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李益的籍贯问题
李益是中唐著名诗人，尤长绝句。明人胡应麟谓:“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①
这么一个著名诗人，他的籍贯似乎早有定论。最早为唐人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所述:“李益，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宋人继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李益，君虞也，姑臧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经籍考》:“唐李益，君虞，姑臧人。”此后，从者日众，陈陈相因。如《唐诗纪事》卷三十:“益，姑臧人，字君虞。”《唐才子传》卷三:“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明高《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李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始八岁，燕戎乱华，大历四年登第。”《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李奕小传》:“李奕，陇西姑臧人，姑臧穆侯承十世孙，秘书监益三子。”其它如刘一相《诗宿·爵里》卷下、唐汝询《唐诗解·诗人爵里详节》、《全唐诗·李益小传》等皆无异议。
但我们认为他非陇西姑臧人，而应祖居陇西狄道，理由如下:
其一，李益祖上世居狄道（今甘肃临洮），而非姑臧。李益祖上身世显赫者不乏其人，故其家族历史源远流长。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知李益本北魏姑臧侯李承九世孙，而据《北史》卷一百《列传·序传》，知李承先祖本陇西狄道人。其渊源如下:“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日乾，娶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字伯阳，为柱下史。”“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建功北狄，封南郑公。伯生二子:平燕、内德。（内德）子信为秦将，虏燕太子丹。信孙元旷，仕汉为侍中。元旷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讨叛羌于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着重号引者加，下同）……仲翔曾孙广，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广子当户、椒、敢，当户子陵，战殁匈奴。”
以上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1.虽然李氏在先秦由于年代久远，演变过程不可详考，但秦汉以后，其将门世家，名人辈出，行踪历历。秦将李信、汉将李广等，均叱咤风云，战功显赫。2.李仲翔战死狄道之前，世据关内，自其战死狄道川，又“葬狄道川，因家焉”。此为这一家族由关内迁至狄道之始，也是李益祖先居于陇西并在此繁衍最早、最翔实的记载，又是李益祖上籍贯为陇西狄道的有力证明。
其二，李广之后，这一家族最有名者为李暠。“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狄道人，汉前将军广之后。”“天兴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贡。天赐中，改年建初，迁于酒泉，岁修职贡。暠死，子歆统任。”②李暠死后，谥曰武昭王，庙号高祖，唐时又追赠为“兴圣皇帝”。李暠之孙李宝（李承之父）亦很有才干。李宝为李暠第六子翻之子。“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暠之孙也。”③“遇家难，为沮渠蒙逊囚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④后投奔魏太武帝。太武帝“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⑤而李宝的长子，就是李益的九世祖李承了。李承少有谋略，辅佐其父，多有建树。“太武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侯。”⑥
以上所举李广之后的李嵩、李宝、李承行状，均指明他们的籍贯为陇西狄道，其中只是李承被沮渠蒙逊囚于姑臧一年有余。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李益祖籍陇西狄道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自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称李益为“陇西姑臧人”后，诸家继之，似成定说呢?究其原因，实未明了唐人称某人籍贯喜标郡望、矜门第之旧习，并非实指其籍贯就在此地。据《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李氏“姑臧大房”出自兴圣皇帝李暠之曾孙李承，李承曾被“赐爵姑臧侯”，故“承号姑臧房”，而并非指他们的籍贯是姑臧。实际上，除了李承之父李宝曾被沮渠蒙逊囚禁于姑臧一年余外，这一房并未在姑臧长期居住过。
据《北史·列传·序传》、《魏书·李暠传》、《魏书·李宝传》、《魏书·李冲传》等，又知陇西李氏诸房基本上是以官爵名房，而非籍贯。除李承受封姑臧侯而“号姑臧房”外，“敦煌房”因李茂袭李宝敦煌公而得名，“仆射房”因李冲曾任尚书仆射而得名。
