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是不重视小说的，在文化上贬低它，在道德上厌恶它，在艺术上忽视它。然而，明清之际，小说及其思想意识已然突破以往的文化界限，渗入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与行为之中，成为一种堪与儒、释、道相比肩的主体性的文化力量。为推动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以李贽、金圣叹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家，殚精竭虑，其功甚伟。①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展开，决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对其发生的文化空间予以阐释。
江南的都市化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雷威安（andrelevy）指出，起源于口头叙述艺术的中国小说，具有“无可否认的城市特性”;通俗小说的勃兴与城市的产生、市民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与整个都市文化的繁荣紧密相连②。我们注意到，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首先出现在以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繁荣著称的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总是受制于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历史的地缘问题颇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
自明中叶以后，在工商业显著发展的大城市中，江南的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许多城市，成了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这些商业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城市的带动下，农村出现了不少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市镇。明弘治《吴江县志》云:“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③明董斯张《吴兴备志》亦云:“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其处一十有七。”④据统计，有明一代，江南市镇数达316个，清代增至459个，⑤这是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依据都市化的一般规律，一个区域之内的都市化水平，与该区域的人口密度、粮食供应等密不可分。这些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附近及邻近各县，它们迅速成为数千乃至万户人口的大市镇，由此可以想见这地区商业化与都市化程度之高。苏州等江南地区的都市化进程，以众多的市镇而不是以大都市为特征，这迥异于欧洲的都市化进程。其中缘由大致有二，其一，苏州等中心城市的商业以消费性商业为主，手工业生产仍是以零散的小生产为主，其工商业难以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作为工商业城市，它们已达到了或已接近了传统工商城市发展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二，众多市镇的产生和分布模式，与这一地区的手工业生产结构有关。在欧洲，城市是手工业的中心，也是商业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意味着城市的同步发展;而在中国，即便是苏州等发达地区，农村仍是手工业的主要基础，即使是像丝织业这样必须有较高专门技术的行业，也与农村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因此，环绕这些城市形成了数目众多、规模不大的市镇群体。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并不完全意味着市镇工商的同步发展，有时仅仅只意味着市镇商业的发展。⑥不过，正如台湾学者刘石吉所指出的:“在江南的村庄市镇地区，都市化正伴随着商业化的步调而方兴未艾。这些市镇的发展，反映了近代新兴的商业资本势力。”⑦这些以商业机能为主的市镇之间，间距很短，交通便利;它们有效地疏通与缩短了文化传播渠道，促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认同，而使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形态上都自成一体，市民社会得以兴起。
随着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交换日益活跃，形成一种互通有无、相需相成的整合经济体系。“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⑧。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商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商人们奢靡矜夸的生活作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礼乐教化和等级秩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使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不为明冠明服，务为唐巾晋巾，金玉其相，锦绣其饰，扬扬闾里”⑨;“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衤夸。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10]。城市文化的兴起给历史进程引入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因素，人们竞相追求新事物，新时尚，新感觉，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文艺作品的世俗化、通俗化、商品化，并逐渐瓦解了雅/俗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则是这一现实的必然结果。如，“前七子”的代表李梦阳称自己的诗并非真诗，“真诗乃在民间”[11]。袁宏道断定:“今之诗（指文人诗——引者注）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12]苏州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力主文学应“谐于里耳”，他标榜自己编定的通俗小说为“明言”、“通言”、“恒言”，自信它们“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13]。这些作品描叙普通市井人物的世俗生活，是市民社会的一幅幅风情画卷，而备受市民社会的欢迎，“小说演义，家弦户诵”[14]。