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演雅》诗研究

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演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颇有创造性的奇诗，并在南宋诗坛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仿效作品，其影响更远达高丽和日本。不过，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这首诗的重要性多少被学者们忽视了。除了朱安群独具慧眼曾给予《演雅》高度评价外①，大陆出版的各种宋诗选本、鉴赏辞典甚至包括黄庭坚选集都遗漏了这首诗。中国学者撰写的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仅有袁行霈主编的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以六十多字的笔墨作了简要介绍②。相对而言，日本学术界对《演雅》则非常重视，前野直彬主编的篇幅不大的《中国文学史》将《演雅》当作黄庭坚的代表作来讨论，并称其为黄氏的“诗学的极限”③。日本学者对《演雅》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深入细致得多。自小川环树在《宋诗选》的解说中以专节讨论《演雅》与宋代“格物致知”思潮的关系以后④，荒井健进一步在专文《灰色的唐草文样和白鸥》中论述了《演雅》拟人法和格物的关系，并特别用邵康节“以物观物”和“反观”的方法解释这首诗的写作⑤;而大野修作更在《书论和中国文学》中以专章分析了《演雅》表现出来的“格物”倾向与黄庭坚题画诗的观照立场的一致性⑥。不过，尽管日本学者关于《演雅》的研究相当精彩，但我觉得仍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日本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格物”的立场，尚未充分讨论《演雅》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艺术手法的使用以及后世仿效作品的多元走向，这就为我留下了演绎补充的足够空间。

一《演雅》的创作背景与动机

黄庭坚的《演雅》是一首句式整齐、对仗工稳、一韵到底的七言古诗，全文如下:

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老衔石宿水饮，稚蜂趋衙供蜜课。鹊传吉语安得闲，鸡催晨兴不敢卧。气陵千里蝇附骥，枉过一生蚁旋磨。虱闻汤沸尚血食，雀喜宫成自相贺。晴天振羽乐蜉蝣，空穴祝儿成蜾蠃。鸧蜣转丸贱苏合，飞蛾赴烛甘死祸。井边蠹李螬苦肥，枝头饮露蝉常饿。天蝼伏隙录人语，射工含沙须影过。训狐啄屋真行怪，蟏蛸报喜太多可。鸬鹚密伺鱼虾便，白鹭不禁尘土涴。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五技鼯鼠笑鸠拙，百足马蚿怜鳖跛。老蚌胎中珠是贼，醯鸡瓮里天几大。螳螂当辙恃长臂，熠燿宵行矜照火。提壶犹能劝沽酒，黄口只知贪饭颗。伯劳饶舌世不问，鹦鹉才言便关锁。春蛙夏蜩更嘈杂，土蚓壁蟫何碎琐。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一）

全诗共写了四十二种鸟虫的情态⑦。众所周知，《演雅》之名是取“演述《尔雅》”之义。据郭璞所说，《尔雅》的功能是:“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尔雅序》）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只是其功能之一。今存《尔雅》共十九篇，其中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篇是有关动物之名的训诂，而《演雅》的内容只涉及释鱼、释鸟、释虫三篇。尽管黄诗所演述的只是《尔雅》中的一小部分，但《演雅》的取名却以少总多，以偏概全。当然，韩愈曾说过“《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的话，也许把《尔雅》看作动物辞典、特别是小型动物鸟虫鱼的辞典已是唐宋文人的普遍观念。不过，至少在黄庭坚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将这种观念转化为一个具体的诗歌文本。以前的诗人虽然写过类似的虫鸟题材，但都未在题目上和内容上公开与《尔雅》相比附，如白居易的《禽虫十二章》，梅尧臣的《禽言诗》、《聚蚊》，欧阳修的《啼鸟》，苏轼的《五禽言》、《雍秀才画草虫八物》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庭坚有意自创了一个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的诗题呢?关于《演雅》的知识背景，小川环树提到了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以及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等《尔雅》学著作。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大背景，后两种是南宋著作，不可能影响到黄诗的写作。倒是小川氏猜测黄庭坚的诗学、陆佃的《埤雅》与王安石的学说有关系的说法⑧，见解非常敏锐。在此，我将顺着这条思路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证，以期考证出《演雅》在创作背景和文本细节方面与《埤雅》的事实联系。

据陆宰《埤雅序》介绍其父陆佃《埤雅》的成书过程，可知该书在元丰年间初名《物性门类》，在神宗去世后的元祐年间，才易名为《埤雅》。而据《山谷诗集注目录》所附《年谱》，从元祐元年十月到元祐六年夏，黄庭坚一直在史馆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陆佃在元祐五年六月出知颍州之前，也一直在史馆修撰《神宗实录》。在几年时间内，黄、陆是一起共事的同僚，有密切的接触。这一事实意味着黄庭坚应该知道陆佃写《埤雅》之事，甚至可能有条件直接阅览《埤雅》的手稿。

