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文，是一种用来议事说理或陈述意见的文体，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
广义的论体文包含的种类较多，诸如论、说、解、辨、原、议、释等均含其中。《文心雕龙·论说》云：“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春觉斋论文·流别传》云：“论之为体，包括弥广。议政，议战，议刑，可以抒己所见，陈其得失利病，虽名为议，实论体也。释经文，辨家法，争同异，虽名为传注之体，亦在可出以议论。至于正史传后，原有赞评之格，述赞非论，仍寓褒贬，既名为评，亦正取其评论得失，仍论体也，不过名称略异而已。且唐宋人之赠序、送序中语，何者非论？特语稍敛抑，而文集诗集之序，虽近记事，而一涉诗文利弊，议论复因而发。欧公至于记山水厅壁之文，亦在加以凭吊，凭吊古昔，何以无言？有言即论。故曰，论之为体广也。”如此理解，凡有论者皆为论体文，其范围确实广矣，反而易隐没其根本特征。故刘勰又指出：“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可见，诸体虽“宗论”，实又有“区分”，各具其独特之处。宋代张宝臣《珊瑚钩诗话》亦具体区分了各种论体文之间的不同特征：“言其伦而析之者，‘论’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议’也；别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说’也。”所以，狭义的论体文只专指“论”之一体，不包括其他诸体。
古人对文体十分重视。《墨子》云：“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诸儒总论作文法》引倪思语云：“文章以体制为先”。文体之重要，是因为一定的作品都有一定的体制格式，有一定的规范要求。徐师曾《文章明辨序》云：“夫文章之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为堂必敞，为室必奥，为台必四方而高，为楼必狭而修曲……夫固各有当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易为之，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文体各有其具体的规定性，作家创作要遵守文体的自身规律，否则，诗不类诗，文不类文，终会“见笑于识者”。论体文作为一种文体，自有其自身特征，现简而述之。
其一，研精一理。汉代王充已较早地认识到论体文“应理”的特征。他在《论衡·超奇篇》云：“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发于心，其实一也。”他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论体文“应理”之重要。曹丕《典论·论文》则直接点出“书论宜理”，李充《翰林论》亦云：“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这些论述尚极为简略。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指出：“论也者，弥纶群经。而研精一理者也。”嗣后，萧统《文选序》复云：“论则析理精微”，皆源出一脉。可见，论体文有别于其余诸体，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宜理”。这与“诗缘情”“赋体物”是极不相同的。
优秀的论体文其理必“师心独见”。魏禧有“三不必，二不可”之谈，很有见地，亦为经验之谈。“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巧文深刻，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异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作论须先去此数病，然后乃议文章耳。”作为一个有个性、独创性和体性的人，作论是为了为自己立言，所有应发前人所未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能力，优势和特长。曹丕指出文章之所以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功效，就在于文章的“师心独见”，非如此则不过是昙花一现，甚至是杂草一堆。
其二，锋颖精密。论体文之精密，一方面表现在论者思维的精密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体的精密上，包括论证、分析、推理以及语言的逻辑上都要无懈可击。再推下去，精密还包括论点与论据的符合，思与言的统一，论者情与理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等诸多方面。刘勰指出，要达到精密的要求，还必须注意“心与理合”、“辞共心密”：其文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贤义虽巧，而检迹如妄。”
清人梁章钜引李光地的话曰：“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析到地，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围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则是从作论的角度谈了论体文精密之重要。
其三，理辞相谐。做文章当“贵其存道”，而忌“浮辞谈说”，论体文尤其如此。陈亮云：“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
刘熙载《艺概·文概》曰：“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皆主张论体文以理胜而不以辞胜。然而，论体文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文采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凸显其审美价值和文学特质。应瑒曰：“陈平敏对，叔孙据书，言辨国典，辞定皇居，然后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曹植亦曰：“辨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对论体文的文采表示了肯定和提倡。晋陆机在《文赋》中则以论体文的外在表现作为立论的切入点，认为“论精微而朗畅”，优秀的论体文应呈现给读者或深刻明白、情理通畅，或纵横捭阖、锋颖毕露的整体感。不惟如此，陆机还谓裴頠《贵无论》、《崇有论》二论“文辞精富”，竭力称赞其形式美。
当然，文无定式，理胜还是辞胜，不可一概而论，诚如刘勰所云：“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葛洪亦云：“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剖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闲涩有主宾，妍蚩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不管风格多么迥乎异趣，凡“思想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的作品，皆为上乘佳作。
其四，情理相生。服之以理，须同时动之以情。陆机《文赋》云：“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颐，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状，思己己其若抽。”情滞则理伏，有理而无情则显得干瘪死板，无气势神采。黄宗羲对此深有体会，云：“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当代学者朱光潜谈论体文的特征时，明确反对所谓“零度风格”，即只是说理，毫不动情。其实，作论如真处于“不得已’，就已动情，必在说理中流露出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云：“情与气偕，辞共体并”，可见强烈的情感会增加文章气势。
总之，论体文内容上要“研精一理”，论证上要“锋颖精密”，语言要“理辞相谐”，表达要“情理相生”。当然，并非所有的论体文都具备这些特征，毕竟因论者的个性禀赋不同，其文自然各具风貌，这里不过是概括论体文作为一种文体所具备的共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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