当文艺转化为商品之后，与艺术家发生直接联系的不再是宫廷，而是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读者，这使得艺术家得以在经济上，进而在思想、政治上独立自主，不必依附权贵、仰人鼻息，而是注重文艺的自律性，追求和表现艺术个性、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艺术家走向市场，体现了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文人自我价值观的追求和实现。如，唐寅以卖画为生，自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把酒对月歌》）;“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自笑》）。冯梦龙也经商，他自己就是一个刻书家，他的通俗小说成了市民社会的畅销书。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谈到该书“因贾人之请”，而“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编刊而成。即空道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称，《二刻拍案惊奇》“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极为畅销。……文艺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商品生产，成为一种有偿的商业性行为。此情状正如叶盛所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方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人尤所酷好。……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披波助澜者，亦有之矣。”[15]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于嘉靖年间，自万历二十年（1592）后，特别是在天启、崇祯年间，更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明朝灭亡时，刊印的通俗小说约有150余种。[16]显然，通俗小说兴起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公众阅读兴趣异常突出而且不断增长的时代。这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作为最富有城市特性的文化现象，白话小说的兴盛主要是适应了十七世纪中国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和都市社会的需要，适应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17]文艺的通俗化、商品化，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体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渴望表达自己的文化趣味、谋求话语权力的努力。从有钱的富户巨室，到有闲的平民阶层，都需要诗文书画;他们或用以装点门面，或用以附庸风雅，或用以休闲赏玩，或用以树碑立传……这都是一种文化消费，商业性都市文化孕育的艺术家成了市民阶层权利意欲的表达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工商业的长足发展使江南取代京师成了风尚的中心;其中，“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18]。据统计，明清时期，苏州共有会馆48所，其中27所由商人出资兴建，21所为官商合建。[19]苏州商业贸易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时人对于苏州文人雅士的崇拜，使苏州操控了雅与俗的解释权，引导着人们的消费时尚。王士性《广志绎》指出:“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已皆尚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20]如，兴起于苏州的昆曲，很快就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全国性剧种，无论是都会乡村，雅士俗夫，莫不以此为风雅;又如，苏州的服装款式，也是全国竞相摹仿的时尚，以至在晚明，形成了一个所谓“苏意”的新概念。可见，苏州这座艺术和商业同步发展的大都市，不仅是制造供应出口国内市场所需丝、棉的主要产区，而且，还创造着消费的文化品味，影响着消费潮流。苏州的文学、音乐、戏剧、书法、绘画等在全国深具影响力，其中缘由就在于苏州文化消费的巨大辐射力。当然，苏州成了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不应和着“地理决定论”之说。人文的主导因素，即如何面对历史地缘所提供的条件，以及处置与反应是否得当，会有着全然不同的结果。这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金陵怀古》诗中之句曰:“兴废出人事，山川空地形。”江南成为小说“经典化”的历史地缘，除了江南的都市化进程外，与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士人的分化和参与、印刷文化等也紧密相关。
文化的“突破”
历史地看，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时期都是过渡阶段，其间，联系着两个性质悬殊时代的中间一段，如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晚明（或称“明清之际”），与晚清等，则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突破”的时期。何谓“突破”?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就“突破”一词作过如下解释:“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21]在余氏看来，历史上重大的文化“突破”，往往以一个“崩坏”的阶段为之先导，文化“突破”现象是衡量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那么，“晚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近人嵇文甫先生对此有一个生动的精辟描述:“（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是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了现实主义的曙光。”[22]作为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晚明”大体是十六世纪的下半期和十七世纪的上半期之间;其时间上限，或以嘉靖中期始，或以万历元年始，史学界暂无定论。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到它的“过渡”性，那么，古人的看法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极有参考意义的。《明史》云:“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3]在嘉、隆以前，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此后王阳明心学影响则后来居上，这是从理学与心学在士人中所占的位置而言的。这种理解充分注意到了思想史的转型事实，不无启示意义。有学者以官方对心学的认可时间，作为判定理学与心学之间学术影响力发生转化的标志，而以隆庆年间为晚明的起点。[24]这既与《明史》作者以嘉、隆为界的本意相符，亦与文化研究的“突破”理论相契合。
