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唐代诗坛大家，同时又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骈体（四六）文作者。四六文整齐华美，讲究对仗、声韵、词藻、用典，与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有不少相近之处。其间关系，在诗与四六文都很繁盛的当代，人们未必注意。后世读者可能有所注意，但这一问题有些不是单凭实证可以辨识，而是同时涉及体貌风神和审美特征等一些较虚的方面，因而不大容易深入认识和把握。李商隐一生写了大量四六文，而且多半是官场应用文字，对诗人来讲，究竟是徒然虚耗了时间精力，还是这种写作无论如何已经跟他写诗产生了密切联系，乃至深刻影响了他的诗风?对此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他的作品，增进对文与诗这两种文体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且亦有助于透视一代文学在文体上呈现多元状态，而内中又有所沟通、互为促进的复杂现象。本文即打算就李商隐写四六文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诗人能于唐诗中“自辟一境”的原因所在，并为有关文体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前代学者对李商隐文与诗关系的揭示
已故前辈学者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前言》中曾对钱钟书先生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作过介绍。他引用钱先生一封信里的话说:
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杨文公（亿）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末派扯晦昧，义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诗，昌黎不任其咎。所谓“学我者病”，未可效东坡之论荀卿李斯也。
因为是书信，钱先生不大可能详引前人的话。钱先生极其熟悉古代典籍，他所说的“商隐以骈文为诗”、“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应当不仅是凭他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且亦有前人对他的启发。宋代王铚《四六话序》云:
世之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
王铚强调的是诗赋对四六的影响，称四六为诗赋苗裔，前提当然是诗与四六消息相通。至清代，贺裳则云:“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载酒园诗话·又编》）指出温庭筠、李商隐因擅长骈文，而诗写得绮丽，是从与王铚相反的方向看到四六文对诗的影响。其后，方东树说:
义山《韩碑》，前辈谓足匹韩，愚谓此诗虽句法雄杰，而气窒势平。所以然者，韩深于古文，义山仅以骈俪体作用之，但加精炼琢造，句法老成已耳。（《昭昧詹言》卷一）
方氏以《韩碑》诗为例，比较韩诗与李诗的差异，指出《韩碑》气势比较平，而精炼琢造，句法老成。认为所以如此，是由于韩以古文作用于诗，而商隐以骈俪体作用于诗。方东树是承认文对诗有影响，而且认为古文与骈文影响于诗的效果不同。
清人特别强调商隐诗受骈文影响的是何焯。何焯时代尚在方东树之前。《义门读书记》论商隐《镜槛》诗时云:
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
韩愈以文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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