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特色的，因其被推尊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对宋诗的发展影响巨大，故其诗集在宋代即有三家注本传世。《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收黄庭坚之诗始于元丰元年（1078），任渊注;《山谷外集诗注》十七卷始于嘉祐六年（1061），保存了黄庭坚青年时代的诗作及其删去的作品，史容注;《山谷别集诗注》两卷为补佚之诗，史季温注。这样使山谷诗注合为完璧。注山谷诗的三家均是宋代蜀中学者。任渊根据北宋最早流传的《豫章集》重新系年编次并注释，原名《山谷诗集注》。任渊有引言曰:“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精妙之极，具于此矣。然诠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诗各有注，离为二十卷云。”①自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流行后，遂通称任注为《山谷内集诗注》。在三家注中，任注具有首创意义，而且学术水平较高，陈振孙评价说:“大抵不独注事，而兼注意，用功为深。”②更兼生活于南北宋间，如《后山诗注提要》所言:“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迹，往往而存，即同时所与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钩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③任渊的生平事迹，迄今仅有《四库全书总目》极简略的记述，尚待钩稽补正;自北宋以来即有学者对任注指责批评，值得进一步辨析;任注的学术意义，则尤待给予历史的评价。兹谨就以上问题，试述一得之见。
一
任渊的事迹，史传无记载。许尹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作《黄陈诗集注序》简介注者云:“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人。”又云:“子渊名渊，尝以文艺类试有司，为四川第一，盖今日之国士天下士也。”以此可知，任渊名子渊，三江人。关于“三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于四川新津县云:“三江，县东三里有三江上渡，又东二里有三江下渡。志云:大江之水，自崇庆州流经县北十里，曰白马江，绕流县南一里;又东与二江下流合，故曰三江。”④《山谷诗集注》作者自署“天社任渊注”。关于“天社”，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云:“天社山，在新津南三里，北枕大江，南接连岭。”⑤据此，任渊为四川新津县人，“三江”、“天社”乃新津县南之小地名。新津在成都南百余里。
在《黄陈诗集注》自序里，任渊说:“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崖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执经，指执经书，从师受业。黄庭坚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七月自戎州（四川宜宾）谪所舟行前往青神县探望姑母，八月底至冬月住在四川青神等地。新与青神邻近，任渊从黄庭坚学诗当在其少年之时。绍兴三十二年（1162）任渊在四川双流县任，距其从师于黄庭坚已六十二年。若以执经之年任渊为十岁，则为双流县令时已七十二岁，过了休致之年。因此可推测:任渊约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约卒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享年约七十四岁。
《山谷诗集注》初稿完成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任渊在自序里言及师事黄庭坚之后，“暇日因取二家（黄庭坚与陈师道）之诗，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详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与广之”。此年任渊约二十一岁。书稿经多年的增补修订，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许尹摄蜀帅时作序并支持在蜀中刊行问世，即黄□所称之“蜀本诗集注”。
