把这种解说方法叫‘章句’，……‘章句’的体例就是串讲，串讲的作用是使文章的章节文意更加显明，句读分析更加清楚。”[3]陆宗达先生肯定毛亨《诗经诂训传》章句学的体例，并称其是章句学的典范。作为注释古书的体式，章和句的涵义这时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以赵歧的《孟子章句》为例，赵歧生于汉代末年，他的《孟子章句》是对两汉的训诂实践的一个总结，《孟子章句》按文意分章，每章有若干句，每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章旨”，概括全章旨意，相当于今天一篇文章的段意。

（三） “章句”的第三种涵义：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汉语中的字、句、章、篇是四个语言运用的单位，刘勰的《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是以字（词）、句、章、篇为研究范围，刘勰的《章句》篇“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主要突出了“章句”在“篇”中的重要地位。

黄侃先生《札记》“章句”篇的“章句”即与刘勰的“章句”是同一个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章者，明也”的涵义，黄侃先生的解释是“舍人言章者明也，此以声为训，用后起之义傅丽之也。”因为章，古韵属章纽阳韵，明古韵属明纽阳韵，此为声训，章、彰、著是同源词，都训为明义，即明显之义，所以，黄侃先生把“章者，明也”解释为声训，也就是说，黄侃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的“章”已经是指语言单位，是后起之义。

如何理解黄侃先生释此句：“句者，局也。此亦以声为训，用后起之义傅丽之也。”[4]“局”的本义是什么呢?王宁先生在《训诂与训诂学》中有《谈“局”的本义》[5]一文，对“局”进行了全面的考释。得出结论，“局”的本义是“行棋”。王宁先生考证出“局”或“曲”由“棋盘”、“行棋”之义引申而有“法则”、“规律”之义。“局”字与“句”、“区”同源。“局”引申又有“限制”义。由此可知，在《章句》中，“句者，局也”，局有局限的意思。也是指行文中间的句子的停顿。这样可以理解黄侃先生认为刘勰释“句者，局也”是用后起之义傅丽的原因，《文心雕龙·章句》的“句”是指语言单位。

二、“章句”的重要作用

在《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中，黄侃先生开宗明义阐述了章句的重要意义：“结连二字以上而成句，结连二句以上而成章，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黄先生极为肯定地指出章句在写作、阅读及从事学术研究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他批评了视章句为繁琐哲学而欲寻找工巧之途的弊病，同时，也说明写文章并非仅仅懂得章句就能代替一切，但舍弃章句，不具备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更无捷径可走；所以，黄侃先生强调：“所恶乎章句之学者，为其烦言碎辞，无当于大体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舍弃章句，亦更无趋于工巧之途。规矩以驭方员，虽刻众形，未有于规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驭事义，虽牢笼万态，未有出于章句之外者也”。章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知识、学问，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一） 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章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汉语的主要特点，其一是主要依靠虚词和词序构成句子；其二是汉语是非形态语言。由于汉语是非形态语言，因此，句中各词之间的语法规则的简易性对理解句子的意义影响较小，而难点在于理解句中各词的词义，所以古人的意识是在“小学”（文字、声韵、训诂）多下功夫以达到解释词义的目的，而不是多去研究语法；黄侃先生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汉语在客观的语言实际中，存在着造句之术，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即“共循之途辙”，但为什么古代训诂学发达而语法薄弱呢?黄侃先生给予明确的解释：“前人未暇言者，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必无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训诂之书，初无文法之作，所谓振本知末，通一万毕，非有阙略也。为文章者，虽无文法之书，而亦能暗于理合者，则以师范古书，俱之相习，能古人之文义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义者”。黄侃先生在此关注到了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书面语言的以上特点。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不靠形态变化这个手段，而是靠语义、逻辑事理、约定俗成。”[6]对于汉语来说，句子是由词组成的，首先要解释词义，才能讲明句意，章是由大大小小的句子构成，只有明确了词义，才能沟通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章总一义”[4]，“章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章句与训诂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由此可以来理解黄侃先生的“学问文章皆由章句训诂起”这句话的涵义。

（二） “章句”是古书阅读的基础。章句在阅读、研究古籍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章句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句读又是章句的基础”[7]，句读是阅读古书的基本功，是解释语言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读古文如果对文意理解不透，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句读。

