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似乎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现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词，无例外地都是他南归以后的作品。其实，辛词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归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艺术创作根柢①，而在其南归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细心寻绎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期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在内容和手法、技巧与风格等方面，显示出与后期辛词的差异。关于辛弃疾南归后期的词作，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拟就其前期词作略作探讨。

一

辛弃疾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归宋廷后，官职不断有所升迁。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行狱，此后则大致辗转于江西、两湖安抚使、转运使之任，直至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被弹劾落职。在这一长达近二十年的时期中，他恪尽职守，不断展现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并逐渐为宋孝宗和宰执大臣所了解和认可，但他刚强果毅的思想品格和处事作风与南宋颓靡不振的政风、士风不断产生矛盾冲突，他不能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利用多种机会，提出恢复方略，但其自北归南的身份终与多士有隔阂，其恢复之志也难以为多数人所理解，乃至屡遭谗言蜚语、猜疑诋毁和摈斥排挤。这就使得辛弃疾南归前期的词作，具有十分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

辛弃疾在率部南归后的十数年中，虽则宋孝宗还并未因隆兴北伐的失利而完全放弃收复之志，但新环境却使辛弃疾自此几乎已不再可能驰骋疆场，直接参与他早年就曾苦苦为之谋划、奋斗的恢复事业，隆兴和议以后大致又趋于沉寂的南宋政局，尤不能不给辛弃疾的心头蒙上一层浓重的阴云。他深恐朝廷以一小胜负而屈己求和，就此放弃恢复大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深深忧虑。而这种忧虑，也时时表现于辛弃疾此一时期词的创作中。

在现存的六百多首辛词中，据邓广铭先生考证，以词人南渡之初写于江阴签判任上的［汉宫春］《立春日》一首作年最早。词曰: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西园”本是三国曹魏时期邺下的名园，此处当指词人在故乡济南的寓所。由春来想到故园的燕子要还巢了，而自己仍“客”居江南，反不如塞雁;南归后要成就一番事业，自当有许多事要做，但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却存在许多未知数。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立春给词人所带来的，便似乎并非都是蓬勃的生机，满怀的希望，而就中更交织着光阴荏苒、青春将逝的忧愁，流露出对故园难归和恢复难期的隐忧。

乾道八年（1172），距上词写作约十一年，时任滁州知州的词人在［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写道: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酒只依然。目断秋宵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送别之外，竟开始叹老嗟卑，而其时词人不过是刚过了而立之年。可见其十数年来，愁肠依旧，并无改观。

词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不断地抒发愁情，又常把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愁”，戏称为“闲愁”。

我们看他的［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此词写伤春、念远，似乎轻婉平淡，不着痕迹。然据邓广铭先生考订，这是辛弃疾南归后可考作年的第二首词，写于隆兴二年（1164），也就是南宋隆兴北伐失败后次年春所作，其词意也就耐人寻味了。再联系到多年后辛弃疾所云:“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僇之不为衰止。”②可以推知，这次失败对怀抱恢复之志南归的辛弃疾的打击，在当时是相当之大的。因而词人在作品中所抒发的伤春、念远之情的深层涵义，实是对隆兴北伐失利的惋惜和对恢复前景的深深的忧虑，这与他当日虽所处地位低下却仍要萦心恢复的心态是完全吻合的。
其实，辛弃疾不但于南归之初地位低下时要萦心恢复，而且在乾道四年（1168）官建康府通判以后，即在其仕进已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仍旧不断地在词中抒发着这种“闲愁”，只不过这种“闲愁”较之此前，内涵更为复杂罢了。