许尹序称任渊“尝以文艺类试有司，为四川第一”。《山谷内集注提要》以为任渊“绍兴元年乙丑以文艺类试有司第一”⑥，疑误。绍兴元年（1131）为辛亥，而且此年宋高宗逃至越州（浙江绍兴），未遑开科取士。《文献通考》载任渊“绍兴乙丑类试第一人”⑦。《宋史·高宗纪》: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赐礼部进士刘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⑧。南宋初年时值战乱，原礼部科举考试，分别由各路举行，称为“类省试”，稍后罢诸路类试，但因川陕两道地理条件特殊，距离行在遥远，故特准仍举行类试。地方类试第一者，可等同于殿试第三名，赐进士及第。任渊在四川类试第一，进士及第，自此进入仕途。此时他约五十五岁，可谓及第已老。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述:“蜀人任子渊好谑。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其实秦会之（桧）欲害之也。郑公治蜀有惠政，人犹觊其复来;数日乃闻秦氏之指，人人太息。众中或曰:‘郑不来矣!’子渊对曰:‘秦少恩哉!’人称其敢言。”⑨由此可见任渊思维敏捷和刚正率直。郑刚中为四川宣抚副使，治蜀有方略。《宋史》卷三七○《郑刚中传》:“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因召刚中。刚中语人曰:‘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桧闻愈怒，遂罢。”《宋史》卷三○《高宗纪》载:绍兴十七年（1147）七月“召郑刚中赴行在。……以徽猷阁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使”。据此，陆游记任渊之事在绍兴十七年，时任渊当在四川制置使宾幕。
近世文献学家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辑有任渊佚文十篇，其中一些佚文留下了任渊晚年仕历的线索⑩。绍兴二十八年（1158）王刚中以中书舍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次年四月到任。他到任之初谒成都城南蜀汉先主庙并诸葛武侯祠，决定重修祠庙。绍兴三十年（1160）三月又葺治祠院，培植花木，既成之日，王刚中命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任渊论述蜀汉的历史意义云:
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负非常之略，崎岖奔走，经理四方，最后伐刘璋遂有蜀汉。盖将凭借高祖兴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后列兵东向，诛有罪而吊遗民，以绍复汉家大业。其理顺，其辞直，非若孙、曹氏之自为谋也。当是时丞相忠武诸葛侯实左右之，人品意象，高远英特，骎骎乎伊、吕之间。应变机权，本于道德。内修综核之政，外举节制之师，欲以攘除奸凶，混一区宇，不负其君付托之意，可谓社稷臣矣。彼其臣君，仗义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内之士，心与而诚服之，举无异论。
南宋时四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任渊借蜀汉之事阐发了正统观念和君臣关系，其现实寓意是很明显的。作此记时，任渊在王刚中幕下，秋季他受命任双流县令。双流在成都南五十里处。任渊《双流县城隍庙记》云:“绍兴二十五年（1155）有因其（城隍庙）颓圮，改筑治西南者，令长亟易，邑居不宁，父老以咎。傥在是后二年，眉山李焘仁甫来令兹邑，始复其故，栋宇像设，既已具体，仁甫去为宾幕。予以无能，猥嗣其事。”史学家李焘于绍兴二十七年任双流县令，三年任满，时为绍兴三十年，由任渊继任。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宋高宗诞辰，任渊以地方官身份作了《天申节功德疏》向皇帝表示祝颂。岷江水利工程自新都与双流一段新开江是关系到两县及成都灌溉的重要工程，任渊在绍兴三十一年冬采取分段包干、责任分明的方法，革除传统积弊，亲自带领数千民工浚河修堰，于次年春完工，表现出经理事务的卓越才干并作了《双流昭烈庙碑阴记》以志此事。此年任渊约七十一岁，已到了休致之年。《文献通考》记任渊“仕至潼川宪”11。潼川原为梓州，北宋重和元年（1118）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治所在潼川府（四川三台）。宪为宪司的简称，宋代官名，即诸路提点刑狱事，负责处理本路疑难大案、劝农，代表中央考核官吏。任渊官潼川宪，已应休致，是否终任，已不可考，大约不久就下世了。
任渊的著述今存《山谷诗集注》二十卷，《后山诗注》十二卷，《山谷精华录》八卷12。另有《宋子京诗注》已佚。其文集《沂庵集》四十卷亦佚，存佚文十篇13。
二
以学为诗是宋诗的特点之一。宋初西昆诗人在作品中堆砌事典，已使诗意晦涩难解。欧阳修等改革诗风，增强了诗歌的社会现实内容，提倡清新刚健的风格。诗歌革新运动后期王安石和苏轼的诗歌以高度的艺术成就推动了宋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他们将渊博的学识与深刻的哲理带入了诗歌创作，确立了以学为诗的倾向。黄庭坚登上诗坛略晚于王安石和苏轼，在学术成就与哲理深度方面皆逊于他们，而其诗歌以学为诗的倾向却更为突出。他总结创作经验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与唐人以兴趣情性为诗的途径相反，特别强调了学问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14，成为江西派诗人主张“字字有出处”的理论依据。任渊谈到山谷诗的特点说:“本朝山谷老人之诗，尽极骚雅之变，后山从其游，将寒冰焉。故二家之诗，一句一字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该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黄陈诗集注序》）黄庭坚论杜诗已有夸张之处，任渊循此思路理解山谷诗则更表现出学问的广博。