这种标郡望、矜门第的风气在唐代屡见不鲜。如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旧唐书》本传说是“渤海蓨人”，《新唐书》本传说是“沧州渤海人”。但从高适诗文或其它材料看，均无记载其出身渤海郡或沧州的证据。特别是《新唐书》所称的“沧州渤海人”，更令人不知所云，因沧州与渤海是同地异名。汉渤海郡治所在河北沧县，唐沧州治所亦在沧县，故称高适为渤海郡人，显然是指郡望。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断定李益的籍贯为陇西狄道。但其先祖中亦有称为“陇西成纪人”者，如《史记》卷一百零九《李将军列传》云:“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而李益亦以李广后人自居，他在《赴邠宁留别》中说:“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即取《史记·李将军列传》“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之意。那“狄道”与“成纪”的矛盾如何解释呢?考《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则知:自李仲翔“讨叛羌于素昌，战没，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生伯考，陇西、河东二郡太守。生尚，成纪令，因居成纪。弟向，范阳房始祖也。尚生广，前将军。二子，长曰当户，生陵，字少卿。”
以上材料说明，李仲翔战死后葬狄道川，家人定居此地，后其孙李尚为成纪令，又居成纪。故将李尚之子李广称为“成纪人”与他祖上的籍贯狄道并不矛盾，因为“成纪”只是“狄道”的一个分支。
其三，就行政地理概念看，“陇西姑臧”亦不相协。陇西即陇西郡，据《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陇西郡，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县十一:狄道、上邽、安故、氐道、首阳、豲道、大夏、羌道、襄武、临洮、西县。”颜师古注:“陇坻即陇坂，即今之陇山也，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而姑臧则为武威郡一县，两者显然无法包容或并列。
综上所述，李益的籍贯应为陇西狄道，而非陇西姑臧。
二李益非“大历十才子”成员
“十才子”一语，首见唐人姚合《极玄集》:“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其中并无李益。宋人晁公武、陈振孙等亦皆袭姚说，人员没有任何变化。《郡斋读书志》卷四:“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纶与吉中孚、钱起、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有诗名，号‘大历十才子’。”
将李益厕于“大历十才子”之列，始于宋人洪迈，此亦“十才子”成员混乱之始。他在《容斋随笔》中说:“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合同。却将愁与病，独对郎陵翁。’纶和诗:‘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向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⑦洪迈没有详举“十才子”名录，他所称的“大历十才子”姓名亦不得而知，但将李益列入，已与《极玄集》不同。从计有功的说法中或许能窥见洪迈“十才子”的基本面目:“‘大历十才子’，《唐书》不见人数，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⑧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三亦云:“唐‘大历十才子’传闻不一，江邻几所志乃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发、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审。”此二家所称的“大历十才子”中，李端、卢纶、钱起、司空曙、苗发、耿湋、夏侯审、吉中孚等八人，名字与《极玄集》、《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相同，但将韩翃、崔峒换成了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李益、吉顼五人中的两人。此五人中，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和吉顼，宋代以后，已甚少见于各种版本的“大历十才子”名录，惟以李益为“大历十才子”成员的说法绵绵不绝，甚至在现代研究者中亦屡见不鲜。如《唐百家诗选评》第八卷引时天彝评语云:“李益与卢纶中表唱酬交赞，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翘楚。”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札记》亦云:“若论绝句，则李十郎之雄浑高奇，不特冠冕十子，既太白、龙标亦当退让。”宋育人《三唐诗品》又曰:“姑臧李益，字君虞，其源出于丘希范、吴叔庠，参宗于摩诘。长于托咏，朗润丰华，正如落花依草，妍然妩媚。余作少衰，开晚唐之派，大历十人，固其杰也。”
但从现存有关“大历十才子”得名的资料看，李益并非“十才子”成员，将其列入，显然是错误的。为了澄清事实，避免再滋纷扰，实有辩正之必要。
其一，唐人言“十才子”或相关事件，未见提李益者。除前述与李益同时的姚合在《极玄集》中言“十才子”而不提李益外，其它诗文酬唱亦未言及。《郡斋读书志》卷四谓姚合“元和十一年逢吉知贡举举进士”，《唐才子传》称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家”。姚、贾关系非同一般。而贾岛又是李益好友兼崇拜者，有《投李益》、《再投李益常侍》等诗，且与李益、韦执中、诸葛觉在洛阳天津桥南山中联句，可知彼此相熟。因此，李益是否“十才子”成员，姚合必然详熟，姚合既然在与贾岛的长期交游唱和中未提及李益为“十才子”中人，则说明他本来就不认为李益在“十才子”之内。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大历十才子”无可争辩的成员卢纶，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辄有所训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得耿湋司法书因叙长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员外发秘书省李校书端相次倾逝潞府崔功曹峒长林司空丞曙俱谪远方余以摇落之时对书增叹因呈河中郑仓曹畅参军昆季》二诗，所忆曾“风尘追游”的“长安故友”中，除未见韩翃、钱起二人外，皆与《极玄集》同，可见他所谓“负当时盛称”的“长安故友”即“大历十才子”。至于韩、钱二人的缺位，胡应麟认为，“韩翃、钱起不与，恐其间章句脱落”⑨。而《旧唐书·钱徽传》、《旧唐书·李虞仲传》中又皆明言韩、钱二人为“大历十才子”成员，但俱未提到李益。
