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从陈子昂、李白提出复古的主张以后，明确了诗歌发展的方向，然而有些人理解不免片面，粗暴地全盘否定六朝文学；而另一些人则仍然“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见元结《箧中集序》）。杜甫作为唐诗集大成者，不但在创作实践上硕果累累，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也颇有见地，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大家风范。诗人在大唐盛世所营造的宽松的艺术氛围中，以高远的艺术眼光，豁达的艺术心胸为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的艺术经验。著名的《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以诗论诗，辞简义精，可谓是杜甫诗论主张的集中体现。更是对关于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这一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的深入探讨。六首诗作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先从题目说起。六首绝句冠以一个“戏”字，是很耐人寻味的。它意味着杜甫在这里不是板起面孔，义正辞严的说教，而是轻轻松松、自自然然、从从容容地信口说出；不是你死我活的辩论，只是有感而发的言论而已，远离是非对错的判断，以一个诗人的眼光看取评价诗坛的现象。因为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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