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王纲解纽，为通俗小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文化空间。明中叶后，政治百病缠身，大凡历史上所能找到的专制政治的弊端，无所不具。如帝王骄奢淫逸，宦官擅政，政以贿成，争权夺利，加之矿监税使，民众抗争，还有后金的崛起等等，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有学者就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5]这是一个礼乐政治“崩坏”的时期，政治的晦暗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痛，却为文学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们注意到，明季统治者在政治上十分腐败，在文化上却没有采取极端的专制主义。对于通俗文艺，统治阶级自己也很喜欢，如明宪宗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明武宗还是小说《金统残唐记》的热心读者，万历皇帝耽视小说，以至时人批评曰:“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26]官方对“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也准刊行、演出，无意中充当了小说倡导者的角色。司礼监经厂首先刊印《三国演义》，武定侯郭勋与都察院于嘉靖年间分别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南京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之一——也刊印了一部《三国演义》。天都外臣即兵部侍郎汪道昆说，《水浒传》自郭勋刻印后，“自此版者渐多”，“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27]。上行下效，嘉靖以后，官员文士阅读收藏小说，蔚然成风。憨憨子《绣榻野史序》称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我们知道，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感情的一种形式，随着消遣娱乐成了一种追求，“文学失去了神圣的、神秘的色彩，它不再为自我欺骗服务（有别于讲经），而是成了纯粹的毫无掩饰的‘虚构物’，对这种虚构物，人们可以发生兴趣，但不必相信”[28]。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关小说、戏曲的禁令，明朝中央法令12条，地方法令7条;而清朝中央法令多达106条，地方法令也有73条;明朝所禁书目仅《剪灯新话》、《水浒传》两种，而清朝所禁书目可多了:道光时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达120种，同治时江苏巡抚增至300种。联系明中叶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对其文网之宽松便不难理解了。
其二，儒学的转向，即心学的兴起，及其所开启的文化通俗化的潮流。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大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9]，强调“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30]。明成祖时特命儒臣胡广纂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颁行天下，为士子求学、出仕的必读教科书。“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知须躬行”[31]。程朱理学在明初一统天下，维系着貌似安全统一实则呆板僵化的文化秩序。明中叶以降，心学兴起，它以心为良知，既将主体作为道德的根源，又看作一切价值的赋予者，主张做人当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必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心学发端于陈献章，大张于王阳明。王阳明反对程、朱将“理”与“心”分开的思想，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倡导“致良知”。隆庆年间，王氏之恤典被追补，心学初步得到朝廷的承认而广为传布，严重动摇了朱子的权威地位。嘉靖时，以王艮所传衍的“泰州学派”，以及以王畿为代表的“王学左派”，阐发了王阳明对抗程朱理学的思想，倡导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异端”学说。如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32]，注重良知于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其后，李贽远绍王阳明，近承何心隐，更是主张自然人性论和个性解放，极力批判理学的尊孔、道统、拘守名教和歧视妇女等思想，宣扬商品经济的利益原则。他不仅提出“天下尽市道之交”，还认为这种“市道之交”是合乎道德的，即便是圣人君子也有势利之心;趋利避害，追求个人享受，是人生合理的需要。[33]李贽斥责程朱理学信徒为伪道学，认为经典并非真理的来源，而是可以质疑的文献。李贽将“良知”推向了极端，以“童心”为人之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之最高标准，提倡以“人”为本，以“己”为本，毫不妥协地捍卫着理性的自主性。万历十二年（1585），王阳明被诏命从祀于文庙，标示着王学被认可为正宗，从此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余英时先生指出:“与朱子反复向皇帝陈说‘正心、诚意’不同，阳明说教的对象根本不是朝廷而是社会。他撇开了政治，转而向社会去为儒学开拓新的空间，因此替当时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既新鲜又安全的思想出路。专制君主要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现在阳明却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而良知则是人人都具有的。这样一来，他便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一个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这是阳明学说能够流行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外缘。”[34]而且，“‘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35]儒学的通俗化、社会化深刻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俗文学的兴起便与心学的兴起过程相重合。
江南的都市化，历史的“断裂”，以及文化的“突破”，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构成一种自然生成的因果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士人的分化和积极参与，也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士人的分化和参与