其二，“十才子”本依附豪门，得名于权贵名流社交场合的文咏唱和。如《旧唐书·钱徽传》云:“父起，天宝十年登进士第……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行于图画。”《唐才子传》亦云:“时令公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延纳俊士，端等皆在馆中。”《旧唐书·李虞仲传》:“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升平公主，贤名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才子，曰:‘诗先成者赏……’”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端擅场》等亦有类似记载，只是未提“十才子”一语。
李端等号称“十才子”，最初是在强调这一团体的交游唱和性质，并未在意个体名声或整体诗歌创作水平。如《极玄集》称李端与卢纶诸人因“唱和”而号“十才子”（尚未称“大历十才子”），卢纶在其诗中也强调与李端等人“风尘追游”，而“负当时盛称”的基本事实。“大历十才子”之称乃后人所加，最早出现于《旧唐书·李虞仲传》，说李虞仲之父李端等因“文咏唱和”而“驰名都下”，才得“大历十才子”称号。但“十才子”的创作水平参差不一，后人对此甚有看法。《分甘余话》卷三:“发、审诗名不甚著，未可与诸子颉颃。”《诗薮》卷三《外编·唐上》:“中孚、审制作无闻，可疑。”《诗源辩体》卷二十一:“愚按夏侯审制作无闻，吉中孚、苗发所传甚少，故未可概述。”故胡应麟说:“余尝历考古今，一时并称者，多以游从习熟，唱和频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标目。中间或品格差肩，以踪迹离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绝，以声气合而不得离，难概论也。”⑩
将李益厕列“大历十才子”，本质上已在以才论人，是对“十才子”的有意误读。与姚合等强调“十才子”在大型社交场合的“唱和”关系不同，洪迈等着眼的是才情，即使偶论“唱和”，也多以一二人之间私下的诗歌来往为主。其实，这种刻意张扬“十才子”才情的倾向在《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中已经出现，如晁公武谓卢纶、李端等“皆能诗齐名”，陈振孙说“十才子”“皆有诗名”，已去姚合本意甚远。这种误读不仅有违历史真相，更会使李益研究误入歧途。
其三，“十才子”得名的具体时间，在客观上排除了李益作为“十才子”成员的可能性。前述“十才子”成名于郭暧尚升平公主时，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永泰元年，七月，甲午，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可知，永泰至大历初应是李端等“十才子”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李益显然不具备成为“十才子”的条件。首先，尽管李益大历四年在东都第进士，较李端早一年。但其《送同落第者东游》诗却云:“东门有行客，落日满前山。圣代谁知者，沧州今独还。片云归海暮，流水背城闲。余亦依嵩颍，松花深闭关。”说明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尚在洛阳家中“闭关”读书、“圣代谁知”的“落第者”，除了失意，没什么名气，不可能像“十才子”那样出入权门，“风尘追游”。其次，“大历十才子”的活动中心在上都长安，而李益第进士前的活动范围以东都为主，这不仅能从其《送同落第者东游》等诗中看出，也能在其它作品中得以印证，如《上洛桥》“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等等。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唐人最早言“十才子”，并无李益，应予肯定。后人以才情将李益列入，与当时李端等因交游唱和而称“十才子”的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况且，“大历十才子”得名之时，李益主要活动在洛阳一带，空间上亦无缘厕入以长安为中心的“十才子”之列。故将李益归入“十才子”之中是错误的。
三“征人歌”、“早行篇”乃“征人歌且行”篇之误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之上卷皆录李益《送辽阳使还军》一诗: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诗以“征人歌且行”开篇，形象描绘了东北边境早春难得的和平安宁动人景象，极富诗情画意，广为流传。但五代以来，论者误解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有断此诗为“征人”、“早行”两篇者。如《旧唐书·李益传》:“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新唐书·李益传》:“李益，故宰相揆之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图书见闻录》卷五《故事拾遗·雪诗图》:“李益者，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有才思，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障，如‘回乐烽前沙似雪’之句是也。”《唐诗纪事》卷三十:“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又有写‘征人歌’、‘早行诗’为图画者，‘回乐烽前沙似雪’之诗是也。”
（二）有谓此诗已佚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解题:“右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调郑县尉，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宪宗雅闻其名，招为集贤殿学士。负才籍士，众不能堪暴。其《献刘济》诗‘不上望京楼’之句，以涉怨望，诏降秩，俄复旧。益少富辞藻，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乐工以赂求取，被声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今集有从军诗五十篇，而无此诗，惜其放佚多矣?”
