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缙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之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1]，士风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宋仁宗时期，这一转变过程才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脱脱：《宋史·范仲淹传》）
一、宋代士风转变的背景
宋代士风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是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被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循。如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徐松：《宋会要辑稿》）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宋代统治者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绝对可靠，这个政治群体只有依附皇室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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