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慧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随着文学观念的重要变化，我国传统文体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编纂《咸阳碑刻》（与曹发展合编，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过程中，越发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其中，《唐薛元超墓志铭》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方墓志与以往作品有很多差异，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突破和超越。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墓志铭，不过是“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龚自珍《说碑》）的文字。故其为文，大多略叙生平梗概，期冀后人识其墓址，凭吊纪念而已。当然，墓志铭毕竟是带有史传性质的文字，其用笔往往与传统的文风多有契合:时代文风是散体，它也是散体;时代文风是骈体，它也是骈体。南北朝至初唐的许多墓志铭，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到中唐以后，墓志铭又多用散体文章。这一现象，我们编著的《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和《咸阳碑刻》中不乏其例。为了表现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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