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上）

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主要有三种类型:科举仕进、战争与贬谪宦游。迁徙使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却提升并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士族迁徙不仅影响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而且表征出文学重心的潜转暗换及南北经济文化倾斜失衡格局的形成。

迁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侧面。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流动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横向的流动即地域的迁徙，纵向的流动即阶层与等级的上下移动。如果说东晋南北朝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横向的即地域的迁徙，那么唐代的社会流动则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唐代士族的纵向流动即阶层的突破也是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则集中讨论横向流动现象，虽然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从学理上还是应首先厘定并予以澄清。

如果说文学士族的地域分布形成一种空间壁垒，藉以标志彼此的区别性，保存各自的独特性。那么迁徙就是对地域空间的一种突破与超越，趋向于文化共同体，寻求一种超空间超地域的认同。这种新变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使然。在承认其变化所含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是以减弱或丧失文学的地域独特性为代价换来的。

唐代文学士族与本时期一般移民或流民的迁徙既有相似处，又有差别处。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定居或迁徙受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影响制约，故与整个时期迁徙流动的总趋势有一致性，但是士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多具自足性与独立性，故其移动又与整个移民大潮不尽一致。其对原住地与迁徙地的影响亦大于一般流民。关于一般流民的迁徙，学术界较早注意，且成果丰硕①。本文讨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受惠于以上成果处颇多，但因论题的差异，容或与诸家之说有所不同，势所难免，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除过个别的、小型的流动外，有唐一代士族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第一次在隋唐之际（或更早）;第二次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三次则在唐末及五代战乱中。迁移的原因分别为科举仕进、战争及贬谪，本篇依原因分类描述这些迁徙，并试图比较其异同以及对文学风貌的影响，进而突显这些大事件对作家心灵的震动与撞击。
一科举仕进所形成的流动

隋文帝登基后，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山东士族陆续投归隋朝，在北齐及北周时代已滞留北方的江南士人亦乘便向新政府输诚，加上隋灭陈之后所俘获的陈的降臣。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怀有不同目标的士人居留京城，给岑寂已久的长安文坛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如琅琊颜氏家族本为“侨姓高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②，颜氏亦为百家之一，居建康南之长干，所居巷名“颜家巷”。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被誉为“元嘉三大家”，是江东颜氏的文学领袖。颜之推及兄之仪、之善在西魏军攻破江陵后，被俘来到北方，或仕北齐，或仕北周，后徙居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之推之子均任职杨隋，唐初名臣颜师古、颜相时皆为这一支。安史之乱中抗战英雄颜杲卿、著名文学家、被誉为书圣的颜真卿也是其苗裔。

隋开皇九年平陈后，江南地区迁徙大量的贵族百官于长安，“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③，后人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④隋代文坛上的活跃分子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王胄本来都是梁陈文坛上的名流，陈亡入隋。此外还有柳、诸葛颍等，围绕着杨广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群体。有人甚至认为构成一强大的江南集团⑤。据《隋书·柳□传》记载:

（□）转为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馀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以后，文体遂变。⑥

杨广与南方文化有一种特别的情结，“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⑦，他“好为吴语”⑧，即位后曾三幸江都。除喜欢与南方籍士人唱酬外，又娶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孙女为妻，是为萧后。这种联姻，使杨广与南方文化有更深的契合。或谓靡丽文风、荒淫生活导致杨广堕落为亡国之君。按杨隋灭亡为复杂原因之综合作用，杨广总管扬州，招引南方士人，并与江南士族联姻，不仅为他自己日后的壮大准备了人才，获得人心，而且为隋王朝抚绥江南，稳定了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⑨。

此外，王邵、刘焯、刘炫都是来自北齐的山东士族，曾被指定修五礼。出于范阳卢氏高门的卢思道，自称“生于右地，九叶卿族”⑩，先仕于北齐，齐亡人周，周亡入隋。曾以南朝“思妇—征夫”的歌行体11，写出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从军行》，很有影响12。

仍活跃于初唐文坛上的虞世南、褚亮、刘孝孙、许敬宗等，也是由南朝入隋唐的。陈叔达是陈

宣帝儿子，隋时任高官，唐初曾为相，“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13。由山东人关中的士人就更多了，一时“辞人才士总萃京师”14。