这样他在注解时尽可能求得一字一辞之出处，他说:“山谷诗律妙一世，用意高远，未易窥测。然置字下语，皆有所从来。孙莘老云: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刘梦得论诗亦言: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山谷屡拈此语，盖亦自表见也。第恨浅闻，未能尽知其源委，姑随所见，笺于其下，庶几因指以识月。象外之意，学者当自得之。”（《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注）因此，任渊亦充分展示了博闻强记的才能，遍引典籍，兼及佛典道藏、小说杂书、山经地志，确实作到了一句一字皆有来历，有时历引五六家以求出处，可使读者通过字面注释再去寻绎象外之意。任注的特点是博雅而贴切，故成为传世注本之典范，使后来欲注山谷诗者难乎为继。然而任何名注本都绝非尽善尽美，所以任注在宋代也曾受到赵与时、袁文、吴大庆和方回等对个别注释的指责。近世钱锺书对任注的补正与纠谬达四十条15，可谓集批评之大成，但其中确有可补正者，然亦有未落在实处者，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任注误者。山谷诗《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眇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任注云:“山谷此诗，在黄州所作，盖东坡旧谪之地。东坡举进士时，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爱其文，置之异等。”钱锺书辨证云:“按此诗乃崇宁元年十二月中作，时山谷已罢太平州。《外集》载崇宁元年六月在太平州作（二首之一）云:‘欧靓腰肢柳一涡，小梅催拍大梅歌。’又《木兰花令》云:‘欧舞梅歌君更酌。’则是欧梅皆太平州官妓。”《书磨崖碑后》“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任注:“‘舂陵’或作‘春秋’非是。”《舂陵行》是元结有名的诗篇，任渊据此将原诗之“春秋”改作“舂陵”。钱锺书引《苕溪渔隐丛话》、《匏庐诗话》、《援鹑堂笔记》等诸说加以辨析，最后引宋人袁文《瓮牖闲评》云:“亲见山谷手书作‘春秋’。”16以上两条经钱锺书辨证确为任注之误。《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之二）“平原秋树色，沙麓暮钟声”，任注:“‘平原’今德州。山谷是时监德州德平镇。《寰宇记》:沙麓在魏州元城县东。”钱锺书云:“按《匏庐诗话》卷上谓‘平原’二字当读如江文通（淹）《恨赋》‘试望平原’，不必指地名说。殊有理。”然而钱锺书忽略了“平原”是与“沙麓”为对，皆是专有地名，故任注无误。
（二）任注应补者。山谷诗《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任氏未注明句法出处。钱锺书寻出鲍照《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是为山谷句法之来源。《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一雄可将十万雌”，任氏无注，钱锺书补云:“《援鹑堂笔记》卷四十谓本《论衡·初禀》篇论鸟别雌雄云‘骨节强则雄自率将雌’，山谷节取其字。”《题驴瘦岭马铺》云“老马饥嘶驴瘦岭”，任氏无注，钱锺书补云:“按《剑南诗集》卷五十五《杂感》第三首云‘艰危宁度瘦驴岭’，自注‘瘦驴岭在舒黔间，前辈或有作驴瘦岭，盖误也’;卷六十七《夏季杂兴》第二首亦云‘瘦驴岭’。”以上三条外，钱锺书还补注有第二、四、六、八、十二、十四、十九、三十三、三十四等条。
（三）任注已明，可以不补注者。山谷诗《演雅》“江南野水碧于天”，任注引卢仝诗“水泛碧天色”。钱锺书云:“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引温庭筠乐府:‘春水碧于天。’皮日休《松岭集》:‘汉水碧于天。’似此为长。”黄庭坚此句是写景之句，并无事典出处，注者征引意象相似之句以供读者参考，注明即可，不注亦可，不必细辨。《次韵杨明叔见饯》第八首“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任注云:“马祖问药山:‘子近日见处作么生?’药云:‘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按《涅槃经》云:‘如大村外，有婆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真实在。’山谷《与王子飞兄弟书五》云:‘老来枝叶皮肤，枯朽剥落，惟有心如铁石。益厌末俗文密而意疏。’”17钱锺书云:“按天社（任渊）说是矣而未尽。寒山子诗集卷上有‘有树先林生’一诗，与《涅槃经》意同，结句曰:‘皮肤脱落尽，惟有真实在。’山谷盖全用其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引《正法眼藏》药山答石头曰:‘皮肤脱落尽，惟有真实在。’谓山谷全用药山禅语，而不知药山之用寒山语也。此喻佛典常见，如《杂阿含经》卷三四之九六二等均有之。山谷好掇寒山、梵志及语录，未必求其朔耳。”此条任注已详尽，实可不必补注寒山诗。除以上三条之外，尚有钱锺书所列任注之第一、五、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等条，任注已明，皆可不必补注。
