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竟陵派是因其代表作家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的乡贯而得名的一个文学流派。尽管这一流派的发生、发展，实际上与那种由地域关系结社唱酬形成的地方性文学群体未可同日而语，但钟、谭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毕竟是他们文学成长道路上一个不容或缺的历史阶段，它为竟陵派的诞生提供了某种土壤，而构成该文学流派的某些基本质素，在这一阶段也确已孕育而成。至钟惺万历戊申（1608）冬离家游宦前，不仅作为该派今后各个时期文学基本主张滥觞的早期批评观念业已形成，而且随着钟、谭组合的构成，两人在这段共处时间相对较长的日子里，通过切磋磨合，对之又有所确认，并开始用于指导他们的创作实践。已有的竟陵派研究，对于钟、谭这一阶段的文学活动关注甚少，恐怕也就因此难以认识它对于竟陵派文学（尤其是文学思想）形成及其发展的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梳理和探讨。
一、钟惺、谭元春的始习与才性
钟惺、谭元春从事文学创作，始于万历二十年代：钟惺“逾二十而后为诗”[1]，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谭元春将自己的古诗、近体创作追溯至十六岁时的摹习，则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间。虽然这个时代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已先后作古，但他们所领导的后七子一派文学复古的势力在南方诸区域却仍然长盛不衰，如钟惺早年为生员时与之有师生之谊的邹迪光（1549—1626）（时任湖广提学副使），折官位辈行而先后与钟、谭交的冯时可（时任湖广参政），以及乡先达李维桢（1547—1626）等，皆为此派巨擘，虽然目前尚没有什么材料可说明他们对于钟、谭的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但钱谦益所说的“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2—p567]却是事实，故钟、谭的始习不能不受到此风的浸染。就钟惺早年的创作而言，李维桢《玄对斋集序》就曾有“集中诗可百余篇，而汉、魏、六朝、三唐语，若起其人于九京，口占而腕书者”[1]这样的评价，可见其拟古之酷肖。钟惺自己也承认，谓自己之少作“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隐秀轩集自序》）[3—p259]。至于谭元春，从其自述亦可见，少于诗，真可谓摹体以定习，一部《文选》，拟之殆遍，①终至于以魏晋标格。李维桢序其早期诗集说，“友夏诗无一不出于古，而读之若古人所未道”（《谭友夏诗序》）[4—p941]，称赞他的诗近于汉魏、晋人间，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确也承其取径而言。无论他以后的创作如何追求自出性灵，这一阶段的学古成为他求取变化之资，邹漪谓其“少喜言诗，颇规摹《昭明》选体，落笔辄肖；已复去之，学盛唐。后乃出心颖、取奇俊，翩翩多致”[5]，正指出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由“泛泛焉回翔于古诗、近体之间”进而自求灵异这样一个相互衔接的过程。他自己后来在《答刘同人书》中说：“初年求之于神骨，逾数年乃求之于气格，又数年乃求之于词章，前后缓急、难易加减之候，惟己得用之”[4—p777]，意在说明自己采用的是不同于常人的由抽象的完形而至具体的表现的琢炼方式，但“拟议以成其变化”本来也是复古派的主张。所谓“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文心雕龙·事类》），早年的这种学习之功，多少总会在他们今后的文学事业留下某种印记，即便是起而排击王、李之学而求创变，其取向亦终不脱古人之传统，这又未必不是此际的经历暗暗为之根株。
其实，从谭元春所作的《徐中丞集序》中，我们还是可依稀找到他们在家乡受到七子一派影响的痕迹。这里的徐中丞即徐成位，竟陵人，其子徐惕为钟、谭密友，因与钟、谭俱有交往。元春尝记其言曰：“吾在仪曹时，居闲寡务，与王敬美、孙月峰诸公，切劘为古学，颇知古人之意。”（《徐中丞集序》）[4—p604～605]则其习尚可知。作为富有阅历的贤长，他的经验之谈在元春一辈通家年少的心目中应该是有分量的，尽管他以“人生在世，上则性命不易之理，次则民物有用之学，焉用是招尤之言为哉”为教诲，劝诫元春应该立大志，那也不过是指出向上一路，意在希望年轻人不要仅止于以文人名世；而从元春自己理解的“而又以春之嗜古也，壹似欲摧折其盛气，如欧公之于徐无党者”来看，实还有在古文辞创作上对之加以调教、锤炼的意思，这便不是一般的教示可相比拟。由此一隅，亦可窥测他们早年在文学上成长的环境。
然而这样的局面似乎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因为也正是这个时代，袁宏道（1568-1610）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由吴中而北京，自创一派，“务矫今代蹈袭之风”（《雪涛阁集序》）[6—p710]。尽管它在当时的影响未必如钱谦益描述的那么大：“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2—p567]但已波及楚中钟、谭之所在却是确然无疑的。根据现有的资料，至少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亦即公安派成立渐次达到前期鼎盛之年，二十七岁的钟惺以诸生入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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