新生政权也亟需人才。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中称:“齐赵魏鲁，礼义自出;江淮吴会，英髦斯在。”15唐高宗上元三年诏中亦称:“山东、江左，人物甚众。虽每充宾荐，而未尽英髦。”16说明依靠关陇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统治者，对山东、江左两地域的文物衣冠亦非常渴求，希望能通过制度性的孔道，使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为新王朝贡献聪明才智。《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间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行之有效的措施终于找到了，这便是始于隋行于唐的科举制。杜佑所记材料极重要，一方面指出隋唐以来“人不土著，萃处京畿”的迁徙流动现象，另一方面又解释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举选不本乡曲”，“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置矣!”17地方人士甚至连担任参军等僚属佐官的机会都没有了18，察举征辟之途彻底被堵死了，故只能迁徙移居，萃处京畿，便于仕进。故当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中书舍人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19科举实施过程中，两京、同州、华州等因地利而为举子推重20。《唐摭言》卷一“两监”条:“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21又，同书卷二“争解元”条:“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亦记述道:“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22因此，士人多麇集京师，或入太学，或寄居附近山林寺观23，或构筑别业草堂24读书修业，准备应举;干谒请托，四处奔竞25。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26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馀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27

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28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旧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者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29
士人们有些春还秋往，行色匆匆30，也有些顺便就寓居于两京地区，逐渐形成了望贯分离、城市与乡村兼有的“双家形态”31，久之便失去其地方代表性而趋于中央化32。毛汉光曾对唐代士族中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等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这些大士族著房迁徙之新贯分别为河南府有四十七个，京兆府有二十四个，河中府有五个。可见唐代大士族之主要人物从各方面走向京兆—河南这条线上，他们或设籍或归葬于两京地区，表明其重心已迁移至中央而疏离了原籍。大士族著支迁居河南府要比京兆府几乎多一倍，说明东都洛阳亦为人文荟聚之所，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中心33。士族籍贯迁徙的风潮，以高宗、武后及玄宗期间为最盛，大多数完成于安史之乱前，但也有少数在安史之乱后完成34。

二战争所造成的移民

1.安史之乱与士人南迁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打击很大，对士族的打击更大。土族本具有血缘性与地缘性两大特征，是一种地方的社会力量。科举仕进已使士族疏离了郡望或旧贯，侨迁于两京新贯，对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动摇。中原多故，战乱再起，士族再次播迁，不惟经济利益丧失殆尽，就是社会地位亦逐渐沦替。安史之乱使当时中国版图大体分成三块，即由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长安及毗邻地区，由藩镇势力割据所控制的地区，广大的南方地区35。两京地区先后沦陷，虽然相继收复，但因吐蕃南侵，长安变成军事前线，入侵者可以朝发夕至。故士人纷纷南投，从某种程度上说又重蹈东晋永嘉之乱士族渡江南下的旧辙。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36

闻君作尉向江潭，吴越风烟到自谙。客路寻常随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岚。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37

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38

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39

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0

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41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42

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43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44 

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45士族迁徙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流域迁移。据考证，大致可分作江淮、荆襄和蜀中三个方向，亦可称为东、中、西三线46。士人们喜将此次迁移与永嘉南渡类比，但此次南投与前次情势多有不同。首先是此次天子避蜀，但很快又返回长安。除扈从之文武百官外，士族仍多留在南土，与永嘉中随晋室渡江之侨姓士族并不同。其次，永嘉前后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侨姓士族与土著士族虽有矛盾，但因有政府撑腰，故矛盾较易解决，而侨姓很快拓殖荒芜，开发经济，壮大自己，影响反较土著更大。但唐代南方开发较快，人口亦增多，故南迁士人使江南人口骤增，食物供给等亦面临新问题:
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47
南迁人口竟然占苏州治所吴县编户的三分之一。天宝时，苏州有户七万六千左右，据此推算，移民至少有二、三万户48。扬州则因“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49。“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50。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长安后，京师“衣冠戚里尽南投荆襄及隐窜山谷”51。又据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

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52

但有一点与永嘉南渡类似的是，北方高等级贵族与文化精英播迁南土，再一次使南方区域的文化繁盛起来，最后形成中唐至北宋时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新格局。此一变动透露出随后中国政治文化演进之新消息。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天宝乱后，元结“自汝坟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馀家”。元结自己在诗中亦记述道:“昔年苦逆乱，举族来南奔。日行几十里，爱君此山村。……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53

