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然触发物，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一篇咏物诗赋就这样诞生了。翻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咏物诗赋。花草鱼虫、风霜雨雪、山川夕阳这些自然之景之物很早就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和情感的寄托。在这些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物象中，就包括蝉，这只小小的鸣虫老早就飞入文人雅士的艺术视野。他们闻其声、视其行、观其容、察其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咏蝉诗赋。到了唐代那样一个诗的国度里，咏蝉诗的数量就更为空前，单以蝉为题的诗就达70多首，要统计含蝉意象的诗句便不计其数。更要指出的是，唐代诗人摆脱了过去见物不见人，见景不见情的单一物象描摹。并且在他们眼里，蝉已经不再是一只简简单单的昆虫，而是含有深刻文化底蕴的一种意象。所谓的意象，用西方意象主义诗论者庞德的话来说：“一个意象就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情结）。”[2]这个定义包含着意象结构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性与感情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两者珠联璧合，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完美统一于一首诗。蝉在唐代诗句里，就是这样的意象。不过由于诗人的主观感情同他的境遇息息相关，这就导致不同的诗作表现出不同的意象特征，有的象征高洁，有的代言悲秋，有的触发哀时伤逝，有的自喻迍邅命运。下面就蝉在唐诗中的不同意象特征进行简要分析论述。
一、高洁品质的象征者
把蝉作为高洁品质进行歌咏的传统要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侯就出现了大量咏蝉诗赋。曹植《蝉赋》里有这样的句子：“皎皎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认为蝉的贞洁品质可以与伯夷、柳下惠相媲美，是帝王与臣子的楷模和典范。傅玄在《蝉赋》里说：“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台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激畅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陆云更是称蝉有五德：“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具备“文、清、廉、俭、信”这五德，是“至德之虫”，表面上是说蝉，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正人君子形象。可见蝉的高洁品质在魏晋时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
与魏晋时期咏蝉诗赋一味描摹物象、见物不见人相比，唐代诗人能自觉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物我互释。唐太宗李世民就有一首清新淡雅的咏蝉诗：“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赋得弱柳鸣秋蝉》）有了皇帝的带头，大臣们更是后来者有之，如李百药的《咏蝉》：“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从这一君一臣咏蝉诗句的字里行间，隐约能看出他们冰清玉洁的高尚品德，看看他们所用的词汇，“玉阶柳”、“含翠鸣”、“清心”、“华冠”，这些纯粹透明、高贵典雅的辞藻，明是在写蝉，实际上是标榜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们受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警策，可见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树立高尚的品格和加强道德修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和庙廊重臣。
同样是太宗的名臣，虞世南更有一首咏蝉名作：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咏蝉诗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蝉，句句又是在写人。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声音和习性，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关键是作者把握住了蝉的一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出了艺术上的契合点。垂绥，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类似于蝉的下巴上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诗的后两句评点道，这完全是由于蝉能够“居高声自远”，而不是由于凭借秋风一类外力所致。这句诗的弦外之音，它们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这种居高自远完全来自人格美的力量，绝非依凭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所能得到的。实际上，咏蝉包含着虞世南的为人为官之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3]
二、悲秋思绪的代言者
《礼记》曰：“仲夏之月蝉始鸣，孟秋之月寒蝉鸣。”[4]可见，我国的先民们很早就认识到蝉是一个感节应候的小精灵。自然界春秋代序，气候的变化，诗人对此是更加敏感的，正如钟嵘在《诗品序》里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5]陆机的《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6]宋玉的《九辩》里有“悲哉秋之为气也！”可见，蝉噪秋至，秋来悲生，于是在古典诗文里，寒蝉就同落叶、夕阳、风、霜等一起成为悲秋的意象原型。“所谓原型，就是指一个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7]弗莱的原型理论认为，有些常见的自然景象，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不能被认为是某种巧合，相反，这种反复显示了自然界的某种联系，而文学则是模仿这种联系。寒蝉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悲秋的原型之一。晋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有：“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辞楹”的诗句。秋风入、寒霜降、秋蝉噪、燕辞楹，渲染出一幅悲凉的秋景，为下文的抒发哀怨之情作了思绪铺垫。
先看许浑的《蝉》：“噪柳鸣槐晚未休，不知何事爱悲秋。朱门大有长吟处，刚傍愁人又送愁。”和陆畅的《闻早蝉》：“落日早蝉急，客心闻更愁。一声来枕上，梦里故园秋。”在这里，噪柳鸣槐、喋喋不休的急促的蝉声，更频添了客居他乡、仕途未达的羁旅之人思念故园的愁绪。
唐永贞、元和年间的白居易和刘禹锡有以蝉为题的唱和之作，先看白居易的这首：
