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然触发物，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一篇咏物诗赋就这样诞生了。翻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咏物诗赋。花草鱼虫、风霜雨雪、山川夕阳这些自然之景之物很早就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和情感的寄托。在这些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物象中，就包括蝉，这只小小的鸣虫老早就飞入文人雅士的艺术视野。他们闻其声、视其行、观其容、察其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咏蝉诗赋。到了唐代那样一个诗的国度里，咏蝉诗的数量就更为空前，单以蝉为题的诗就达70多首，要统计含蝉意象的诗句便不计其数。更要指出的是，唐代诗人摆脱了过去见物不见人，见景不见情的单一物象描摹。并且在他们眼里，蝉已经不再是一只简简单单的昆虫，而是含有深刻文化底蕴的一种意象。所谓的意象，用西方意象主义诗论者庞德的话来说：“一个意象就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情结）。”[2]这个定义包含着意象结构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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