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悲愤诗》--“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

作者：赵铭丰
一、前言
众所周知，“班昭（曹大家）（？）、蔡琰（文姬）（？）、李清照（易安居士）（1084–1155？）”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才华富艳冠绝一时的独特女子。三人俱因特殊的生命实践与时势主客观条件的造就，融冶焠炼其不足为外人道却哀乐入心的深刻体验。而其中血泪交织动人尤甚者，笔者以为非蔡文姬莫属。蔡文姬与曹大家，二者虽皆识见深隽各擅胜场，但蔡文姬半生流离问天无语，较之曹大家，蔡文姬匮阙其终生安稳的风平浪静；而与易安居士相较，蔡文姬前无亦师亦友的良人在侧、后无亲朋旧知的慰怀，其凄冷可想而知！
吾人据《后汉书·列女传》所载的五言体与赋体的悲愤诗条陈缕析，愈觉其生命乖舛实是非言可喻。而历代文人为其幽微演绎者繁不胜数，笔者从中细览，发现绝大多数只纯粹着眼抒论其斑斑血泪的蹇厄，亦即究竟其整体文学表现及其生命悲剧遭逢。虽然就鉴赏者的评论角度而言，大体无可厚非。然而此处却有一大症结点被简约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即是作者本身“文姬别子”何以竟能毅然割舍的所在缘由。此事其间起心动念的意绪转折，乍看之下似乎无关紧要。然若以历史观点细察，将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悲愤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起承作用。何以吾人为此言，其因即在于：“文姬别子”所上承的是文本作者一十二载边荒胡风的流离异邦；接续的，即为归乡后触目尽非故物之叹！加诸何以蔡琰竟能遽舍亲子回归汉地，她个人是缘于怎样的考量，其背后让她做出非如此不可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