（三）亦有生吞活剥他人论述者。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集部三》:“昭德《读书志》谓集中所无《献刘济》‘不上望京楼’之诗，惜其放逸者多。检此本有之，可见此集在陈、晁时已分两本矣。”
诸家之误，最严重者在将此诗断为“征人”、“早行”两篇，其论皆出《旧唐书·李益传》，而《旧唐书·李益传》的描述则源于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又有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歌曲。”由于《旧唐书》在抄录《唐国史补》时，肆意删改，致使面目全非。
比较《旧唐书·李益传》与《唐国史补》的叙述，可见李肇不举题目，按先唐惯例以首句名诗，故曰“‘征人歌且行’一篇”。所云“天下亦唱为歌曲”者，则为李益的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亦见于《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诸集。《旧唐书·李益传》沿《唐国史补》旧例，但删繁就简，略去《夜上受降城闻笛》后两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将“天下亦唱为歌曲”改为“天下以为歌词”。又将“回乐烽前沙似雪”句前“又有云”三字删去，而在“受降城外月如霜”句末添加“之句”二字。最有戏剧性的是，将《唐国史补》“有‘征人歌且行’一篇”改为“其‘征人歌早行篇’”。“有”写为“其”，“一篇”略为“篇”，“且”形讹为“早”，“‘征人歌且行’一篇”遂为“征人歌早行篇”。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歌”、“篇”，皆为诗题标识要素，往往居于篇目之末，加之“征人歌早行篇”为六字，故依“歌”、“篇”二字位置，只能断为“征人歌”、“早行篇”三三结构，一诗由此变为两篇。
由上述分析可知，“且”、“早”之讹的始作俑者为刘昫所修《旧唐书·李益传》，但我们认为与李益时隔最近的唐人李肇所作《唐国史补》的记载应最为可信。迄今所见《唐国史补》版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三卷明嘉靖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册明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清抄本以及三卷《四库全书》本等皆作“征人歌且行”，即是明证。因此，“征人歌早行篇”的出现，实为传抄舛误所致。
《新唐书·李益传》几乎在抄录《旧唐书》，内容相同，唯有语词少许变动。如“与宗人李贺齐名”改为“与宗人贺相埒”等等。“‘征人歌’、‘早行篇’”随之变为“‘征人’、‘早行’等篇”，不只未觉“且”“早”之讹，所指范围也有扩大。晁公武抄录两《唐书·李益传》作解题，“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三句取自《旧唐书》，仅易“为”、“李”二字。“‘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抄自《新唐书》，唯去掉一“等”字，亦失察“且”“早”之讹，遂以讹释讹，误断李益集中“无此诗”。《图书见闻录》亦据《旧唐书·李益传》生发，唯将“画”易作“图写”，又加一修饰词耳，但误解殊甚，将“征人歌”、“早行篇”与“回乐烽前沙似雪”等二句混为一谈。《唐诗纪事》又据此而发，更为概约，不仅略去“受降城外月如霜”一句，且逻辑混乱不堪，将李益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之首句“回乐烽前沙似雪”归于“征人歌”、“早行篇”中。
丁丙意在纠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但判断失误，以为公武所谓“无此诗”是指无“不上望京楼”篇，故谓“此本有之”，错上加错。“不上望京楼”篇本李益《献刘济》:“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华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至今各本皆录。
综上所述，可知“征人歌且行”本为李益《送辽阳使还军》首句，李肇即以首句名此诗。而此诗见于李益诗集所有版本，并非晁公武所云“已放佚”。《旧唐书·李益传》等所谓“好事者画为屏障”的“征人歌”、“早行篇”实则李肇“‘征人歌且行’一篇”之误。此诗仅一篇，而非两首。
四“五原饮马泉”非“九原饮马泉”
宋人周弼《三体唐诗》卷四录李益《过九原饮马泉》
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流分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此诗令狐楚《御览诗》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全唐诗·李益集》虽题《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但注曰:“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作《过五原至饮马泉》，下注:“集作《盐州胡儿饮马泉》。”元好问《唐诗鼓吹》卷四作《胡儿饮马泉》。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张之象《唐诗类苑》、高《唐诗品汇》、刘一相《诗宿》、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等皆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张澍道光刊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又作《盐州道胡儿饮马泉》。可知，此诗唐人原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大多袭之，独周弼改“五原”为“九原”。又诸家记述中时而“盐州”，时而“五原”，使人徒增疑虑，故不可不辩。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何又名《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盐州”、“五原”是何关系?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盐州，下，隋盐川郡。武德元年改为盐州，领五原与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改为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十年复置。”