历代学者评价《埤雅》，都以为深受王安石《字说》的影响。如陆宰所说，《埤雅》是熙宁、元丰间经义之学的产物，是在“经术革词赋”的新学科举制度下应运而生的（《埤雅序》）。另一方面，历代学者也把黄庭坚看作王安石的政敌苏轼的忠实追随者，一个以“词赋革经术”的旧学科举制度的支持者。元祐年间部分恢复诗赋考试时，黄庭坚参加了苏轼主持的试院工作。因此，在如何评价熙宁、元丰这段历史时，黄与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宋史·陆佃传》曰:“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隐晦。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黄庭坚的基本立场站在旧党一边，对熙丰朝的政治评价与陆佃针锋相对，但无妨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受到王安石的暗中影响⑨。元祐初年，“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而陆佃却在安石去世后，“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宋史·陆佃传》）。与此同时，旧党人士对王氏新学大肆攻击，而黄庭坚却坚持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成就:“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并清醒地告诫朋友:“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鉴于陆佃是王氏经学最忠实的继承者，黄庭坚理应对《埤雅》的撰写有所注意。事实上，不仅黄庭坚具有阅读《埤雅》的必要条件和充分理由，而且《演雅》的文本本身也提供了与《埤雅》相关的若干证据:

其一，《演雅》一诗的取名与《埤雅》非常相似。所谓“《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埤雅序》）。所谓“《演雅》，盖演述《尔雅》也”（《帐中香》卷一）。考虑到在黄庭坚之前上千年的诗歌传统中，还从未有过任何一首以《尔雅》学之“雅”命名的作品，而且在整个北宋没有另一部类似《埤雅》的以“雅”为名的学术著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演雅》是来自对《埤雅》的有意仿拟，或者说是受到《埤雅》取名的启发。

其二，《演雅》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与其说是演述《尔雅》，不如说是演述《埤雅》。正如《帐中香》的评论所言:“《尔雅》只注虫鱼耳，此篇演述虫鸟之所禀之本性也。”而这一点正与《埤雅》相似。《埤雅》原名《物性门类》，所谓“物性”，正指物所禀之本性。所以《埤雅》的重点不在于名物训诂，而在于尽物之性，穷物之理。而尤其善于把动物本性拿来作伦理性的比附。此外，黄诗中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见于《埤雅》的多达三十七种（另有五种见于其它唐宋诗文），其中有的动物如鹦鹉，《尔雅》未收。

其三，《演雅》在描写各类动物时所使用的语句，大多都与《埤雅》相对应，而与《尔雅》的解释相去甚远。根据我对《演雅》诗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对照整理，可以发现在《演雅》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中，专找黄诗出处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引证至少有一半相同或相近。如“鹊传吉语安得闲”一句，任渊注:“陆贾《新语》曰:‘干鹊噪而行人至。’”《埤雅》卷六释鸟“鹊”下曰:“陆子曰:‘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又如“气陵千里蝇附骥”一句，任渊注:“《后汉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附骥之尾，日驰千里。’”《埤雅》卷十释虫“蝇”下曰:“张敞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若附骐骥之发，则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又如“空穴祝儿成蜾蠃”一句，任渊注:“《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埤雅》卷十释虫“果蠃”下曰:“《法言》曰:‘祝之曰类我。’”此外如注蛣蜣引《庄子》，注蛸引郭璞注，注络纬引《古今注》，注鼯鼠引《荀子》，注马蚿引《庄子》，注醯鸡引《庄子》、《列子》，注螳螂引《庄子》，注熠燿引《诗经》，注鹦鹉引《曲礼》等等，任渊注和《埤雅》大抵相同。根据“稚蜂趋衙供蜜课”一句任渊注引《埤雅》来判断，任渊在注《演雅》时肯定吸取了《埤雅》的成果。尽管如此，有些动物的描写，《埤雅》的引证甚至比任渊注更接近《演雅》原诗，如释“蛛”，《埤雅》引《论衡》之语;释“蛾”，《埤雅》引《符子》之语;释“蛙”，《埤雅》引《物理论》之语等等。换言之，《演雅》写这些动物的关键词和诗意都更似出自《埤雅》。

任注所附《年谱》将此诗系于元丰四、五年，但仅是以“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二句推测应当作于太和县，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实，正如惠洪所说:“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洲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接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冷斋夜话》卷二）也就是说，“江南”的野水白鸥是黄庭坚身在官场的江湖之梦，而与“江南西路”太和县的具体地点并无必然关系。相反，根据黄庭坚与陆佃史馆共事的事实，以及此诗与《埤雅》若干文本细节上的相似性，我们更有理由将此诗系于元祐年间，最有可能是元祐四年、五年之间。据《年谱》，“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这时，黄庭坚很可能因观陆佃《埤雅》有感而创作了《演雅》诗，这也可以解释这首奇诗为何没有得到苏轼的唱和。

