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的文化空间

文学“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是不重视小说的，在文化上贬低它，在道德上厌恶它，在艺术上忽视它。然而，明清之际，小说及其思想意识已然突破以往的文化界限，渗入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与行为之中，成为一种堪与儒、释、道相比肩的主体性的文化力量。为推动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以李贽、金圣叹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家，殚精竭虑，其功甚伟。①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展开，决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对其发生的文化空间予以阐释。
江南的都市化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雷威安（andrelevy）指出，起源于口头叙述艺术的中国小说，具有“无可否认的城市特性”;通俗小说的勃兴与城市的产生、市民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与整个都市文化的繁荣紧密相连②。我们注意到，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首先出现在以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繁荣著称的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总是受制于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历史的地缘问题颇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
自明中叶以后，在工商业显著发展的大城市中，江南的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许多城市，成了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这些商业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城市的带动下，农村出现了不少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市镇。明弘治《吴江县志》云:“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③明董斯张《吴兴备志》亦云:“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其处一十有七。”④据统计，有明一代，江南市镇数达316个，清代增至459个，⑤这是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依据都市化的一般规律，一个区域之内的都市化水平，与该区域的人口密度、粮食供应等密不可分。这些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附近及邻近各县，它们迅速成为数千乃至万户人口的大市镇，由此可以想见这地区商业化与都市化程度之高。苏州等江南地区的都市化进程，以众多的市镇而不是以大都市为特征，这迥异于欧洲的都市化进程。其中缘由大致有二，其一，苏州等中心城市的商业以消费性商业为主，手工业生产仍是以零散的小生产为主，其工商业难以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作为工商业城市，它们已达到了或已接近了传统工商城市发展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二，众多市镇的产生和分布模式，与这一地区的手工业生产结构有关。在欧洲，城市是手工业的中心，也是商业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意味着城市的同步发展;而在中国，即便是苏州等发达地区，农村仍是手工业的主要基础，即使是像丝织业这样必须有较高专门技术的行业，也与农村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因此，环绕这些城市形成了数目众多、规模不大的市镇群体。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并不完全意味着市镇工商的同步发展，有时仅仅只意味着市镇商业的发展。⑥不过，正如台湾学者刘石吉所指出的:“在江南的村庄市镇地区，都市化正伴随着商业化的步调而方兴未艾。这些市镇的发展，反映了近代新兴的商业资本势力。”⑦这些以商业机能为主的市镇之间，间距很短，交通便利;它们有效地疏通与缩短了文化传播渠道，促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认同，而使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形态上都自成一体，市民社会得以兴起。
随着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交换日益活跃，形成一种互通有无、相需相成的整合经济体系。“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⑧。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商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商人们奢靡矜夸的生活作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礼乐教化和等级秩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使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不为明冠明服，务为唐巾晋巾，金玉其相，锦绣其饰，扬扬闾里”⑨;“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