可知，五原为盐州辖县，二者相距很近，贞观二年曾“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故《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亦即《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所指大同小异。
那么，“五原”与“九原”是何关系?《过五原胡儿饮马泉》能否名为《过九原饮马泉》?答案是否定的。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二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在京师北二千二百六里，至东都三千四十四里。”可知，九原为丰州别称，而五原为盐州属县，虽地皆属关内道，但相距千余里。又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第五册《隋唐分册》，唐九原（丰州）在今内蒙古乌拉尔特前旗西北约三百里黄河北岸，而唐五原（盐州）则在今陕西定边县长城内，绝对不能包容替代。
周弼改《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过九原饮马泉》，其错误首先是混淆不同朝代地名沿革。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关内道》、《元和志》卷四《关内道》记载，丰州在汉、隋二代名曰“五原”，秦、唐之时又名“九原”，而唐盐州又治五原县，故周弼误以为唐五原即隋五原，遂以九原代五原，将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改为《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其次，误以“饮马泉”作“辟鸟鹈泉”。辟鸟鹈泉在李益诗中出现得较多。如《暖川》:“胡风冻合辟鸟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再赴渭北使府留别》:“平戎七尺剑，封检一丸泥。截海取蒲类，跑泉饮辟鸟鹈。汉庭中选重，更事五原西。”《早发破讷沙》:“破讷沙头雁正飞，辟鸟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此泉的位置，据《元和志》卷四《关内道》:“丰州，九原，下府。管州一、军一、城二:丰州、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天德军、西受降城在丰州城北八十里，北至碛口三百里。”“中受降城北至碛口五百里，西受降城北至碛口三百里。”《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列传》:“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辟鸟鹈泉。”又《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又五百里至辟鸟鹈泉，又十里入碛。”可知，辟鸟鹈泉在丰州城北约四百里处。周弼误以此“饮马泉”为“辟鸟鹈泉”，自然知道它在丰州，而丰州唐名九原，诗只能题为《过九原饮马泉》了。这是错误前提导致的错误结果。另外，李益诗中每次歌咏辟鸟鹈泉，皆直称其名。若此“饮马泉”为辟鸟鹈泉，则也应像它诗一样直呼“辟鸟鹈”，而不冠以“胡儿饮马泉”。可见，此泉非彼泉也。周弼的妄改影响很大，清人辑注此诗，皆以“胡儿饮马泉”为“辟鸟鹈泉”。如高士奇注周弼《三体唐诗》卷四《过九原饮马泉》曰:“在丰州城北。”“辟鸟鹈泉在丰州城北，又名饮马泉。”《全唐诗》“胡儿饮马泉”下注:“辟鸟鹈泉在丰州城北，胡儿饮马于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致使今人多误以此注为李益自为，而诗之“胡儿饮马泉”亦即“辟鸟鹈泉”，实谬之太甚。
综上所述，可知此诗本题《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因唐五原为盐州辖县，故宋人又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周弼史地概念不清，混淆隋唐两“五原”，妄改《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过九原饮马泉》，应予纠正。李益出塞既到过唐“五原”（盐州），又到过隋“五原”（丰州），但各纪其地其事，不能混为一谈。
五误收诗辨析
（一）《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夜上受降城闻笛》:
入夜思归切，笛声清（《才调集》卷八作寒）更哀。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风起塞云断，夜深关月开。平明独惆怅，落（《才调集》卷八作飞）尽一庭梅。从此诗版本源流看，《文苑英华》卷二百一十二将此诗归李益名下，却又注云:“一作戎昱。”唐人韦縠《才调集》卷八、韦庄《又玄集》卷下，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五，元杨士弘《唐音》卷四《正音三》“五言律诗”条，明张之象《唐诗类苑》卷六十六《乐部》“笛”条下，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之《戎昱诗集》等，皆题《闻笛》，收戎昱名下，而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则皆不录。唐人选唐诗的资料价值本不能忽视，宋元选本多据此而来。如清人《唐诗百名家全集》以宋本刊刻。“得百余家，皆系宋人原本，一一校雠而付之梓。”11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亦有宋本背景，最为世人所重。“古书自宋元版以来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12因此，它们的记载是可信的。
再从诗歌内容看，李益有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中“回乐烽”为以其所在地回乐县命名的烽火台。“受降城”指太宗受降城，即唐灵州城。据《旧唐书》卷三《太宗纪》记载，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幸灵州，在此招降铁勒、回纥、拔野古十一姓，被“尊为天可汗”，故称灵州为受降城。《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灵州，今理回乐县。……大唐为灵州，或为灵武郡。领县六:回乐、灵武、怀远、温池、安静、鸣沙。”又《嘉靖宁夏新志》卷三:“回乐县，《舆地广记》:‘在灵州故城之内。’”