在黄、陆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今存的《山谷全集》和《陶山集》中，找不到二人相互唱和的任何蛛丝马迹。作为共事数年的同僚，这种现象令人吃惊。这似乎说明，黄、陆尽管是同僚，却不是同一个圈子的“诗伴”。诚然，黄庭坚对王安石的经术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其基本立场始终站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文学阵营。经术积累对于他来说，是文学创作的资本，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换言之，黄庭坚归根结底是旧党苏门的文学家，而不是新党王门的经学家，他与陆佃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在“经术”与“词赋”的冲突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词赋”一边。对于《尔雅》学的知识，他自然会以文学家的眼光而非经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同时，黄庭坚虽称赞王安石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但却认为王安石的追随者“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所谓“诸生”，很可能就包括陆佃在内。事实上，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埤雅》的政治意图过于强烈，颇有穿凿户牖之嫌。因而《演雅》一诗，与其说是对《埤雅》的仿拟，不如说是对《埤雅》的挑战。一方面，这是黄庭坚力图对学术性题材进行文学性征服的一次尝试，证明诗人也同样可以利用“词赋”形式演绎“经术”的内容。《埤雅》辞书式的枯燥说明，在《演雅》中一变而为对仗工整、声调流利的诗意表达。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力图对学术性题材进行游戏式调侃的一场实验，将新学“经术”正经严肃的穿凿附会化解为“词赋”虚构悬想的轻松幽默，《埤雅》中经学训诂的对象，一变而为文学世界的喜剧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演雅》是对《埤雅》的一种解构和颠覆，象征着元祐文学传统对熙丰经术传统的冲击和革命。正因如此，《演雅》虽以“雅”命名，却并非“经术讲义之押韵者”，而是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骚人之作。

关于《演雅》的创作动机，研究者都发现其“格物”和“讽谕”的一面，却忽视了以游戏为诗的倾向。黄庭坚曾论述作诗的原因说:“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与此相对应，他并不太主张托物讽咏:“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据《年谱》，元祐四年夏以后，苏轼出知杭州，黄庭坚既无诗伴，又常苦眩冒，正是“情之所不能堪”的时候。而《演雅》也正好充满“呻吟调笑之声”。由于把人事物态的丑陋乖谬当作一种有趣的现象来欣赏，不仅使作者“胸次释然”，也使“闻者亦有所劝勉”。诗人就在以诗为戏的调笑中得到愉悦和宣泄。事实上，在整个元祐文学传统中，调笑戏谑始终是诗歌创作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演雅》正是这种以游戏为诗的倾向的产物。

二《演雅》所使用的艺术手法
《演雅》的文本结构形式非常奇特，并与宋代诗人新创的若干修辞手法相关。首先，最突出的是“拟人”法。《演雅》每一句所写动物，都具有人类的情态和动作。南宋吴沆《环溪诗话》卷中称黄庭坚“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亦未为大害”。又说黄庭坚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这种拟人法很容易与比兴手法混同起来，如日本卧云子的《山谷演雅诗图解跋》就认为“《演雅》之诗，依托昆虫，比况谗佞”⑩。其实，二者之间还是颇有些区别:拟人虽把物当作人来描写，但其描写近于客观的呈现，物自身是诗歌的主角，物与人是二而一的关系;而比兴则无论物是否具有人类的情态和动作，物都只是主观说理喻意的媒介，是诗歌的配角，物与人是假定的象征关系。关于拟人法的产生基础，我的看法是:“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在宋诗中的广泛运用，也是自然物象人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并认为“《演雅》全部以物为人，借动物世界勾勒出人世间的众生相”1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也注意到它的“人文意识”。日本学者中除了前野直彬所编《中国文学史》外，则多倾向于把这种手法看作是宋人“格物致知”的产物，特别强调“生物的观察”或“观物”的作用。因为通过观物，认识到“物我一体”的道理，这是拟人法的哲学根源。不过，正如袁编《文学史》所说:“《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四十三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但是黄诗并没有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禽鸟虫鱼，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12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任渊注所展示的那样，《演雅》句句都至少有一个古代典籍的出处。
这就是《演雅》的又一修辞手法——“用事”。这首诗关于动物的各种拟人化描写，没有一处纯粹出于诗人自身的观察或想象，都来自古书的现成思路和现成语句。黄庭坚其它拟人化诗句也有此倾向，如吴沆《环溪诗话》卷中所说:“如‘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是用主人三请事;如咏竹云‘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黄庭坚相信，“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并由此提出“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的“点铁成金”之法（《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同时代的元祐诗人及后来的追随者，都将是否“善用事”当作评价诗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宋人诗话笔记涉及到《演雅》的不多的几条材料，大抵是对任渊漏注的补充，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春水碧于天”条引“江南野水碧如天”的出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引《物理论》证“春蛙夏蜩更嘈杂”的出处。这说明在宋人的眼里，《演雅》是值得研究的善用事的范本之一。日本亨斋鹰尾《山谷演雅诗图解序》也认为:“庭坚之作，总用事深密，摘取乎儒释老庄百家之丽蕊，而句法字法浑厚精妙，难容易晓焉。”