要准确理解文意，要以“章句”为基础，关于古人句读的依据，黄侃先生在《章句》篇的《札记》中专列一题“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有精辟的论述，黄侃先生指出了“声气之句读”和“文法之句读”的区别：“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语言而以吟咏出之，则为诗歌。凡人语言声度不得过长，过长则不便于喉吻，虽词义未完，而词气不妨稽止，验之恒习，固有然矣。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他指出古人论句读有以音节为依据的，有以意义完备为依据的特点。关于诗歌的分句，黄侃先生认为，诗歌也是有文法的，有的诗需要几个句子才能完成一个语法结构，要顾及诗的韵律和诗的句法的标点，不能仅仅拘泥于文法，他说：“世人或拘执文法，强作分析，以为意具而后成句，意不具则为读，不悟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他举《诗经·关雎》等有韵之文批评了在欣赏和研究诗歌时局限于语法规则强作分析的不切实际的作法。他在阅读古籍中，还认识到以声气为句者，不仅见于诗歌。《札记》曰：“诗歌既然，无韵之文亦尔。”他列举了《左传》等有关文章的例子来说明；他根据文言文的特点，强调划分句子应该从两方面考虑：注意音节的停顿和句子的完整。他指出读古书时有“目治”和“口治”的不同，“学者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 

古代文献没有标点，因此，首先要断句，在辨句的方法上，黄侃先生是尊古的。他认为：“《荀子·正名》篇之释名辞辨说，盖正名之术，实通一切文章，固知析句之法，古人言之已，后有述者，莫能上也”。黄侃先生不赞成有人视《马氏文通》以“葛拉玛”（语法）之术驭中国之文是不师古，他说“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异域”，“七音”、“字母”皆来自外国，均被学者所认可，他积极评价了《马氏文通》的贡献，但他与《马氏文通》关于句子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有《陈辨句简捷之术》一节专门阐明什么叫古汉语的句子。

黄侃先生谙熟经书，对阅读古籍时明修辞对理解文意也有精辟的论述。阅读、研究古代文献时要准确理解文意和某些句子的结构，明确句子的意义和语气及古人行文中词言表达的情状，需要分析古人表达的体例，所以，明修辞也是章句的基础。黄侃先生在长期的阅读和研究古籍中，接触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认为读古书如果不明修辞，容易产生误解且难晓文意，要正确理解文意，应该通晓古书中的文句异例。

黄侃先生说：“古书文句驳荦奇亻亥者众，不悉其例，不能得其义恉，言文法者，于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顾王、俞诸君，有成书在，兹删取其要，分为五科，科有细目，举旧文以明之，皆辨审文句之事”。黄侃先生讲在语言的使用中，常有“文与恒用者殊特”的现象，他因此特别重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前人的著作中，总结归纳出5科31个条目进行辨析，其中大部分属于修辞学范围的，如“倒文”，黄侃先生列为“句中倒字、倒字叶韵、倒句、倒序”四条，都属于调整词序便于修辞表达的，词序是汉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在“变文”中的条目“用字错综”“互文见义”都属修辞学的范围，如：“互文见义”举出“《礼记·文王世子》篇：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郑曰：上言父子孙，此言兄弟，互相备也”来说明。黄侃先生认为：“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要重视古汉语的“文句异例”，文法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文言文书面语，尤其是周秦两汉的书，套用现今的语法规则去读周秦两汉的书，往往会造成对句意的误解，为此，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

（三） 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阅读、研究古籍时要从章句入手，写作时章句的安排不能忽视，古人安章造句的方法对于我们释读、深入研究古代作品同样富有启示，所以黄侃先生结合刘勰的观点谈到了安章之总术。

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强调了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关键作用。刘勰《章句》篇云：“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说文》曰：“本，木下曰本”，由草木的根，引申为事物的起始、根源。那么，刘勰在这里的“本”是指什么呢?是指“章”、“句”、“字”是本，还是“篇”是本，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做出了相反的诠释，我们暂且不论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的“本”、“末”的具体所指，但《章句》篇中刘勰的本意应该是章、字、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刘勰认为，字是句的基础，句是章的基础，章是篇的基础。篇名为“章句”，相对于“篇”和“章”而言，在《章句》篇中，“篇”、“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篇”和“章”的区别，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曾予以明晰的辨析：“以一篇所载多章皆同一义，由是谓文义首尾相应为一篇，而后世或即以章为篇，则又违其本义。”他列举了《诗经》《老子》等篇章不相混的例子，如举《诗经》中的例子说：“案《诗》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则篇章不容相混也”。其解释使人一目了然，篇、章是不同的语言单位。黄侃先生认为后世篇章相混的原因是：“自杂文猥盛，而后篇章之名相乱”。

