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书院记的勃兴与文化意蕴

作者：熊艳娥
【内容提要】

书院记是宋人开辟的一类新的文学样式。起源于北宋初期，南宋时出现了第一次兴盛局面。宋代书院记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征：一是具有明显的议论化倾向，二是表现手法趋于多样化，文学性增强。宋代书院记展现了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盛，也反映了宋代“记”体文的创新与变革。

【关键词】书院记宋代散文文化

宋代散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要表现就在于体裁和题材的开拓与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书院记可说是宋人开辟的一类全新的文学样式。所谓“书院记”，是指以书院为题材，以“记”这种体裁为形式载体撰写的文章，这类文章的题目往往标明“（重修/重建/新建）某某书院记”。中国古代书院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如书堂、精舍、书舍、学舍等等，以“书堂记”“精舍记”“书舍记”“学舍记”等为标题的文章也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当书院创办、修复、扩建或发生重大事件时，常有人为该书院撰写记文，因此书院产生之后，自宋至清，出现了大量的书院记，仅据《中国书院史资料》中收录的篇目初步统计就有900篇之多，这类散文不仅反映了书院的发展演变和历代教育观念、学术思想，而且也拓宽了“记”体散文的题材范围，折射出“记”文的变革与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

一、书院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发展概况

书院记的起源与书院有直接关系。书院虽产生于唐五代，但数量不多，规模也无法与后代相比。宋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且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书院记诞生了。就目前所见，最早的书院记当为徐锴作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的《陈氏书堂记》，此文记叙了陈氏家族创建书堂的起因、经过，以及书院的环境、规模、生源、建成后产生的效果等等，文字精练，开书院记创作之先河。

北宋（960—1127）书院记数量不多，但作者几乎都是大家名家，如徐铉、王禹偁、杨亿、石介等人。此期书院记篇幅较短，叙事为主，表现手法单一，内容往往是讲述创办或修复书院的过程，说明撰记原因目的。南宋（1127—1279）出现了书院记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仅目前所见南宋文人别集与地方志中所收书院记就有近百篇，而且有的名家撰写了多篇，如杨万里有两篇书院记，朱熹有四篇，刘辰翁有六篇。由此可知，书院记虽起源于北宋初期，但其大量创作却是在南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北宋、南宋书院的发展情况具有极大的差异。《中国书院史》说：“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南宋时期的书院发展可谓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据《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统计，在整个宋代，新建（不包括兴复、改建的书院在内）书院共有124所，其中北宋时期仅有30所，占24.19％，南宋时期却有94所，占75.81％。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南宋书院的数量比北宋要大得多。书院是书院记创作的物质基础，没有书院就不可能产生书院记，北宋书院远不如南宋兴盛，所以书院记自然也就不如南宋那么多了。

南宋书院记与北宋相比，具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在内容方面，北宋书院记主要记叙书院的情况，南宋书院记内容则更为丰富，除了书院，还有阐述教育观点或学术思想的；二是在表现手法上，北宋书院记以叙事为主，叙述较详，南宋书院记则以叙事为框架，议论说理、写景抒情兼而有之，腾挪变化，更为灵活，文学性有所增强。

二、宋代书院记的时代特征

与前代“记”文相比，宋代书院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宋人突破前人的积极探索，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宋代书院记具有明显的议论化倾向。“记者，记事之文也。”“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尚议论。”从文章学角度来讲，“记”是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但发展到宋代却出现了大量以议论性为特征的“变体”。宋代书院记就具有明显的议论性，尤其是南宋后期，甚至出现了几乎全篇议论、“以论为记”的书院记，如刘辰翁的《武冈军沅溪书舍记》等。后来就有学者认为“学记”（包括书院记）是说理之文，如近代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言：“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即“厅壁记”，为“记”体中的一类）。

（二）宋代书院记表现手法趋于多样化，文学性有所增强。特别是很多作者能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腾挪变化，甚至还插入写景的文字，使文章更富有形象性。如叶适的《石洞书院记》先写郭君建书院的事迹，但在叙事中穿插了精彩的写景：“土开谷明，俄若异境，稍复深入，臻于旷平，则石之髙翔俯踞，而竹坚木瘦，皆衣被于其上。水之飞湍瀑流，而蕉红蒲绿皆浸灌于其下。潭涧之洼衍，阿岭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钓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谋而先成。”最后以议论作结，对郭氏子孙及其乡人提出希望。韩元吉的《武夷精舍记》前半部分叙事和写景参用，但以写景为主，形象描绘了武夷山景色，后半部分叙事和抒情、议论参用，反映朱熹带领弟子在武夷修筑精舍群居而学的乐事，并抒发了自己对朱熹优游生活的赞赏和羡慕之情，全文极富变化。

宋代书院记中的写景和游记不同。游记以写景见长，人们通常所说的游记典范，主要是那些写景文字在全文中所占篇幅较大，工于描绘，细腻生动的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而宋代书院记中的写景多是“省略式”的，即只有概括出来的景物给人的大体印象，不作具体描绘。如刘爚《龙山书院记》：“五山辐辏，蜿蜒如龙，溪桥横其前，清澈可镜，前望灵峰、怀玉，秀峙天际。”杨万里《秀溪书院记》：“安福县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萦，凝为天镜，涌为车轮，行为齐纨鲁缟之纹，激为金簧玉磬之音。”