然而，《演雅》并不仅仅是善用事，它的另一个写作手法很可能被忽视，这就是“隐括”。所谓“隐括”，辞典上的定义是“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加以剪裁、改写”13。在宋代的实际操作，则往往是将一种文体改写成另一种文体。关于“隐括”手法在宋词写作中的流行，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有详细研究14。其实在宋代，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隐括的现象也很普遍，如邓深《溯峡诗》，将行记（游记）隐括为七言诗（《大隐居士诗集》卷上）;如苏轼《水调歌头》，将韩愈《听颖师弹琴》七言诗隐括为曲子词（《东坡词》卷上）;如崔敦礼《太白远游》、《太白招魂》，更从整个李白诗文集中选择句子，隐括为楚辞（《宫教集》卷三）。需要指出的是，在宋人的眼中，黄庭坚是“隐括”的高手，而“隐括”手法也是江西诗派的标志之一15。《演雅》之所以用“演雅”命名，没有取“观物”、“物理”、“咏物”这一类的标题，目的就在于宣称这首诗是《尔雅》、《埤雅》这样的学术著作的演绎改写，换言之，也就是《尔雅》学著作的“隐括”。这首诗中不少句子明显“隐括”《埤雅》。如《埤雅》释蜘蛛引《论衡》曰:“蜘蛛结丝以网飞虫，人之用计安能过之。”诗句隐括为“蛛蝥结网工遮逻”，“工”就是工于心计。《埤雅》释蜂曰:“蜂有两衙应潮，其主之所在，众蜂为之环绕如卫，诛罚惩令绝严……采取百芳酿蜜。”诗句隐括为“稚蜂趋衙供蜜课”。隐括的特点是，在改换原作的文体特征时，保留其关键词。

尽管《演雅》和《埤雅》的关键词颇有相同之处，但是关于各种动物的物性判断以及角色定位却大异其趣。在《埤雅》中一些受到赞扬的动物，在《演雅》中却备受嘲笑。比如蚕，《埤雅》称其“以茧自衣”，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演雅》却哀其“作茧自缠裹”，是被世俗名利束缚的可怜虫。比如鸡，《埤雅》称其“信度如此”，是虽经风雨不改其常度的君子，《演雅》却讥其“不敢卧”，是替人打工、辛苦忙碌的佣人。比如鹊，在《埤雅》中是“知人、喜作巢”的吉祥使者，而在《演雅》中却近乎“以甘言媚上位不得其闲静”的卑鄙小人。比如蚁，在《埤雅》中是“有君臣之义”的群体，在《演雅》中却成了“枉过一生”昏昏噩噩的群氓。比如蝇附骥尾，《埤雅》称其“附善之益有如此也”，《演雅》却讽其“气陵千里”，趋炎赴热，仗势欺人。比如蝉，《埤雅》誉其“舍卑秽，趋高洁”，而《演雅》却调侃其只有“饮露常饿”的命运。比如鹭，《埤雅》称其为“色雪白”的“白鸟”，而《演雅》却笑其“不禁尘土涴”，免不了同流合污。《埤雅》中勤劳的动物如络纬、布谷等，被《演雅》讽刺为“何曾省机织”、“未应勤种播”的徒有虚名、尸位素餐的家伙。总之，《埤雅》中具有正人君子的“物性门类”，在《演雅》中都成了人格残缺的丑陋角色。《埤雅》中关于物性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专制政权的社会伦理秩序，而在《演雅》中各种物性门类代表的社会伦理秩序却是如此的荒谬和可笑。《演雅》这种以诙谐的笔调对《埤雅》一本正经的严肃解释的颠覆，在修辞手法上可称为“反讽”。

《演雅》是描写动物的诗，但却与中国传统咏物诗的写作手法截然不同。咏物诗一般是就一两个对象集中刻画，如苏轼的《雍秀才画草虫八物》，分别用了八首诗来题咏，而《演雅》却是四十多个动物的平行罗列。朱安群分析其写作特点:“把许多意象密集地排列在一起，不加任何人工性的引导和说明。”16这种客观的平行罗列的方式，与它仿拟或隐括的训诂学著作有关，因为在《尔雅》类带有辞书性质的著作中，每个词条是以平行罗列的方式逐条训释的。不过，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种平行罗列的手法与中国文学中的“赋体”非常接近。正如小川环树所说，这首诗“仅有物名的罗列”，可在汉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作品中部分地见到17。在描写动物的三十八句诗中，有三十二句以物名冠于句首，如桑蚕、蛛蝥、燕、蝶、老、稚蜂、鹊、鸡、虱、雀、蛣蜣、飞蛾、天蝼、射工、训狐、蟏蛸、鸬鹚、白鹭、络纬、布谷、五技鼯鼠、百足马蚿、老蚌、醯鸡、螳螂、熠燿、提壶、黄口、伯劳、鹦鹉、春蛙夏蜩、土蚓壁蟫等等，这固然是为了使诗保留一些辞书的特征，同时也导致诗句的句法结构大致相近，从而具有了“赋体”排比铺陈的色彩。台湾学者张高评把《演雅》当作宋人“以赋为诗”的代表作之一18，是很有道理的。

中日学者都注意到《演雅》出人意料的结尾。朱安群发现，此诗“在用大篇幅排列虫鸟图之后，形成断裂”，“跳出最后两句”，“逆挽一笔，像急刹车，力度千钧”19。荒井健指出，在从第一句到第三十八句的“格物”努力之后，最后突然出现“异质的一联”，即人类气息的侵入20。但学者们没意识到，这异质一联的制作，其实也是黄庭坚作诗的惯用技巧，即所谓“打诨”。据《王直方诗话》引山谷曰:“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又吕本中《童蒙诗训》曰:“东坡长句，打猛诨入，打猛诨出也。”在《演雅》诗中，前面三十八句写蠢蠢禽虫，都是“初时布置”，也就是“打猛诨入”，虽有铺排描写，不见主题意旨。最后两句点明白鸥似我，才是“临了打诨”，“方是出场”，也就是“打猛诨出”，于是诗的主题意旨豁然开朗，白鸥“闲似我”的打诨，正是暗示和反衬前面的众物“忙似人”，芸芸众生变为衮衮俗物，成为表达黄庭坚高洁的人生追求的铺垫。有了结尾的“打诨出场”，《演雅》超越了游戏性的仿拟和隐括，超越了学术性著作的知识藩篱，不仅增强了文学上新颖奇特、隽永深沉的美感，而且具备了“格物”、“讽谕”的哲学和伦理学的认识功能。

