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叙事诗本不发达，故事体歌诗就更为少见，尤其是在唐宋说唱文学兴起之前，更是如此。但西晋时期故事体歌诗却颇为流行。对此，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如萧涤非先生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即将故事乐府作为西晋乐府的三大类之一，并列出专章加以论述。但萧先生对西晋故事乐府的评价并不高，他以为故事乐府的盛行，是因为西晋文人生活空虚，故乐府拟古过当，所写绝少关涉时事，而“多在古题中讨生活，借古题即咏古事，所借为何题，则所咏亦必为何事” ［1］（p176） 。如果仅从文本和内容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歌诗与一般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它首先是为表演而创作的，因此，诗人在创作时，必然要受到音乐特征、表演者、表演方式、听众需求以及当时审美习惯等多方面的制约，而不能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故就歌诗艺术而论，这些故事体歌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拟对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的关系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汉代演述故事的歌诗和俗赋
从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发展实际来看，早在晋代以前即已出现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歌诗。学者们早已指出，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我国说唱文学的远祖，它是在用一种叫“相”的打击乐器的伴奏下，歌唱诗篇，但《成相篇》是说理而不是讲故事。到了汉代，讲故事的说唱文学已逐渐成熟。胡士莹先生曾指出:“汉代说故事虽无直接资料，然灵帝时待制鸿门下的许多诸生，却‘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这些‘方俗闾里小事’，似乎是社会新闻一类的东西，它必然是采用民间口头语言来演述的，所以蔡邕攻击诸生所写的辞赋说:‘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至于民间乐府中涉及故事的就更多。（引者按:注中又说:“如横吹曲的《刘生》、《洛阳公子行》，相和曲的《王昭君》、《秋胡行》，清商曲的《莫愁》、《子夜》、《杨叛儿》等。”）像罗敷采桑，昭君出塞，更为后来小说常用的题材。亦可从侧面窥知汉代说故事是相当普遍的。”又说:“近年出土的汉灵帝（东汉后期）时的一个‘击鼓俑’，满面笑容，张口，扬枹柎鼓，神态活现。有的专家判断是在说书，因为它颇有说、噱、唱、音乐、表演齐备的情状。” ［2］（p7，p8） 杨荫浏先生也说:“这种长篇叙事（引者按:指《陌上桑》和《焦仲卿妻》）的歌曲，在当时究竟是怎样歌唱的?虽然因为缺少记载，我们很难肯定。但不难想象，在当时演唱这种歌曲的时候，听众的理解和感受会如何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越来越深刻化。因此，从内容、艺术形式和演唱的效果看来，这类歌曲可能已不是一般的歌曲而是一种说唱音乐了。说唱在汉代已是流行相当普遍的一种民间艺术。《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有云，‘击鼓歌唱，作俳优。’四川出土的两个说唱俑可作为此语生动的例证。” ［3］（p124）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容肇祖先生的《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就已对敦煌本《韩朋赋》（约二千多字）与《搜神记》所记韩朋故事（二百多字），进行过细致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二者“根本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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