二

这仍应从辛弃疾的南归说起。
宋室南渡以后自北归南的文官、武将与百姓等甚多，以至于成为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南北政权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③，而宋高宗绍兴末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之际，与辛弃疾先后南归的官吏、士大夫也不在少数。像范邦彦、王友直、王任、王世隆、贾瑞等，皆是其例。当时，对这些舍北方政权而归宋的人士，有一些专门的称呼。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三曰:“归正，谓原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归朝，谓元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忠义人，谓元系诸军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一时立功者。”④归正人、归朝人、忠义人，又统称归正人。这种标志人物身份的称谓不但带有一定的轻视意味，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他们的使用也往往是与其他人区别对待的。如归正的官员一般只允许添差某官，而不厘务差遣，即只给一个闲散的官职而无实权。如举城南归的范邦彦，本当超授，也只是被任为添差湖州长兴丞的闲职。王友直率军南归，亦仅授复州（今湖北天门）防御使。同样，辛弃疾南归之初被授以江阴签判，也很正常，只是后来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识见和实际才能，逐渐为宋孝宗和执政大臣虞允文等所赏识，遂成为一方帅臣。以至牟很感慨地将他与范邦彦相比，谓范“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公当审时，陈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赍志以殁。辛公声名日起，入则导密旨，出则跻执撰、领帅垣。呜呼，公之不遇，命也”⑤。

归正人是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的产物。靖康之难以后，宋朝的许多命官、士大夫及百姓，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金者甚众，然其后又有不少人想方设法渡淮过江，归附南宋政权。宋高宗绍兴中、绍兴末和宋宁宗开禧初宋、金战争期间，更有大批士人自北南来。他们南归的动机，多半是出于对宋廷的拥戴和对国家的眷恋，出于受儒家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出于对金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残酷压榨政策的不满和逃避。这些人南归后，在抗金恢复、从事生产和保存、传播中原文献等方面，均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努力和贡献⑥。然而，归正人在南渡后，其为宋廷之所拒、纳和南归后的境遇以及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又往往随着宋、金战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宋、金矛盾激化，对抗加剧，宋廷需要这批人抵御金兵，或形势对宋有利，恢复呼声高涨之时，宋廷对归正人就多能以优容为主⑦。如果宋廷内部和议占据上风时，则又有遣返归正人的作法。而在政治上对归正人的种种防范、约束和限制措施，更是一直都有的，甚至出于划疆自保和狭隘心理的猜忌与迫害，也时有发生。如宋高宗建炎二年七月，曾“诏郡发归朝官赴行在。时所在多囚禁归朝官，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悯之，故有是命”⑧。范成大也曾向朝廷呼吁:“乞除‘归明、归正人’，以示一家。”⑨然“有疑则加残害”，足可见其对归正人猜忌之甚。当然，归正人本身的成分也相当复杂，且不同时期亦有变化，此处非能详论，然有一点恐怕没有疑问，那就是归正人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许多有形的约束和限制，而且他们在心理上也承受着来自朝野的许多无形的歧视。

对于辛弃疾来说，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力在仕途上不断有所升迁，但是，他却难以改变自己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恪守职责，尽其心力，所至多有政绩，却未必能让宋廷将其完全视为“一家”人;他可以怀抱恢复大志，并终生为之奋斗，绝无怨悔，然而却又难以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悲剧的时代，难以以一人之力改变当日朝野上下因循保守的政风、士风，难以完全摆脱来自不同方面或隐或显的不理解、轻视、谗毁与排斥。总之，以其归正人的身份，不被视为一家，不合于当日政风、士风，甚而横遭诋毁与沮抑，却仍旧不肯放弃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仍要忧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就使得辛弃疾乾道四年以后的词作中不但依然“闲愁”不断，而且较之此前，更多了一层身世之感，多了一种忧谗畏讥的复杂内涵。

乾道四、五年间，辛弃疾官建康通判时曾作有［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词，词中写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史致道即史正志，此人政治上虽颇有投机之嫌，然此时却是建康知府并兼江东安抚使、沿江水军制置使、行宫留守等数职在身的方面大臣，而建康是进图中原退保江浙的军事要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上，无论是朝廷任命的动机还是一般官员、士人对他的期望，无疑都是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