十载与君别，常感新蝉鸣。今年共君听，同在洛阳城。噪处知林静，闻时觉景清。凉风忽袅袅，秋思先秋生。残槿花边立，老槐阴下行。虽无索居恨，还动长年情。且喜未聋耳，年年闻此声。（《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
再看刘禹锡的回赠作：
碧树鸣蝉后，烟云改容光。瑟然引秋气，芳草日夜黄。夹道喧古槐，临池思垂杨。离人下忆泪，志士激刚肠。昔闻阻山川，今听同匡床。人情便所遇，音韵岂殊常。因之比笙竽，送我游醉乡。（《酬乐天闻新蝉见赠》）
白居易和刘禹锡都积极地投身于永贞革新等社会改革的运动中，但是，永贞革新只推行了半年即告失败，刘禹锡等这些改革者被贬为远州司马，从此开始了他们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白居易当年虽未被贬，但十年后的元和十年，被斥为宫官越职言事，被诬以“伤名教”的罪名贬为江州司马，过了五年的贬谪生涯，晚年在洛阳定居，过着饮酒弹琴、游山玩水、栖心释氏的生活，此间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上面这两首即是。秋来悲生，闻蝉忆昔，曾经“同是天涯沦落”的刘白二人对此心有灵犀，那就是“力挽狂澜而未逮，忠心报国而被贬，这已让他们心中充满愤懑，再加上漂泊之苦，故园之思，更让他们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复杂悲凉的情绪都借秋蝉那声声哀鸣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8]
三、哀时伤逝的触发者
古人认为蝉夏生秋死，庄子的《逍遥游》里就有“蟪蛄不知春秋”的说法，蝉也就成了生命短促的象征。传统社会里，一批批文人志士在功名未就、壮志未酬时往往会发出人生苦短、岁月易逝的感慨，曹操当年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诗句。朝露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看到朝露、闻见蝉声，不免使人有哀时伤逝之感。
看看下面这首：“一声清溽暑，几处促流年。志士心偏苦，初闻独泫然。”（雍裕之《早蝉》）听到蝉声，自感炎夏已去，从一声声的蝉叫中感觉到的应该是溽暑变得渐渐清凉，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夏去秋来，时光飞逝，有梦未圆、有志未遂的文人志士便有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之慨叹，雍裕之的苦就来源于此。再看下面这两首《闻蝉》，杜牧的：
火云初似灭，晓角欲微清。故国行千里，新蝉忽数声。
时行仍仿佛，度日更分明。不敢频倾耳，唯忧白发生。
和吴融的：
夏在先催过，秋赊已被迎。自应人不会，莫道物无情。
木叶纵未落，鬓丝还易生。西风正相乱，休上夕阳城。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之作还有下面两首：
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
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
（《闻新蝉赠刘二十八》）
刘禹锡回赠作：
蝉韵极清切，始闻何处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秋时。
此岁方晼晚，谁家无别离。君言催我老，已是去年诗。
（《始闻蝉有怀白宾客去岁白有闻蝉见寄诗云只应催我兼遣报君知之句》）
暑往寒来、岁月轮回、物换星移本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然而面对理想幻灭、功业难成的境遇，失意志士听到蝉噪声声，看到落叶萧索，夕阳西下，低沉与失落的感伤便油然而生，悲其所遇，无法快然自足，当然感慨老之将至，那正是想“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四、迍邅命运的自喻者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意思是说，往往一些名诗佳作都是作者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人生遭际下创作出来的。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也。”我们从唐代几首咏蝉诗就能看出这一点，先看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首诗是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因上书纵论天下大事，遭人陷害，得罪了武则天，蒙冤下狱在狱中所作。咏蝉从外形及周围的环境写起，紧紧围绕着蝉“羽弱”、“声微”的特点来写。而这两个特点，正好反映了诗人当时有志难申、求助无力的处境。诗中作者以蝉的清白高洁自喻，而风、露则是奸佞小人的象征。露水打湿了不以俗厚而自真的薄翼，风言杂语淹没了欲伸张正义的声音而传不出去。无处诉冤的诗人只好以蝉自况，用比兴的手法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正如他在诗序里说的那样：“仆失路艰虞，遭时微徽。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馀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李商隐的《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是中唐后期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一生坎坷，长期为幕僚，这小小的官职犹如梗草浮沉于宦海，尽管满腹经纶、志存高远，但是卷入党争旋涡的他备受排挤，任凭声嘶力竭的哀鸣也无济于事，没人同情，潦倒终生。诗人正是以蝉自况，借蝉栖高枝、饮清露喻己志高洁、行清廉，蝉的“徒劳费声”和“碧树无情”喻宦海险恶、世道无情，诗人官卑禄薄、梗泛飘泊、孤寂无援、悲愤无告的人生境遇在这一蝉一我、亦蝉亦我的短短40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贾岛有一首以病蝉自况的诗：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一生穷愁潦倒的贾岛，以病蝉自况，这是他才高命蹇的喟叹，病蝉的“折翼”、“酸吟”喻仕途的坎坷、生活的穷酸，尽管贫贱，仍能不以俗厚而自薄，不坠污浊而自清，然而就是这样他也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有“黄雀”与“鸢鸟”这样的险恶势力。一个奔波辗转、潦倒淹蹇的穷酸书生相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闻见蝉声是物色感于外，喜怒哀乐是情动于中，两相遇而发为歌咏。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似泉石相舂，自然成响。诗人在这一蝉一我、亦蝉亦我的诗境中，达到了物我互释的完美融合。尽管蝉在唐诗里有着不同的意象特征，形态各异，但都神形兼备，诗人借助这些不同的意象，或表达高尚的情怀，或抒发满腔的悲愤，或感慨岁月流逝，或触发悲秋思绪，无论是娱情还是抒愤，正是这只小小的鸣蝉，唱响着唐诗那意境深远的神韵。
参考资料：
[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2]庞德《回顾》引自《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上册p108
[3]《旧唐书虞世南传》
[4]《初学记》卷三十
[5]钟嵘《诗品序》
[6]陆机《文赋》
[7]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1957.p99
[8]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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