无论黄庭坚的创作动机如何，由于以上各种写作手法的综合运用，《演雅》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文本。“拟人”流露出格物意识（或人文意识），“用事”显示着书卷气质，“隐括”暗含着美文追求，“反讽”体现了戏谑态度，“赋体”标志着渊博的才华，“打诨”表明了脱俗的机智。同时，由于整首诗是一个以物的意象构成的象喻性文本，《演雅》的旨意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这就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三关于《演雅》的多元化仿效与演绎

尽管《演雅》是黄庭坚最富创意的奇诗，但在北宋、南宋正统江西诗派那里却未得到真正的响应，列入《江西宗派图》的诗人和后来公认的续诗派的诗人，都没有仿效作品传世。这也许与黄庭坚晚年删去此诗有关，江西派诗人可能因此而并未意识到此诗的重要价值。而黄庭坚之所以删去此诗，一方面固然可能受韩愈“《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的说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可能因为担心此诗调侃戏谑新法经义的严肃性，或者说担心此诗被误认为是有所比兴寄托，讽刺新党官员，会引起报复性的后果。黄庭坚就曾因戏弄赵挺之而受到报复21，而“兴近乎讪”也是当时诗人的普遍畏惧22。毕竟，在黄庭坚的晚年，陆佃已官至执政大臣，而元祐党人正在遭受迫害。

《演雅》真正引起诗人们的兴趣是在南宋中叶。许及之在一首食沙噀的诗中提及“诗咏虫鱼明物性”，“因之演雅聊援引”（《涉斋集》卷四《再用韵谢德久见和》）。不过他说的“演雅”二字可能意指演绎《尔雅》，并非特指黄庭坚的《演雅》诗。洪适最早在《花信亭上梁文》中表示“我欲雌黄赓《演雅》”（《盘洲文集》卷六十八），意欲仿效《演雅》作草木物性方面的演述。但实际上，洪适并未留下一首题为“演雅”的诗来。今存最早的效《演雅》的诗是杨万里的作品，此后，在宋末至元初，陆续出现了方岳、汪韶、刘克庄、陈著、张至龙、白珽、陈植等人的题中有“演雅”二字的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号称效《演雅》的诗，相互之间不仅诗歌体裁完全不同，在主题选择上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把每一种选择看作对黄庭坚原作的一种解释和演绎的话，那么就可发现黄诗包蕴的主题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第一种选择，拟人戏谑型。这种类型继承了黄诗“游戏三昧”的真精神，而在写作手法上也效法黄诗的拟人用事。杨万里的《演雅六言》是其代表:

觳觫受田百亩，蛮触有宅一区。蚍蜉戒之在斗，蝇蚋实繁有徒。果蠃周公作诰，鷾鸸由也升堂。白鸥比德于玉，黄鹂巧言如簧。（《全宋诗》卷二三一二，页26595）

关于“觳觫”（牛）、“蛮触”（蜗牛）等等鸟兽虫鱼的描写，诗人借用了儒家经史著作中的严肃词语，如“受田百亩”出自《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有宅一区”出自《汉书·扬雄传》，“戒之在斗”出自《论语·季氏》，“实繁有徒”出自《尚书·仲虺之诰》，“周公作诰”出自《尚书·大诰》，“由也升堂”出自《论语·先进》，“比德于玉”出自《礼记·聘义》，“巧言如簧”出自《诗经·小雅·巧言》。方岳的《演雅》也如此:

蛸网罗遗逸，离留劝课农桑。鸣蜩吸风引露，反舌吹笙鼓簧。苍鹰守株待兔，白鹭临渊羡鱼。鸠妇叹于室，蜗牛亦爱吾庐。（《全宋诗》卷三一九○，页38267）

“网罗遗逸”出自《后汉书·儒林列传》，“劝课农桑”出自《后汉书·卓茂传》，“吸风饮露”出自《庄子·逍遥游》，“吹笙鼓簧”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守株待兔”出自《韩非子·五蠹》，“临渊羡鱼”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妇叹于室”出自《诗经·豳风·东山》，“亦爱吾庐”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汪韶的《演雅》也与杨万里相似:

布谷不耕不穑，巧妇无褐无衣。提壶不可挹酒，络纬宁来贸丝。蜾蠃尧舜父子，鸿雁鲁卫弟兄。斗蚁滕薛争长，狎鸥晋郑寻盟。（《全宋诗》卷三四三三，页40857）

“不耕不穑”出自《诗经·魏风·伐檀》，“无褐无衣”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不可挹酒”出自《诗经·小雅·大东》，“宁来贸丝”出自《诗经·卫风·氓》，“尧舜父子”出自《尚书·洪范传》，“鲁卫弟兄”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滕薛争长”出自《左传·隐公十一年》，“晋郑寻盟”出自《左传·襄公九年》。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把动物比拟成经典中赞美或讽刺的人物形象;每句句法结构是，二字动物名加上四字成语，比拟准确简练。由于细碎题材与宏大叙事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出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艺术效果，解构了经典话语的神圣性。这是调皮聪明的文学家的文字游戏，是对经术之学的善意调侃。

第二种选择，博物类书型。这种类型把黄诗看作生物知识的类书或辞典，有意作学术方面的补充和演绎。陈著的《次韵演雅》有这方面的倾向

洛阳棘满门，连昌菌当衙。枸杞怪成犬，寄奴妖见蛇。芸香虚辟蠹，鞠梅工两蛙。黄檗到里苦，紫荆无外遮。衰绿秋蒲柳，赧赤春金沙。薰莸类莫辨，桐梓谁汝嘉。山下犹有蕨，丘中能无麻。杖老竹生力，炷病艾焮痂。芷兰足幽媚，桃李从俗夸。（《全宋诗》卷三三八○，页40275）

黄诗原为《尔雅》释鸟释虫的演述，此诗却向释草释木的领域扩展延伸，这是从《尔雅》的另一个方面进行演绎。同时，整首诗的描写虽也使用了典故成语，但每一处使用的基本上是有关该物种的典故成语，通过类书便能很容易查到，与戏谑型《演雅》那种物种与成语之间的巨大跨度迥然不同。白珽《续演雅》本意虽是想借动植物的演述来阐明人生哲理，但因其诗中涉及几种中原未曾见、《尔雅》未尝载的物种，如海青、押不芦、角端、羯、迤北八珍、驼等等，所以后世的著作常将它当作博物学的资料来引用，而完全忘记了它的说理意图23。

第三种选择，格物观理型。这种类型把《演雅》看作和《埤雅》一样的探讨物性的文本。王质《云韬堂楚辞后序》称《埤雅》“资物态以陶己灵而已，会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简策者少”。又说明《埤雅》观物性与修人性的关系:“圣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而适意于此，所以导人心、茂此种也。……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虽无补于世，亦岂无益于己也。”（《雪山集》卷五）这种观念就是罗大经总结的“活处观理”，“观我生，观其生”24。即从大化万物的生机中证悟人自身活泼泼的心性。“活处观理”是南宋知识界普遍接受的哲学观念，带着这样的哲学眼光，诗人们也开始从“观物”的角度来理解《演雅》的功能。如舒岳祥的《山斋观物》:

自古诗人皆格物，山斋观物意如何。额涂金粉蜂归穴，腹吐银丝蟢设罗。鸡母载雏行啄黍，雀群欺燕坐争窠。纷纷扰扰为形役，闲补涪翁《演雅》歌。（《全宋诗》卷三四四一，页40995）
这首诗题目未名《演雅》，但诗人自称补《演雅》歌，因此可当作“演雅”诗来研究。在这里，诗人明确把《演雅》看成是“格物”的产物，“观物”的样本。刘克庄《演雅二十韵》:“宇宙中间物，琐屑不记名。孰能通伦类，挑抉其微情。”（《全宋诗》卷三○八○，页36744）同样具有从“物情”中观理的倾向。林希逸有《物理六言》六首，以鸟兽虫鱼为媒介，大谈人生哲理，也可视为此类“演雅”诗的变形，如其中三首:

杜鹃前身名宇，蝴蝶梦境为周。至理但观物化，吾心自有天游。醯鸡瓮中世界，蜘蛛网上天机。他心我心壹是，大知小知俱非。

蚯蚓两头是性，桃花一见不疑。了得葛藤三昧，却参芣苢诸诗。（《全宋诗》卷三一一八，页37245）

第一首谈庄子“观物化”而得逍遥游的哲理，第二首谈道家“齐物我”的相对主义思想，第三首谈禅宗观物性而悟自性的体验。在这里，鸟兽虫鱼自身的情态完全让位于诗人赋予它们的“物理”，同时，议论的成分也大大增加。事实上，黄庭坚诗歌创作中本来就有某种“格物观理”的倾向，他曾主张“虚心观万物”（《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又自称“观水观山皆得妙”（《题胡逸老致虚庵》），因此后来仿效《演雅》的诗人有充分的理由从“物理”方面进行发挥。日本学者关于《演雅》诗的讨论，正是受这种倾向的影响。

第四种选择，寓言讽谕型。这种类型把《演雅》当作和白居易《禽虫十二章》相近的讽谕诗，白诗《序》曰:“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故诗义始于《关雎》、《鹊巢》，道说先乎鲲鹏、蜩之类是也。”白氏的目的是“自警其衰耄封执之惑”，有劝善惩恶之意。如第五章曰:“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是二虫虚苦辛。”（《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七）诗的特点是:在物（蚕、蜂）与人（年老忧家者）之间直接建立比喻关系。张至龙的《演雅十章》性质近似于此。如以下所举六章:

蛛巧经网，林鸠拙营巢。孰知拙反胜，网坏巢独牢。雀食野人田，燕栖公子堂。野情饥亦乐，依人难久长。猩猩陨机阱，鹦鹉锁金笼。言笑适为累，缄默斯保躬。蚕饱办丝课，蜂忙供蜜工。役役为人劳，衣食还自空。鹊鸣人共怜，乌鸣人共嫉。只因声妍媸，何心报凶吉。

墨鱼黑覆形，火萤明照身。拙于用显晦，踪迹徒自陈。（《全宋诗》卷三二八一，页39090）

每首诗的结构完全相同，前两句描写动物的情事，后两句引申出人生哲理的议论。荒井健将张至龙诗看成是具有黄诗和白诗的中间性格的作品25，定位非常准确。白珽《续演雅》的创作意图和性质也与此相类，如咏羯一首:“羯尾大如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借羯尾大被杀来讽谕南宋因军队的尾大不掉而导致亡国。

第五种选择，咏物题画型。这种类型将《演雅》与昆虫题画诗混为一体，仿佛是黄诗与苏轼《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诗的混血儿。比如陈植的《题草虫卷》，其序曰:“仲宽持曾无疑草虫七物横卷见示，戏作《演雅》一首题其尾。”其诗曰:

蚱蜢常折肱，小蝇营营工为口。蜻蜓点水何太轻，蜥蜴缘壁徒善走。蜜蜂私己翻为人，螳贪前仍顾后。唯有玄蝉脱蜕来，独立餐风净无垢。（《慎独叟遗稿》，四库全书本）

诗的前六句描写的六物都带有嘲笑的口吻，以讽刺人世的丑态。而后两句写玄蝉的高洁情操，隐然以喻自己的情怀。这与黄诗“中有白鸥闲似我”的结尾构思完全相同。但一方面，这首诗创作动机并非来自《尔雅》类文本，而是缘于草虫画卷的激发，所以，与其说它是《演雅》的摹本，不如说是《题蚁蝶图》一类诗的苗裔。正如大野修作研究的那样，黄庭坚《演雅》与其题画诗在格物方面有若干共同联系。清代纪昀在评苏轼的《雍秀才画草虫八物》时指出:“八首皆借物寓意，亦山谷《演雅》之意。”（《苏轼诗集》卷二十四）另一方面，宋元题画诗也受到《演雅》式的动物罗列的影响，如仇远的《草虫图》虽用“坡仙旧咏只八物，若见此图心更喜”两句暗示此诗受苏诗启发，但其诗中的一大段具体描写更酷肖黄诗:

野蜂采蜜花房里，官蛙瞠目莎池底。纷纷蚱蜢肆跳梁，款款蜻蜓齐点水。天牛穴桑奚其天，鬼蝶迷花聿如鬼。血国三千亦有蚊，黍马十万宁非蚁。蝎虎那能捋虎须，蜗牛谁堪执牛耳。蜣转丸诚小巧，螳螂搏轮非勇士。鸣蝉嘶热蟋蟀吟，一片繁声愁客子。（《全宋诗》卷三六七九，页44173）

不仅在于使用了拟人化、以赋为诗手法写了十四种昆虫，而且在于同样采用了一韵到底、对仗工整的句型。诗的形式同于黄氏《演雅》的七言古体，而与苏轼的五言绝句组诗大异其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仇远的《草虫图》也是《演雅》的变形。

当然，还有第六种选择，即主题综合型，这是对黄诗最忠实的模仿。这种类型没有明确的主题选择，只是客观地戏谑地罗列动物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最后以冷峻的结尾超越这一扰攘的动物世界——人间社会。这类作品只有方岳的《效演雅》一首。在以上所举题为“演雅”的诗中，多为五言绝句、六言绝句和五言古诗，篇幅都不长，每首（组）诗所写物种也比黄庭坚原作少了很多。如刘克庄《演雅二十韵》写了十八种鸟虫，陈著《次韵演雅》写了二十种草木，都比黄诗少一半以上。这种现象可能与南宋后期诗人“捐书以为诗”的创作倾向有关。因为要在一首诗中描写四十多种动物，并使之一韵到底，对仗工整，用事切当，必须有雄厚的才学为资本。不过，方岳的《效演雅》却是个例外。这首七言古诗共四十二句，比黄诗还多两句:
山溪斗折更蛇行，逗密穿幽见物情。蜜为无花粮道绝，蚁知有雨阵图成。饮风吸露蝉尸解，耸壑凌霄鹤骨轻。鹆能为祖仁舞，狎鸥欲与海翁盟。未忘王谢寻常燕，不肯郦生吾友莺。鹭以先后争食邑，鹊占南北启门闳。春池泼泼鱼当乳，霜渚喑喑雁不鸣。啄木画符工出蠹，提壶沽酒为催耕。蚌何知识三缄口，蟹坐风骚五鼎烹。巴郢画眉翻律吕，仪秦反舌定纵横。鹅嗔晋帖得奇字，鸡唤祖鞭非恶声。饱卧夕阳牛反嚼，误投干叶鹿虚惊。一枝栖息鹪鹩足，三窟经营狡兔□。蝌蚪草泥文字古，蜗涎苏壁篆书精。首昂蝜蝂贪宁死，臂奋螳螂祸自婴。山麂见人头卓朔，野鸱得鼠腹彭亨。雉倾族类甘为翳，鸭解人言略自名。羊狠滥称髯主簿，蟫肥荐食楮先生。色虽甚美猿深逝，骨不须多狗必争。蛙为公乎缘底怒，鸠宁拙耳了无营。劳形大块皆同梦，蝶化庄周月正明。（《全宋诗》卷三二二二，第38462页）