自宋元到明清的发展，江南人才辈出，学术文化历久不衰，形成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浙人文渊薮。据《明史》儒林、文苑传，全国著名儒生，80％以上在南方地区，尤以江、浙、赣为主，三地的文士儒生占南方的783％，全国的667％。明中叶以降，南方的阳明学尤盛，分布极广。学术昌盛，私人藏书之风勃兴，藏书家尤以江浙为多。江南学术与学风之盛，造就了大批的士人。
万历以来，由于政治黑暗，威权式微，社会动荡的刺激，士人结社成为风尚。结社目的从谈诗论文，趋向风评政治社会，士人开始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付出了血腥的代价之后，随着江南的都市化与文化通俗化，传统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既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天启后，尊崇性情的士风盛极一时，士人的“治平理想”置换而为“俗世情怀”。这使得士人内部发生了分化，士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表现在一部分士人“弃儒就商”，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追求出现“世俗化”倾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36]另一方面则是商人的“儒意”，即商人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儒与商、士人与市民文化的揉为一体，有力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人阶层。
从传统中游离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与围绕宫廷的士大夫官僚不同，他们多属在野知识分子;他们结社讲学、臧否人物，崇尚标新立异，独抒己见，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形成了与朝廷正统观念相抗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文化势力，而担当起了该时期文化发展的重任。据《明史》载:“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37]有明一代的书院，嘉靖年间占3713％，万历年间占2271％;从其空间分布看，长江流域646所，珠江流域364所，黄河流域229所。[38]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书院是孕育和流播非官方学术思想的温床，它们为非体制内的士人群体提供了活动的场域，并在客观上与官府形成了对抗之势，江南书院成了吸纳各种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场所。由于有了商贾的大力支持，书院盛极一时，广布江南，大幅度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书院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成了通俗小说的读者;而“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未有不读小说者”[39]，“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40]，“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41]。正是以一批私塾——“书院”为基地，才形成了所谓的“阳明学派”，当中受激进学风影响的“王学左派”，成了在野知识分子的典型。如上所论，由他们引发了儒学话语的转向。从此，激越的个人主义批评精神复兴了，试图恢复人类世俗生活尊严的学说取代了超越性的“理”的哲学，传统经典的地位分崩离析。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行为，对于寄托于旧的权威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继李贽之后，汤显祖、公安三袁、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追随时代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慕奇好异”，形成了明末清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它推动着士人去亲近民间文学，亲近小说、戏曲，嘉靖以后小说的繁荣得益于王学不少。
在野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批被称为“隐士”的“才子”，他们与书院出身的人不同，他们一面批判当代社会，一面创造着自由的“才子文化”。如吴中的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包括金圣叹在内，都是这群“自由人”的代表。他们不受旧权威的约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走向市场，放情竭意，受到民众的喝彩。此外，还有一批以不同于“隐士”的方式跟现实对抗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当时全体知识分子当中，最接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些汲取宋、元话本、戏曲作家养份的知识分子，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多为科场与官场的失意者，无缘挤进封建统治者的队伍，不得不以怀才不遇告终。这就是所谓“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42]。他们流落民间，与娼妓艺人为伍，借小说、戏曲的创作抒写怀抱，倾吐自己的心声和哀乐，而在市民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境界，文人士大夫这样的“市民发现”是晚明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明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中提到王世贞与詹景凤的一段对话，相当耐人寻味:“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宫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从王、詹二人的谐谑中，我们看到了明清之际文人与商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拥有文化资本的苏州文人，与拥有财富和市场的商人，彼此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种“士商互动”，正是晚明社会文化通俗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明代通俗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
