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共有两个来源，既包括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用来入乐的歌诗，也包括文人的拟作，而拟作的篇什则并不一定可以入乐。早在魏晋时期，曹植、陆机等人所作的乐府诗就已经不完全合乐，此后，文人乐府诗由于逐渐失去了音乐的依藉和旧的体裁形式，已不可能以入乐歌唱为创作目的，慢慢变得与古体诗无甚大异，这样就只能依靠题意、题材和主题等来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如果说汉乐府的特点是重音乐，那么从魏晋时期起，文人拟乐府的特点便是重文辞和意义，每当掀起一次文人乐府诗的高潮，都是由于在文辞和意义上有了新的突破。作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之一，中唐乐府诗也不例外。中唐乐府诗在意义的开拓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仔细推究其思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尽可能地挖掘诗题里所蕴含的风俗内容，而这点却往往被历代研究者所忽视。
中唐前，乐府诗与风俗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松散。众所周知，乐府诗很早便与风俗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条材料看，似乎乐府直至汉武帝时才出现（这也确实误导过不少研究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77年在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便有秦篆刻写的“乐府”二字，虽不能就此断言秦代已设立乐府，但《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都明文记载了汉惠帝时设有乐府的史实。然而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但大大扩充了乐府的规模与职能，还下诏进行了广泛的民歌采集，由此形成了乐府诗的第一次高潮。《汉书》卷三《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相当一部分乐府诗之所以被采集，与观风察政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特点决定了汉乐府中的反映社会生活之作往往是针对某一有代表性的具体事件的褒贬，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社会心理，而对于社会心理形而下的表现形式——风俗本身的描写常常并不深入，有的甚至几乎看不到风俗的影子;而汉代统治者观风采谣的主要目的又在于考察郡守的政绩和民间的风化，所以注意的焦点在民众之哀乐，对风俗本身也无太大兴趣。创作和采集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乐府诗与风俗形成了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目的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而汉代作为乐府诗史上的第一个繁盛期，无疑会垂范后世，为以后的乐府诗定下基调。
汉代统治者本着“观风俗，知厚薄”的目的采集的歌谣里尚且很少有深入细致地描绘风俗之作，六朝为满足宫廷娱乐的需要而采集的诗歌离风俗更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文人乐府诗也难免越来越偏离风俗，唯在辞藻和手法上争奇斗胜。《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人喜为乐府词，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①明代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亦云:“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直当因其事用其题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则失之矣。”②其实，即便在汉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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