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戏为六绝句》

唐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从陈子昂、李白提出复古的主张以后，明确了诗歌发展的方向，然而有些人理解不免片面，粗暴地全盘否定六朝文学；而另一些人则仍然“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见元结《箧中集序》）。杜甫作为唐诗集大成者，不但在创作实践上硕果累累，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也颇有见地，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大家风范。诗人在大唐盛世所营造的宽松的艺术氛围中，以高远的艺术眼光，豁达的艺术心胸为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的艺术经验。著名的《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以诗论诗，辞简义精，可谓是杜甫诗论主张的集中体现。更是对关于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这一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的深入探讨。六首诗作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先从题目说起。六首绝句冠以一个“戏”字，是很耐人寻味的。它意味着杜甫在这里不是板起面孔，义正辞严的说教，而是轻轻松松、自自然然、从从容容地信口说出；不是你死我活的辩论，只是有感而发的言论而已，远离是非对错的判断，以一个诗人的眼光看取评价诗坛的现象。因为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个性的，同样批评也应该是个性的。六首绝句冠以一个“戏”字，感觉上不太认真、不太在意，但我们确可以从中玩味出许多道理来。因为在看似轻松的调笑背后潜藏着的是诗人深刻沉稳的思考。正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中说：“此六篇皆言文章之难事，公虽谓之戏，而中有刀尺矣。”这六首绝句前三首主要通过对具体作家的评论提出了问题，后三首则结合自身体验揭示论诗宗旨，意在解决问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对诗歌创作中几个历史问题的一次反思和对若干现实问题的一次探究。

一

杜甫反思的问题之一是，对六朝作家庾信的评价。这集中体现在第一首诗中：

其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在这里，杜甫能够全面考察庾信一生的创作，看到其文章老而更成的一面，指出其健笔凌云意气纵横的风格。关于庾信的诗赋，唐初有些史学家如李延寿、令狐德芬等都有过许多低调的评价，而杜甫却没有羁于传统的束缚，而是一反传统论调，从知人论世、发展变化的角度出发，以诗之大者的情怀来观照庾信文章，“不曰老始成，而曰‘老更成’”，“老更成”，［1］即更加老成，老成意味着诗文写作技巧的圆熟和艺术风格的浑成，这的确是相当高的评价，足以证明杜甫对庾信似乎不存在什么偏见，而是一向投射着更多欣赏的目光。而唐代的“今人”，却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杜甫能够在否定六朝文学的声浪中发出别样的声音，这绝不是一种刻意的叛逆、或是标新立异，而是一种深沉的理解、独到的发现。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的人物，是把南朝诗歌的写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质朴风格相结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笔”来赞扬庾信后期的诗歌成就。除了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到了对庾信的评价外，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还说“清新庾开府”，在《咏怀古迹五首》中赞其“暮年诗赋动江关”，可见，杜甫的确是推崇庾信的。历来有人认为杜甫推崇庾信的话，是一种自况，理由是一、当时确有的嗤点杜甫的诗（见韩愈《调张籍》）；二是《咏怀古迹》之一中头四句所说的“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实是杜甫自指；三是杜甫所说的“鲸鱼碧海”只有李、杜可当（如钱谦益）。但这些理由并不是完全贴切的。杜甫看重庾信，是由于庾信的诗歌能兼“清新”与“老成”二者之长。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曾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由此可见杜甫是以其宽厚的胸襟、细腻的感悟，在前辈的诗作中探索、发掘着诗美。应该说，在彻底批判齐梁遗风、不顾一切进行大清扫的时候，在“一种健康的主流和倾向，掩盖着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2］的时候，这种冷静、客观、细微的关注，无论对古人、对时人、还是对后人，都是极其必要的、负责的做法。

二

《戏为六绝句》所涉及的问题之二是对“四杰”的评价。这体现在第二首和第三首诗中：

其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而，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3］，总之“四杰”一直以来是一个充满争议与矛盾的话题。首先是关于“四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杜甫在第二首诗中以欲扬先抑的笔调来作答。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人不如人――随时间的流逝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却是四杰的诗作。杜甫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一些不能正确地、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的人，指出在唐初的艺术改革方面，“四杰”是有他们的历史功绩和贡献的，应该给他们以公正的历史的评价，这个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很有识见的。因为杜甫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告诉我们文学批评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在第三首诗中，杜甫进一步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引出后两句的意思，入情入理：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骚，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块过都”暗用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意为历田野，过城市，长距离的奔驰。“历块过都见尔曹”全句意谓在历史的淘选下，四杰与“哂未休”的时人，孰高孰低，分明可见。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宽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此所以断言为‘才力应难跨数公’也；此又所以断言为‘未及前贤更勿疑’也”［4］，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这无疑是其言论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保证。“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杜甫《偶题》）这是杜甫一贯的主张，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故杜甫在接下来的一首诗中作以小结，此首即承前三首之说，并将话题引向当代诗坛：