这些从传统士人中分化出来的在野知识分子，或弃官不为，或不应科举、绝意仕进，反抗着生员出身的士大夫官僚统治;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明显接近一般民众的思想意识。与鄙薄“经史”之类“雅”文化的态度相反，他们极其欣赏曾被视为“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小说、戏曲等。对于小说价值的认识，冯梦龙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书人当场描写，可喜可谔，可悲可泣，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盄，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43]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小说“君子不为”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正德、嘉靖朝时，肯定小说者人数并不太多;到天启、崇祯朝时，肯定与赞赏小说则已是较为普遍的舆论。有人统计，明中后期文言小说有二百余部作品，在165名作者中，有进士76人（含状元2人）、举人19人，即举人以上功名者占58％;已查明官职的有97人（其中尚书7人，侍郎8人），占59％。与通俗小说有关的66名作者中，则有进士40人，举人6人，即举人以上功名者占70％，有官职者50人，占76％。[44]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绽开出鲜艳的花朵，是文人士大夫精心参与和培育的结果。
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读者，而且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的“水浒”热潮。正、嘉年间，文征明已喜听人说《水浒》。李开先以《水浒》比《史记》，认为“《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45]胡应麟对《水浒传》谈了当时的代表性见解:“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闻有好之者，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46]胡氏以雅赏俗，看到了小说“超出语言之外”的“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他的欣赏方式将叙事艺术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李贽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将它与《史记》、杜甫集、苏轼集并举，主张一切有识之士都要阅读[47];李贽还为《水浒传》作了详细的评点，以表现自己的击赏之情。袁宏道附和李贽，称《水浒传》为“畅心之书”，说它比《十三经》、《二十一史》还明白晓畅，甚至连《六经》与《史记》都相形见绌:“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传》，文字益奇变。读《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48]汪道昆、张凤翼、钟惺等人，都相继为《水浒传》作过序。继李贽之后，金圣叹的评点更是高度充分肯定了小说的地位，他在《水浒传·序三》声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金圣叹还在理论观念和评价标准方面，把通俗叙事艺术上升到了与《庄子》、《史记》等最高水准的经典艺术作品的水平。李贽、金圣叹等人都是当时思想界、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水浒传》的读者人数日益扩大:“其书上自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邑，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49]据胡应麟载，“一巨公案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50]。《水浒传》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中后期出现“水浒”热的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水浒传》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水浒传》的源头为宋人说话四家中的“小说”，其语言风格基本上是纯粹的白话，描写艺术高超，结构上秩序井然，浑然一体。其次，《水浒传》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其情节、人物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反思社会的工具，勾勒出了使读者和批评家产生共识的、有关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换言之，人们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尤其是那些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往往能够从中发现某种当代所需要的东西，而与作品发生共鸣。如汪道昆（天都外臣）就指出，《水浒传》在叙事之外，反映的生活广阔丰富，人物描写生动细腻，特别是小说揭示了是非颠倒、愚智倒置的社会现实。[51]张凤翼《水浒传序》云:“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当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贯，非俅即勉，……盗莫大于斯矣。宋江辈逋逃于城旦，渊薮于山泽，……建旗鼓而攻之，……斯人也，果为寇者也，御寇者也?”[52]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亦云:“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贤而尽归纳之水浒矣。”[53]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为被压抑的人才的反抗作辩护，为是非贤愚的颠倒鸣不平。此外，人们还从《水浒传》中感受到真性情的人，他们毫不讳言自己的物质欲望，无机心，敢怒敢笑，任天而行，不计较个人得失，济困扶危等等。这些都是人们与《水浒传》的会心之处。明清之际，不仅在民众中出现了学习水浒英雄的起义者，在士大夫之中也出现一批标榜任性而行并以儒侠自命的人物，如何心隐、李贽、汤显祖等。僧人中也出现“侠僧”，如真可等，他们都无疑受到了“水浒”热潮的影响。至于那些歌颂豪侠人物、草莽英雄的小说（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后水浒传》等）、戏曲（如《宝剑记》、《义侠记》、《偷甲记》、《红拂记》、《窃符记》、《红线》、《紫钗记》、《玉合记》、《昆仑奴》等）更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刺激和启发。
“水浒”热的出现表明，自问世二百多年后，《水浒传》经受住了时间的筛选，人们已基本认可其在小说中的崇高地位，而为小说由边缘走向中心的“经典化”，准备了较为充分的舆论空间。
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
小说是一种“商品化”色彩极其浓厚的文体样式，它的“经典化”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小说要产生与作品本身相称的社会影响，离不开印刷成书这一中介环节。物质载体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尽管许多现代批评家已然意识到，艺术的“生产工具”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由于他们过分重视了印刷术的技术价值，而相对忽视了这一媒介的文化影响力。