由此看来，要“振本”，就需要研究章法，所以，刘勰《章句》在明确了字、句、章、篇的关系之后，指出“章句”的重要性，“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在实际语言的运用中，文章是以篇为单位的，篇的长短依据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内容，而章句的安排，语调的缓急问题，要根据思想感情和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定，没有一定的准则，但章句在一篇文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分章造句的要求，刘勰认为“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体”是指一个段落。每章总束一义，必须情理完整，而在一篇文章中，应该取同一义者合成一章。这在《附会》篇有更详细的论述。
对于“章句”的安排，刘勰认为：“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刘勰用“跗萼相衔”形象而生动地比喻章、句之间各有次第，自成条理，从而达到前后照应、首尾一体的效果。

刘勰强调章句要有顺序“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旨归，文笔之同致也”。指出句子忌讳文辞颠倒，安排段落贵在讲次序，这是抒情述志的要领，文、笔写作的共同要求。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专列“安章之总术”，强调了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刘勰关于“章句”的组织安排应与《熔裁》《附会》放在一起来看，再参考陆机的《文赋》，方可全面了解“安章之总术”，黄侃先生引用陆机《文赋》“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和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来说明问题。他认为，陆机的“安章之术”虽简，但包含了《附会》《熔裁》《章句》三篇的内容。陆机在《文赋》中指出安排段落时一定要防止前后矛盾、文辞内容不一致、逻辑混乱等弊端，一定要剪裁得当，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为此，陆机用了两个比喻，“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谓作文之时考练辞句之上下称两，舍之去之，在于细小之间，然后著之于文。如果经过铨衡，需要裁定，就应当以恰当与否作为准绳。

黄侃先生在《札记》中总结说：“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句必比叙，则浮词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知安章之理无殊乎造句，则章法无紊乱之虑矣。”可谓是对刘勰《章句》篇的“章句”安排之法的概括。

黄侃先生在刘勰的基础上概括出安排章句的最好方法是：“安章之术，以句比叙，义必关联为归，命意于笔先，所以立其准，删修于成后，所以期其晚。”最后达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的效果。对古人章法的学习对于我们研读古代作品大有裨益。 

三、与“章句”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 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

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是分章造句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了解古人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黄侃先生作为一位小学家，在文学上讲求学有本源，他学识渊博，又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他反复研究过《文选》，对历代文学作品均有涉猎，因此，对于诗文中的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的使用情况，比刘勰更多地涉及了文学史上典型的作品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刘勰所生活的六朝时期是骈文最繁盛的时期，骈文由成熟而日臻完美，其句型逐渐归于以四六为主的范式，讲求辞藻、声律、对偶、用典。《文心雕龙》是骈体文，并且偶对工整、文辞精练，后世无人不认同其为骈文典范，刘勰用骈文来写作不仅仅是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也和汉语的特点和民族习惯有关。在《章句》篇中，刘勰主张四六句式“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在这里，“无常”与“有条”相偶。刘勰强调四字句紧密而不急促，六字句较长但并不松弛，有时可变成三字句或五字句，那是要根据需要权衡采用，此段论述成为学者推断梁时文字已多用四六的依据之一。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四六》“考《文心雕龙·章句篇》有云：‘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则梁时文笔已多用四字、六字矣。”[8]足见刘勰《章句》篇的影响。有韵之文，句的字数，刘勰论析了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产生的时代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认为诗人的情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各种字数不同的诗篇也就应运而生。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认为刘勰关于句中字数的论述，是兼有文笔两种文体，无韵之文，一般没有固定的字数，而刘勰强调四六字，是拘于当时流行的骈文的文体特点。黄侃先生对刻意出新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反对“四六句式”以“古文”自居的极端作法并不可取：“自四六体成，反之者变为古文，有意参差其句法，于是句读之长，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讥四六也”。并举曾巩《南齐书序》作为无韵之文的例子，欧阳修《祭尹师鲁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作为有韵之文的例子，说明其句法的奇长不足称赞。黄侃先生认为句法的长短取其“声气”：“夫文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拘执四六者固非，有意为长句者亦未足范也”。最后，黄侃先生指出刘勰关于诗歌“句中字数”是有依据的，源于《文章流别论》“若夫有韵之文，句中字数，则彦和此篇所说，大要本于挚虞”。

