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

为什么戏曲在元代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支生力军，而开创了我国戏曲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其实，就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南曲戏文《张协状元》来看，其情节、角色、戏曲形式等要素已相当完备，可以说宋戏文比元杂剧成熟得更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非要等到元代，戏曲的发展才能形成大气候，出现一大批优秀作家，流传下一笔厚重的戏曲文学遗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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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论述元杂剧的繁盛时，常强调社会因素，尤其突出元代发达的城市经济对杂剧繁盛的影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若以城市经济而论，则南宋的城市，无论在规模、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要超过北方的城市。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人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至元七年抄籍数），南宋时杭州九县人口为一百二十四万（《咸淳志》记载）;而到了元代，杭州路户为三十六万八百五十，人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还可将元代南北城市作一比较：晋宁路即平阳路，是杂剧艺术很发达的地区，其户为十二万六百三十，人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与之相应的南方城市扬州路，户为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六，人口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九十。可见南方城市经济确实要比北方更为发达。但是，元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却具有与宋代不同的特点，随着蒙古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大，贸易和交流外向化，十分活跃。这就成为戏剧发展特别肥沃的土壤。金元之交社会动荡十分惨烈，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而戏曲的发展，与诗词不同，诗人可以“横槊赋诗”，战乱中往往会产生一批天才诗人。戏曲的发展却需要一种“太平景象”作为孕育的土壤。元统治者在立国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使经济渐渐复苏。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广袤的土地上，农村、集镇的人们在节庆、祭赛时请戏班子演出。虽然城市经济的恢复与繁盛，北方仍不如南方，但元代商业经济的外向性发展已成规模，外国商人深入到各大城市，交流意识与商业意识不但成熟，而且逐步深入人心，推动了演出的商业化，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其结果正如夏伯和《青楼集志》所言：“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形成全国性的商业演出网。再则，南宋朝廷因为废教坊，为欢庆节日或有外国来朝，需要应酬，常调集民间艺人进宫供奉，事前需由宫内派员指导;而艺人们也常以“御前供奉”为荣，不自觉地打上“官”印，被官方一定的需要、一定的程式所影响。这对商业演出是有一定约束力的。所以比起宋代来，元代的戏剧商业化发展更为自由。
说到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总要涉及到元初废科举一事。王国维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他的结论其实源于元明人，但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却很深。不过也早已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孙楷第先生就认为此说只可用于延之前。之后，又有些学者更认为元代有不少对儒士的优惠政策，而且统治者尊重儒学：孔子的封号上加“大成”二字，科考试“明经”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等，似乎这个原因不能成立。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元代废科举对元曲创作是否有影响;二是元代士人的处境，包括仕途出路究竟如何。
对于这两个问题，应该历史地、变化地看待它。元初，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曾举行过一次考试，虽然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却没有什么结果，中式者没有被当朝合理使用。之后一直不行科考。当时士失所业，有愤懑之气，寄于词曲，是很自然的。有的人因此“隐于市”，托身书会，或根本出于“稻粱谋”而成为书会才人，以此为生计之所出，应该是有的。所以科举长期不行，确实是戏曲作家队伍壮大的原因之一。延重开科举，但科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类，各有不同要求（这当然体现了当政者的苦心），而且后来还有停科举的情况，应该说元代科举制是很不完善的。所以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他的话有过激之处，但是元代“仕进有多途，铨衡无定制”确是事实。姚燧《牧庵集?送李茂卿序》云：“凡今入仕唯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其中又以由吏出职者为多，吏员入流须经漫长的道路，待到意志消磨殆尽，仍然“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不在少数，像张可久那样，悬车之年尚为吏职，供人驱使，其伤情何如!后来元统治者还明令可以纳粟买官，又与钱挂上了钩，更多出“一途”，官场是很昏暗的。
元当政者对待儒士的政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不能笼统地说“压迫”或“优待”。但是，元代的儒士问题始终是个比较突出、比较特殊的社会问题。这里有民族歧视问题，也有对儒家学说作用的认识问题，还有蒙古与汉人的文化差异问题。元初立国，对于如何统治中原大地，蒙古贵族内部有分歧看法，有人甚至要将中原文化来个大倒退，建议杀汉人，减少人口，把耕地变成蒙古人的牧场。多亏受元太宗窝阔台重用的耶律楚材理政有方，使税收大增，国库充实，北方牧场化的建议才销声匿迹。即便如此，对于如何统治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仍有争议，直到元世祖时，西北藩王还曾遣使入朝，责问道：“本朝旧制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悉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留汉地、建城市都要受责问，岂不是“牧场化”的建议再提？世祖为此特派高智耀去“析其问”。这就看出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就遑提重视儒士了。元世祖是个开明的君主，明白还得以汉法治理中国，在高智耀、耶律楚材、王鹗、许衡等人的建议推动下，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