所谓传播媒介，指人们用来传送和接受符号的中介物。不同的媒介影响着人们的意义取向和共约性的形成。明嘉靖年间，江南丹徒县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后来又出现套色、木版画、铜活字及旧版本翻刻等工艺。由于雕版便于保存，可反复使用，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明代出版各种书籍，多采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技术达到了巅峰。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益精致，明代的印刷文化走向了繁荣。明人陆容扼要概括了明初至中叶时印刷业的发展情况:“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54]明初印刷业尚不发达，通俗小说以抄本流传。洪武元年“诏除书籍税”[55]，想刺激印刷业的发展。可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又规定与限制书籍的出版，以至“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印刷业较快发展始于成化年间，但出现了“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的现象。陆氏所谓的“无益”、“可厌”者，主要指两类书籍:其一是时文。当时杭州通判沈澄因刻了一部时文而“甚获重利”，于是各书坊纷纷仿效，到各私塾去挑选秀才或童生所作的时文，每篇给二至三文钱的报酬，然后汇编出版;后来，又发展到刻印各省的试题汇编[56]。其二是话本与唱本，如一度被禁毁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还有不少话本与曲词的单行本等。当时的故事书中，有许多是据宋元时的话本或唱本翻刻，也有不少是明人的新作。据嘉靖晁?的《宝文堂书目》、清初钱曾的《述古堂书目》等可知，嘉靖前流行的小说故事书，多为数千字左右的、以一则故事为单元的话本单行本;它们篇幅短小，价格低廉，内容为读者所欢迎，而形成售多利速的局面，这为阅读市场的形成、通俗文学观念的转化等作好了准备。通俗小说重新起步于嘉靖年间，自万历二十年（1592）后，特别是在天启、崇祯两朝，出版行业已经较为成熟，商业化程度较高。通俗小说的发展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加是在万历年间，其作品总数是前者的十倍。到明朝灭亡时，所刊印行世的小说约有一百五十余种。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印刷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私刻、坊刻的书迅猛增长。叶德辉《书林清话》载:“王尊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殆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尊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57]王、唐名属“嘉靖八才子”之列，作为“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能入其眼的书籍并不多，难怪他们会辛辣地讽刺滥刻书稿的现象。从他们的不满中可以看出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在江南，刻书印刷业最为发达，出现了专门经营搜书、刻书、贩书等一体联营的成规模的企业。当时刻书分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诗文，坊刻则无所限制，书商翻刻了大量娱乐性书籍，从中牟利。
明中叶至清初，士人不仅参与小说的创作，还积极参与了小说的传播过程。有的直接受雇于书坊，为其编撰、校订小说。如邓志谟是个多产的作家，在建阳书坊担任塾师，同时担任编辑工作，长达二十余年。有的则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独立担当小说的刊刻、售赁。如，凌蒙初既搞小说、戏曲的创作，又兼营刻书业。谢肇膌说:“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58]士人的身份由儒士转为书坊主，这正是社会文化通俗化的重要体现。随着刻书业和纸张业在明末的迅猛发展，苏州、常熟、杭州、松江、无锡等城市成了图书收藏的中心。极负盛名者，有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宁波范钦的天一阁，苏州孙宗濂的上善堂等。藏书家们除大力收藏图书外，还从事大型的出版活动。如汲古阁的刻书业，据清初学者朱彝尊《严孺人墓志铭》，常熟汲古阁的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自毛晋刊刻图书以来，出版就成为著名私人藏书家的重要活动。这些职业出版家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建阳、苏州、南京、徽州、扬州等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59]所谓“三方”，即苏州、杭州和建阳。通过书贾的贩运，大量的书籍从印刷中心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又云:“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60]自南宋以来直至万历前期，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的刻书中心，而不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浙地区，除了归功于其竹纸技术的发达，以及廉价竹纸在小说刊刻中的普遍应用，还与书坊主（如熊大木、余邵鱼与余象斗等人）对通俗小说创作领域的主宰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福建自然就成了创作与刻书的中心。据嘉靖年间《建阳县志》载，当时该县的崇化里（今书坊乡与麻沙镇一带）“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赞赏或支持，甚至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加上市民阶层的力量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最为强大，创作和出版中心便渐渐转移了。万历后期，问世于江浙的通俗小说数量已渐渐超出福建。到天启、崇祯朝时，则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清初王士?在《居易录》里写道:“今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本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明末，一些著名的木刻师云集苏州，苏州的印书质量位居全国前列，成了江南重要的小说、戏剧出版中心。由藏书家、出版家和书商所组成的文化传播网络，对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促进小说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据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著录，明代刻书多达12000多种，没有发达的印刷文化是不可能的。