又据陆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知，啖助本关中人，“天宝末，客于江东，因中原难兴，遂不还归。以文学人仕。为台州临海尉，复润州丹阳主簿，秩满因家焉。”

柳宗元之父柳镇亦在安史之乱中南迁，其岳父杨凭一家也是此时迁吴，他与杨氏结缡，或许与两家在南迁中相识有关54。此外如:

梁肃，本为安定人，“父逵，止于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事，安卑于燕蓟，避乱于吴越”55，他自己亦“窜身东下，旅于吴越。转徙厄难之中者垂二十年”56。崔翰，博陵安平人。“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之大江之南”57。

萧颖士，颖州汝阴人。他自述:“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汉阴，遂至江左。”58

王质，太原祁人，五代祖为隋末大儒王通，“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59。

杨收，同州冯翊人，“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60。

扶风窦叔向家族亦举家南迁江东，窦常、窦牟、窦群、窦巩等皆活跃于江左文坛61。安史之乱使许多宫廷艺术家亦颠沛流离，漂寓江介，如李龟年62，又如梨园弟子等63。

2.唐末五代士族的再次南迁

唐末动乱频仍，中原再度沦为战区，故原留居北方的士族又纷纷南迁。仅乾宁二年（895），唐昭宗避乱出长安城，“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64。割据的藩镇互相混战，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天祐元年（904），“（朱）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馀不息”65“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66。朱全忠（温）于天二年大量贬杀士族:“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馀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67从此，京城的衣冠大族、门胄高华扫荡以尽，逃避唯恐不及。宋代许多人物，祖上多于唐末五代迁徒流移:

李涛，京兆万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世孙，祖镇临濮令，父元将作监。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惧祸，挈涛避地湖南依马殷。68
王易简，京兆万年人。曾祖□，唐剑州刺史。祖远，连州刺史。父贯，唐州刺史，易简少好学，工诗，会僖宗幸蜀，长安兵乱，避地山居。69杨大雅、唐靖恭杨虞卿之后，虞卿孙承伏，唐天祜初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杨行密据江淮，道阻不克归，遂家钱塘。70孔承恭，京兆万年人，为唐孔戡五世孙，唐昭宗东迁，举族随之，遂占籍河南。71

王著，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广明中，从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72李迪，其先赵郡人，后徙幽州，曾祖在钦，避五代乱，又徙家濮。73

士人大量迁移，给迁入区带采巨大变化。宋代苏颂指出南唐的发展与士族迁徙有关:

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辑之。故当时人物之盛，不减唐日。而文风施及其后裔，今名显于朝廷者多矣。74

南方地区战乱较少，故迁徙者主要流向江淮、荆襄及蜀中地区，与前次迁入区大体类似。“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75，韦庄、牛峤、牛希济等关陇作家也是在此时期飘寓西蜀的。而前蜀的统治者也颇能利用这一人力资源:“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76“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77

江东徽州（今安徽歙县）也是一个迁入区:“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风雅”78。又据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墨尤佳。廷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制墨，故有名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亦载:“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父子之墨，始集大成。”

三贬谪与宦游所形成的迁徙

除战争外，从初唐以来就有将贬谪、左迁的官员流徙南方的传统79，宋之问《至端州见题壁慨然有怀》:“逐臣此地受严遣，谓到南方每相见。”白居易《送客岭南二十韵》:“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训。路足羁栖客，宦多谪逐臣。”“宾（州）去天远，中州名公巨儒罕有至者，惟迁谪人岭游宦落南间有人焉”80。贬谪与流放对当事人是一种惩罚，但对文学之创作与传播有重要影响81。

迁徙者甚至有避居岭南者:“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其中有唐名臣刘崇望之子刘浚、太学博士倪曙、宰相李德裕之孙李衡、司农少卿周杰、娴于典章制度的杨洞潜、孔子四十一世孙孔昌弼等，亦先后迁移岭南82。