中间三十八句写了三十八种动物，句句对仗工整，用事精当。一开始，诗人虽声称“山溪斗折更蛇行，逗密穿幽见物情”，仿佛是写目之所见，但接下来的描写则表明诗人已迷失在典籍的“山溪”里。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黄庭坚的用事是以物为主角，而方岳的用事，物有时是人的陪衬或伴侣，如“鸜鹆能为祖仁舞，狎鸥欲与海翁盟”，“未忘王谢寻常燕，不肯郦生吾友莺”，“鹅嗔晋帖得奇字，鸡唤祖鞭非恶声”，这些都是关于人事的典故，主角是祖仁、海翁、王谢、郦生、王羲之和祖逖。其二，黄庭坚所写都是动物固有的本性，而方岳诗却多写有关这些动物的故事，本性反而淡化了。在演述了各种动物的故事之后，方岳以“劳形大块皆同梦，蝶化庄周月正明”的结尾超越了对众生善恶美丑的评判。显然，方岳的诗更像一种纯粹的矜才斗学的产物，其内涵的丰富性则较黄诗稍逊一筹。

尽管宋元诗人对《演雅》的主题作了多方面的发挥，然而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宋代诗坛游戏谐谑的文学语境一去不复返，格物致知的哲学语境也逐渐隐退，因此《演雅》的讽谕性质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当它流传到日本时，更成了道德训诫的教科书。荒井健列举的释一韩的《山谷诗集注抄》（1660年刊）、白云子的《黄山谷演雅诗绘抄》（1728年刊），都充满了通俗的说教口吻，对诗意多有牵强附会的说明。而笔者见到的《帐中香》（1596—1623年间刊）、《山谷演雅诗图解》（1712年刊）关于《演雅》的解说，也有类似的倾向。如《山谷演雅诗图解序》曰:“其诗也，据董仲舒《繁露》辞而引舒之，又假《尔雅》所叙羽毛虫豸，而剖析世之奸谀贪噪之人，窃寓劝善惩恶之诫矣。其辞也，虽似戏谑，实不为虐者也。”《帐中香》解“井边蠹李螬苦肥”一联曰:“上句谓饮食自嗜而无施也;下句谓以避谷绝断酒肉为修行，而未知本分之境界。”更把《演雅》当作童蒙画册和宗教读本。

无论如何，后世的仿效者和解释者极大地扩展了《演雅》诗的内涵。而这一扩展过程的本身及其结果，在文学解释学和文化传播学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①朱安群主编《黄庭坚诗词赏析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69—75页。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③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第五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138页。

④小川环树《宋诗选》，筑摩书房1967年版，第301—305页。

⑤荒井健《秋风鬼雨·灰色の唐草文样と白鸥——黄山谷の演雅の诗》，筑摩书房1982年版，第209—223页。

⑥大野修作《书论と中国文学》第八章《黄庭坚诗におけるものによる思考》，研文出版2001年版，第183—201页。

⑦日本释集九（万里）《帐中香》卷一下曰:“凡绎四十六种鸟虫，其内骥与鱼虾盖无毁誉，但因类话举之。又以白鸥而比公之闲，其所讽之者，只四十二类而已，颇比群小人其所嗜之性各异。”昌平坂学问所旧藏庆长、元和间刊古活字本。

⑧《宋诗选》，第303、305页。

⑨内山精也《黄庭坚と王安石》，《橄榄》第十卷，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志，2001年12月。

⑩亨斋鹰尾《山谷演雅诗图解》卷末附跋，庆应义塾图书馆藏正德二年洛阳堀川书林伏见屋善四郎刊本。

11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08—109页。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88页。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演雅》的写作方式是:“古书から书き拔かれた动物たちの生态をひたすら罗列した。”（第138页）
13《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5页。

14参见内山精也《苏轼隐括词考》，《中国文学研究》第24期，早稻田中国文学会，1998年12月;又《两宋隐括词考》，收于《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学论文集》，汲古书院2000年3月版。

15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山谷隐括醉翁亭记》称:“山谷其善隐括如此。”刘埙《隐居通议》卷六《评本之诗》:“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

16《黄庭坚诗词赏析集》，第72页。

17《宋诗选》，第304页。

18张高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51—252页。

19《黄庭坚诗词赏析集》，第74页

20《秋风鬼雨》，第222页。

21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记陆游言，黄庭坚在馆阁时曾嘲弄赵挺之，挺之“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至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四库全书本）
22李颀《古今诗话》:“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白珽《续演雅》，见《全宋诗》卷三六八六，页44276。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十五，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六，姚之駰《元明事类钞》卷三十六、卷三十八均引白《续演雅》为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竟将《续演雅诗发挥》列入《尔雅》类“拟经”。

24《鹤林玉露》乙编卷三《活处观理》，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秋风鬼雨》，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