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共享。印刷媒介大规模地以低廉的代价复制信息，突破了时空局限，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力。与口传文化、书写文化相比较，印刷文化有着明显的优点:其一，它使小说成为一种大批量生产、形式统一、可反复使用的商品，刺激了小说的流通和商品化，扩大了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其二，这种“复制”性的生产打破了官府对于书写材料和著述权的垄断，取缔了传统文学的特权、神秘和高高在上的姿态，把书籍这种“高雅”的款式下放到了普通民众之间，创造出了一个超越地域性和社会阶层的共同话语与实践空间。此外，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冲动。从此，著述开始走向了私人化和自由化，渐渐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小说广泛流传，大量地记录、交流和散布新的思想，在社会形成了广大的读者群，推动了小说的真正社会化、公共化，有意无意地形塑着读者的趣味、欣赏习惯、文化生活模式乃至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显然，明代的印刷文化成了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之一。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展开，决非偶然的历史产物，而是诸多因素相互配合，朝着一个方向推移的必然结果。随着江南的都市化与文化的通俗化，士人的分化和参与，以及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使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包括经典/非经典、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雅/俗等等，都逐渐瓦解了，曾经遭传统批评家所摈弃的经典文学作品之外的通俗小说，地位渐受提高和肯定。正是在这种文学环境下，以《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与时代盛行的价值观相互呼应，逐渐填补了既有经典文本丧失其持久性传统价值后，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空间——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的历史时刻业已来临。
①参阅拙文《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以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为个案》，《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②[17]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第76页。
③弘治《吴江县志》卷二，明曹一麟修，嘉靖元年（1522）刻本。
④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四。
⑤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
⑥参阅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6—289页。
⑦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⑧《李长卿集》卷一。
⑨沈朝阳:《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卷六。
[10]山东《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11]阳:《诗集自序》。
[12]宏道:《叙小修诗》。
[13]梦龙:《醒世恒言序》。
[14]治:《得一录》卷一一。
[15]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214页。
[16][44]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37页，第542—543页。
[18]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嘉应会馆碑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晓萍:《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北方论坛》1998年第1期。
[20]士性:《广志绎》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
[21][35]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第516页。
[22]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3]明史·儒林一》。
[24]阅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93—494页。
[25]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246页。
[26]銮:《五石瓠》卷六。
[27][51]天都外臣:《水浒传序》。
[28]诺德·豪泽尔:《文学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29]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
[30]溥:《闲中今古录摘抄》，丛书集成初编本。
[31]明史·薛蠧传》。
[32]艮:《王心斋全集》卷四《杂著·明哲保身论》。
[33]贽:《续焚书》卷二《论交难》。
[3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36]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
[37]皇清文颖》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38]元晖等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39]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一四，上海大同译书局刊。
[40][41]引自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页，第142页。
[42]冠和尚:《泡影录弁言》，小说林社，1906年。
[43]梦龙:《古今小说序》。
[45]开先:《一笑散·时调》。
[46][5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
[47][53]李贽:《读〈忠义水浒全传〉序》。
[48]袁宏道:《袁宏道集》卷九《听朱生说水浒传》。
[49]许自昌:《樗斋漫录》。
[52]张凤翼:《处实堂集·续集》卷六十四。
[54]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55]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
[56]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
[57]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58]谢肇膌:《五杂俎》卷一三。
[59][6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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