综上所述，可知李益“回乐烽前沙似雪”一篇中，“受降城”及“闻笛”意象皆备，且有史料可证，故题《夜上受降城闻笛》名副其实。而戎昱五言“入夜思归切”一篇，并无“受降城”意象，只在描写边塞戍客听到月夜笛声后的种种感受，故应题《闻笛》，而非《夜上受降城闻笛》。《文苑英华》、《全唐诗》等将其题为《夜上受降城闻笛》，作李益诗，应予纠正。此诗的归属，今人作过讨论，王梦鸥先生《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认为此诗可疑，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归戎昱名下，是正确的，但资料过于简略，故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二）《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
东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时。片帆通雨露，积水隔华夷。浩渺风来远，虚明鸟去迟。长波静云月，孤岛宿旌旗。别叶传秋意，回潮动客思。沧溟无旧路，何处问前期。此为李端诗，见于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端集》卷四“五言排律”类，无“册立吊祭”四字，同书《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皆不录。“归中丞”即归崇敬，“册立吊祭”事在大历三年。据《旧唐书·新罗传》:“大历三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进为王，仍遣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往吊册之。”时人皇甫曾、皇甫冉、耿湋、李端、吉中孚皆有《送归中丞使新罗》诗送之（详《全唐诗》卷二百一十《皇甫曾集》、卷二百五十《皇甫冉集》、卷二百六十九《耿湋集》、卷二百八十六《李端集》、卷二百九十五《吉中孚集》）。五人中，“二皇甫”登科、成名均早。“皇甫冉，字茂政，润州人，玄晏先生谧之后。十岁能属文，张九龄惊异之，天宝间与弟俱登第。”13耿湋、李端、吉中孚三人登第虽晚，成名亦早。永泰、大历初，即与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前述李益家于洛阳，大历四年才在东都第进士。可知，大历三年时李益尚在东都，不过一落第士子而已，哪有资格和可能去攀饯归中丞这样的国使?故《全唐诗》将此诗收在李益名下，是错误的。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由于资料所限，认为“此诗尚不能断非益作”，“今难确指”，故予补正。
（三）《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汉宫词》:
汉室长陵小市东，珠帘绣户对春风。君王昨日移仙仗，玉辇将迎入汉中。（四）《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江南曲》:
长乐花枝雨点销，江城日暮好相邀。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连宛转桥。（五）《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宿石邑山中》:
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六）《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寄赠衡州杨使君》:
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阳太守虎符新。朝来笑向归鸿道，早晚南飞见主人。
此四诗非李益之作，皆韩翃诗。首先，历来一些比较权威的版本如《御览诗》、《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及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等李益名下皆不录此四诗。而《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文苑英华》卷二百零一、《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杨士弘《唐音》卷七《唐韵正音》“七言绝句”条、张之象《唐诗类苑》卷三十三等所录之《江南曲》，《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周弼《三体唐诗》卷二“后对类”等所录之《宿石邑山中》，《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张之象《唐诗类苑》卷四十九《职官部》“使君”条下等所录之《寄赠衡州杨使君》等皆署韩翃。其次，前代一些研究唐诗的专家所见亦为韩翃诗。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韩翃七言绝，如:‘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连宛转桥。’……‘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皆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人不易晓。”胡应麟所举以上诸句中，“春楼”、“晓月”分别出自韩翃《江南曲》、《宿石邑山中》二诗，故以上四首诗应为韩翃作。
注释
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魏收《魏书·李传》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魏书《魏书·李宝传》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李延寿《北史·列传·序传》卷一百，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⑤⑥李延寿《北史·列传·序传》。
⑦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十，《四库全书》本。
⑧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四库全书》本。
⑨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
⑩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
11叶燮《唐诗百名家全集序》，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苏州琴川书屋1902年版。
12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13高棅《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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