宋人王禹说:“……有唐以武勘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帅，皆用儒者为之……。

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83又据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人物》:“东越有功，亦足以称焉。自东汉至于唐代，有贤哲已具《图经》，而四姓者最显。陆机所谓‘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者，朱、张、顾、陆也。其在江左，世多显人。或以相业，或以儒术，或以德义，或以文辞，已著于旧志矣。自广陵王元父子帅中吴，是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以长者称。丁氏之后有晋公，出入将相。范氏之后有文正公，参豫大政，为世宗师。文正公族侄龙图公师道，以清直显先朝，履历涑宪;谢氏之后有太子宾客涛，宾客有子曰绛，为知制诰，缙绅推之;陈氏之后有太子中允之奇者，谢陇西郡王宅教授以归，召之不起，以行义著乡闾，谓之陈君子者也。又若宜徽氏郑文肃公，以谋烈赞枢府、定边陲。秘书监富公严，以耆德守乡郡，而许洞以歌诗著名祥符之间，皆吴人也。而东南之才美，与四方之游宾者，视此邦之为乐也，稍稍卜居营葬，而子孙遂留不去者，不可以遽数也。”说明五代、宋以来，东南仍为人文渊薮，但新兴的文化家族已取代旧的本土士族，迁徙已改变吴郡的居民结构。

四士族迁移对文学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中，迁徙多是被动的，它使移居者失去与本土世代相续的许多联系，使人变成无根的飘蓬。从社会心理的深层上说，乡土社会是拒绝迁徙的。唐代诗文中将乡愁的理念表达得那样丰富深刻，与士人复杂的心态有关。但是，政治变革、经济利益、军事战争、自然灾害等又迫使人们不得不流动，而移动对移动者与所移入的环境都会发生极大影响。因论题所限，本节主要申论迁移对学术文化的影响84。
首先，迁移使唐代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在不断追逐科举仕进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社会领袖的地位。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85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数百年之外，面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86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幕无所考。87

唐前期的士族迁移与中后期（安史之乱与唐末五代）的迁徒，虽然具体方向不同、目的不同，但就其对士族的影响而言，则是一致的，即不断使士族弱化，在趋向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过程中，地方代表性在丧失，其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基础被瓦解，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日趋缓和。士族作为社会中层在不断扩大，但又在不断弱化88。士族本身亦由世家大族蜕变为近代封建宗族89。谈唐宋变革论或唐宋思想转型者90，指出唐宋士人经由士族向官僚的转变，而文化关怀之重点亦由文学向理学转变。则唐宋之际士人性质之改变，文化关怀重点之嬗变，亦与士族迁移息息相关。

其次，就移入的士族而言，整体上文化素质较高，所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移人地区的文化品位。一般认为隋唐之际的南方文化与山东文化要比当时的关中文化发达兴盛，故山东士人与江南士人的播迁，极大地改变了关中文化的旧貌，使其很快呈现出与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兴盛局面。“隋唐间礼乐刑政诸制度，以及经学、文学、音乐、文字、书法艺术等，主要取资于东晋南朝”，故隋唐之际的南朝因素对唐代有深刻影响91。以经学为例，唐初颜师古和孔颖达等奉命撰《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凡诸经解释有歧义之处，二书多从南学92。同样，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的两次南迁亦与此类似。虽然江南有六朝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唐前期英髦之才多北上两京，除了隐沦于草莱间的一些失意者外，地方精英人物委实不多，故两次战乱对南方区域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契机。不仅有中原先进技术的输入，而且有发达的文化的引进。遂使南方文化重现辉煌，更加繁荣，并从此奠定了南方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迄今已历千年而未变。这一历史大机缘的出现，不能说与唐代两次士族南迁无关。因为迁徙是一种突进的方式，跳跃式地提升当地的文化水平，横向的引进要比纵向的继承发展来得更快。

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93

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模楷，无处不有。94

根据冻国栋对《新唐书·文艺传》中人物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知，关内道前期为4人，中晚期为1人;河南道前期为8人，中晚期为2人;河北道前期为5人，中晚期为2人;河东道前期为3人，中晚期为2人;江南道前期为1人，中晚期为6人95。可见北方各道人物由前期向后期在递减，而南方之江南道人物由前向后在大幅度递增。冻国栋又据日人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诗人》及平冈武夫、今井清二编《唐代的散文作家》，还有徐松编《登科记考》等进行统计，兹引用三表如下96:

表一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



表二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


不难看出，北方各主要道人物虽也在增加，但比例较小，而南方各道增加较多，尤其以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增加的比例高，其中江南道递升幅度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