关于句末用韵。韵是诗词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适当的韵脚，将使诗歌紧凑和谐、声情并茂。对于诗赋用韵，刘勰《章句》的观点是：换韵的目的是为了调节辞气、避免单调，“若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用了两个韵就转韵，刘歆、桓谭的赋，用了一百句还是不转韵，也是各有各的用意。刘勰主张用韵和转韵应当折中，“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两韵一转，显得急促，百句不转，念起来会感到疲劳，折中用韵，能够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出毛病。纪昀在《文心雕龙辑注》中曾称赞刘勰此段论押韵特精。

陆机的《文赋》在研究创作时，已经认识到音韵的美，“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无常，固崎錡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若没有掌握用韵规律，写出的文章便会声律不齐、有劳唇吻。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也谈到句中调和音节的重要性，“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奚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在此刘勰提倡“折之中和”，但究竟以几韵几句为宜，他并没有说明，范文澜先生在给《文心雕龙·章句》作注时，据《章句》篇中所提到的魏武、陆云论赋的线索和具体作品多方考证，得出结论，推知“彦和所谓折之中和，是四韵乃转也。”[9]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十分赞成刘勰对于句末用韵的探讨：“其云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者，盖以四句一转则太骤，百句不迁则太繁，因宜适变，随时迁移，使口吻调利，声调均停，斯则至精之论也”。但他进一步指出，韵脚贵在调剂，不能千篇一律，这些关于音律配合的探索和见解，对于研究汉语的特点和研究作品的语言表达效果有重要作用。

（二） 虚词在章句中的作用

既然汉语主要依靠词序和虚词构成句子，巧妙地运用虚词，可以使句子更加连贯照应，文章的组织更加严密。吴讷《文章辨体》引《诸儒总论作文法》“诗文助辞”对“语助”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10]1283刘勰当时已经认识到了虚词的重要性：“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刘勰强调，善于运用虚字，将使数句之外用上一个虚字就会得到助益。如果虚词运用不当，就会造成“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因此，虚词在黄侃先生的“章句”论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勰在《章句》篇的最后论述了虚词及其虚词的用法，刘勰首先总结了《诗经》和《楚辞》用“兮”字的特点，是在句中加入“兮”字，作为“语助余声”，但对于文意没有什么帮助。刘勰从虚词的语法功能和句中位置出发，把虚词分为“发端之首唱”“劄句之旧体”“送末之常科”三类，这是刘勰对虚词研究的巨大贡献。

《文心雕龙·章句》虚词观及对后世虚词研究的发展有启发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刘知几的《史通》基本沿用刘勰的观点，《史通·浮词》“夫人枢机之发，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10]1284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列“虚字”为“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和《文心雕龙·章句》的分类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建忠在给“介字”、“连字”、“助字”下定义时，曾一再提到《文心雕龙·章句》，很明显，汲取了刘勰的观点。

骈文作为骈四俪六的文章，注重对偶，往往用实词砌成整句，文气易滞，所以刘勰给予虚词以恰当的评价，强调虚词的妙用，显示出了他的真知灼见，如孙德谦所言《六朝丽指·论虚字》：“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9]1287黄侃先生对刘勰关于虚词的认识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虚词的认识，他探讨了虚词的来源，批评了“语词”（指虚词）多无本字的观点，“夫言语词无本字，则不知义之所出；言语辞无实义，则不知义之所施”。所以，他依据《说文》及有关传注之言，参阅王念孙、王引之及俞樾等书，对67个虚词进行了考证和诠释，他打破了对虚词进行孤立研究的传统方法，他不仅看到了不同类虚词的区别，也注意到了虚词之间的联系，指出：“凡古籍常用之词，类多通假，惟声音转化无定，如得其经脉，则秩序不乱，非夫拘滞于常文者所能悟解也。”他列举了五条关于文言虚词的研究意见，值得我们在虚词研究和阅读古籍时注意。

尽管“文学”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带有不确定性，从最初广义的文学含义即文章和博学，到专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再至文学的现代含义，“文学是一种语言性的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11]。但文学对语言有着休戚与共的依赖关系，语言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也有必要从“文本”出发，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出发，以“章句”即有关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技能为根本，做出尽可能接近古人原意的解释，或以此为基础阐发，以避免空疏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