宋代书院记中的抒情往往穿插在叙事、写景、议论之中，适时而发。多用一些感叹词和咏叹句式，给叙事、议论平添了感喟俯仰的情调，使人感觉到作者内心的变化。如袁甫《番江书堂记》在阐述了“自得”之含义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道出了对学生的厚望：“呜呼！番江书堂之学习，而果不失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学子，皆不失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诗曰：‘神之德之，终和且平。’学子服膺斯言，吾见道德一而气脉长矣。勉之，勉力！”由此可见一个关心教育的学者对学生的殷切希望。

议论往往是记文中的画龙点睛之处，也是集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部分。叙事之后议论说理常常可以深化主题，夹叙夹议则使议论有据、叙事不流于肤浅，有些记文中的议论还伴随着抒情，达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相结合的效果。
三、宋代书院记的文化意蕴

书院记在宋代的诞生和兴盛，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且包含深刻丰富的文化意蕴。

首先，宋代书院记反映了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为表现书院题材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书院记首先是研究书院教育的第一手资料，从事书院研究者是无法完全回避的。就现存宋代书院记来看，宋代书院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北宋书院记几乎全作于英宗（1064—1067）之前，这说明北宋的书院教育前期盛于后期；南宋书院记创作最为集中的是宁宗嘉定（1208—1224）至宋末这段时期，其次为孝宗（1163—1190）时期，这表明南宋书院教育的极盛时期是宁宗嘉定以后。

宋代书院记中涉及教育之处颇多，较为琐碎，但综而观之，集中在以下三个热点问题上：

（一）书院教育的目标与宗旨。从现存宋代书院记看，宋代书院教育目标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北宋初期书院多为补官学之不足而建，目标在于满足士人读书的需要，这和当时的官学并没有太大差别。如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写书院建立后，教育效果很好，中举之人很多，可见此书院是为读书人进入仕途提供方便的。南宋理学兴盛，理学家们纷纷创办、兴复书院以传播、发扬本派学术思想，这些书院多以“传道”“明道”为目标，此为南宋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从现存书院记看，北宋早期书院基本都与科举有密切关系，如王禹偁、杨亿等人的书院记都提到书院为读书人进入仕途提供方便，南宋时期的情况则相对复杂。有人认为南宋的书院都是反对科举的，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即使到了南宋，也还有一部分书院与科举血肉相连，如一些家族书院的目的仍是为本族子弟提供读书的条件，为他们应举做官提供方便，像桂岩书院、辰冈书院等皆以读书应举为目标。书院以反对科举相标榜，主要是到了理学家那里。他们看到科举给学校教育带来的危害，看到学校以科举为务导致的弊端，故而立志于创办书院，区别于官学，并在自己创办的书院中讲学传道，教育学生不要以科举中第为目标。其中，朱熹对科举和官学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他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明确指出石鼓书院之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这里的“课试之业”即指应举。当时官学以科举为教育目标，导致学生道德素质大为降低，这是理学家们所深恶痛绝的。朱熹作记就是为了警示学生不要像官学学生那样钻营科举，否则就无可救药了。

（三）重视道德教育。宋人书院记强调道德教育，如袁甫在《番江书堂记》中提出书院教育要培养学生“孝友信睦”“公廉正直”的道德品质。杨万里在《秀溪书院记》中也说：“子以为圣人之经、君子之学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齐之以人之纲，如是而止耳。纲焉在？曰亲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动天地，贯日月，通神明，开金石，表四海，范百世，莫大乎忠孝。……若夫学文者，孝悌之余力也；修辞者，立诚之完里也。”他认为文章修辞都是道德修养之余的事，可见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道德教育是在宋代理学兴盛的情况下被提到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的。理学的产生，本来就是以整顿伦理道德为目的的，所以进行道德教育就成为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征，而理学家也普遍认为只有学生具备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所学才能发挥正当作用。

其次，宋代书院记折射出宋代学术思想的兴盛。宋代书院与学术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书院教育是学术发展的策源地与传播基地，尤其到南宋，书院真正实现了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如朱熹创办的武夷书院、复兴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张栻主讲的岳麓书院，都是他们传播本派学术的基地。南宋书院记的大部分作者都分属当时各个学术流派，他们在书院记中也会阐发学术观点，例如，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历数宋代理学的源流，揭示朱熹兴学的本意是传播二程等先贤之学；张栻《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阐发了他本人学术思想中的“仁”说；袁燮的《东湖书院记》简述了陆九渊心学的基本内涵；文及翁在《慈湖书院记》中论述了慈湖先生杨简的“心学”。

最后，宋代书院记表现了宋代“记”文的创新与变革。“记”本是叙事为主的应用性文字，唐代经古文运动，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得到突破，不再是单纯记事，而是或描写刻画，或抒情议论，到了宋代，这种文体的文学因素进一步加强，作品中往往是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富于变化。正如《中国古代文体总揽》所言：“唐代的（记文）以叙事为主，至宋，抒情、议论的成分渐增。”作为“记”体文的一个分支，宋代书院记客观上也反映了这个特点，据目前所见书院记来看，单纯记事的几乎没有，而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则很常见，比之唐人记文，表现出更强的文学性。

综上所述，宋代书院记不仅具有认识意义、历史价值，而且也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它还为宋代教育、宋代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里只是对宋代书院记做了一点粗浅的探讨，它的价值意义仍然有待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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