其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这里的“数公”即指庾信、四子。“尔曹好作嗤点，好哂人者，究竟谁是出群雄乎？才力薄弱，未能逮其凌云健笔之文，未能明其江河万古之故，未能步其龙文虎脊之尘，又安能不流为织小娟媚，而未掣鲸鱼碧海中乎！”［5］杜甫再一次警醒世人应以宏观的历史的态度来观照文学现象。而且在第四首诗中，杜甫还明确这样一点：他所推崇的是“鲸鱼碧海”，不是“翡翠兰苕”；清词丽句的技巧可取，但纤弱小巧的风格不可取；正如朱东润先生在《杜甫叙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要求的是伟大，是壮丽，不是娇小、不是玲珑”［6］，所以必须上攀屈、宋，自铸伟词，创造出“碧海鲸鱼”的壮美意境。

三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是杜甫对过去批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反思，那么后两首诗则着重谈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其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其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应该说，杜甫的诗歌理论是以雄厚的创作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所以在这里，杜甫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为我们端正了学诗的正确态度并提供了学诗的有效途径。黄珅在《杜甫心影录》中说：“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谁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学习，更能由衷地赞扬他人了”［7］，这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结果。在对待古与今的问题上，杜甫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论点，“不薄今人爱古人”，就是说对古与今要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不分今古，继承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绵延的整体，此则杜甫指示论诗宗旨，而其所以不废齐、梁之意，亦昭然可知。杜甫认为，后代诗人要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必须对前人留下的文学遗产“别裁伪体”，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因为不继承，就无从创新；不创新，就缺少意义和价值。所以要抛开偏见，打通古与今的界限，实现全面兼容。“别裁伪体亲风雅”，是说要区别而裁去“伪体”――缺乏真实内容的形式主义之作，主要指和风雅的正体背道而驰的东西，即齐梁遗风。《诗经》的《风》和一部分《雅》，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它比较而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残暴统治下人民的疾苦和愤懑，生活地唐王朝大动乱时代的杜甫，体会到了这一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为了使文学发挥他所说的“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作用，杜甫要求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即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要求文学反映当时动乱中人民的疾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的。在“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前提下，杜甫又进一步提出“转移多师是汝师”的主张。告诉我们学习应该择善而从，广泛融会，不为时代、流派所限。的确，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成法和经验，后一个时代所发生的新变化也总是建立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之上。因此，创新的前提是娴熟地掌握过去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和要义，在继承的过程中发扬，地学习的过程中加以融汇贯通，然后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我们看到，杜甫之所以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受到后人的敬仰，和他这种广泛学习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的这一主张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要之，杜甫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客观、宽容、通达的批评态度，之所以会产生广泛学习、兼并蓄的理论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杜甫是盛唐的诗人。盛唐，是一个洋溢着力量与信心的时代，对外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对内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乱之后，王朝虽已开始衰败，但此风犹在，而杜甫的生命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通，所以自然也感染了这种恢宏的气度，创作出“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8］的博大境界。其次，杜甫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儒家崇尚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厌恶极端和偏颇，“温柔敦厚”成为其诗歌理论的主要命题。这些都意味着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一切智慧要在不愠不火、冷静客观中体现出来。杜甫正是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渗透了这种“博”、“仁”的儒家精神，所以无论评论古人还是今人时，他始终目光和蔼、内心真诚、充满善意与关爱。此外，从文学理论批评自身发展的的角度看，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迟迟难辨是非的问题，人们投过太多的白眼，贬低、指斥，甚至责骂，这其间夹杂着社会的目的性和个人的狭隘性，无论是对于历史上的诗人，还是对于历史都是有欠公允的；诗至杜甫如日行中天，而“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9］最美的时候终于到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备了，从诗作到诗人都成熟了，该是用正眼从容看取一切的时候了，就这样杜甫以雄厚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诗歌理论诞生了。综上，以《戏为六绝句》为代表的杜甫的诗歌理论，之所以能够折射出诗人敏锐的眼光和公允的态度，是与诗人所处的伟大的时代和诗人自身所具有的伟大的情感分不开的。
这组诗题虽言“戏”，但却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杜甫的诗论并不像陈子昂、李白以及后来的白居易那样，为了救时救弊、突出地强调某一个方面。他在创作实践上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他的诗论也是如此”，［10］以其精辟的观点、历史的态度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论坛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更为唐诗的继续繁荣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