钱锺书对任注作了清理和补正，还有尚待补正者。《又借前韵见意》“梦回雪压摩围山”中的“摩围山”;《再次前韵》第二首“酥滴花枝彩剪幡”中的“彩剪幡”和第三首“春盘一任人争席”中的“春盘”;《题淡崖山》第二首“阆州城南果何似”中的“阆州城”等词语皆失注，宜补。任渊有注而未解者，例如《和答子瞻》“闲窗默坐得玄珠”，注引《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还归，遗其玄珠”;《入穷巷谒李材叟翘叟戏赠》第二首“只可阕中安止止”，注引《庄子·人间世》“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次韵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明珠得盈掬”，注引《礼记》“受珠玉者以掬”;《游愚溪》“檀栾摇春烟”，注引梁王《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池水”。此四例皆注明出处，但并未注明其词语之义，宜补。任注失误者例如《次韵李之纯少监惠砚》“扫叶张饮林崖幽”，注云“山谷熙宁年间尝为叶县尉”;从句意来看将“扫叶”之“叶”解释为“叶县”，实属牵强附会之误。《双井茶送子瞻》“我家江南摘云腴”，注引《神仙传》“太真夫人曰:九传丹四名朱光，云碧之腴”;诗中“云腴”乃借指高山茶叶，因其生长于云雾之中，宋初宋庠《谢答吴侍郎惠茶》即有“衰翁剧饮虽无分，且喜云腴伴独醒”，任注误为道家之丹药。自宋以来，尽管不断有学者挑剔任渊之误，但任注中误注和失注者毕竟极少。由此愈可见《山谷诗集注》确为名注本。
三
中国古代传世之名注本，皆未停留于仅仅对字词、出处和事典的注释，而是由此进一步探索原作者之本旨并阐释文本的真实意义。许尹称赞任渊之注山谷诗:“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也。”（《黄陈诗集注序》）然而宋季方回在《瀛奎律髓》里批评说:“任渊所注，亦多卤莽，止能注其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识诗意。”晚清许印芳不同意方回的意见，他认为:
自来注诗集者莫善于施元之之注《东坡全集》，任渊之注《山谷内集》。二君皆南渡初年人，去苏黄两公未远，虽于两公所用典故，未能尽知出处，而于两公时事见闻亲切，证据详审;其注本诠次诸诗，皆仿少陵诗史，用编年体，不分门类。施注苏诗，于注题之下发明诗意。任注黄诗，于目录每条之下，总挈大纲，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其所以为善本也。任氏之注，于诗中意旨亦能逐处发明。118许印芳的意见是较为公正的。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一五）作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任渊《山谷诗集注》刊行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它早于施注苏诗四十余年，而且注释体例对施元之发生了显著影响。任渊推求山谷诗“原本立意始末”，发明“诗中意旨”，因而其注本在学术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任渊为当代诗人之诗集作注释，他执经于黄庭坚，搜集了有关山谷题跋墨迹、各种流传刊本和私家抄本，熟悉黄庭坚的亲友以及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对山谷诗研究多年，于诗意深有体会，故其注本能于更高层面上阐释作品的涵义。
（一）编年。注释诗集在目录里将全部作品按创作年代编排，编年附以作者年谱，此种体例即使不是创始于任渊，他也是较早成功运用这一体例的注家。在南宋庆元五年（1199）即《山谷诗集注》刊行四十四年之后，黄庭坚之从孙黄□编定《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其中自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纪事皆参考并采用任渊所附的年谱。黄□《山谷年谱序》云:“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阙。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任注），援据为详。第循洪氏（炎）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观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孙不容不任其责。”黄□补充了元丰元年以前黄庭坚的事迹，使山谷年谱成为完璧。黄□编订的年谱基本上采用了任渊对作品的编年及有关的史事，凡引用任氏者大都标明“按蜀本诗集注云”，亦有未标明者。《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任渊编在“元丰元年戊午，是岁山谷在北京”，《山谷诗集注目录》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山谷书云:“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又云:“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魏”即北京，“彭门”即徐州。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此。
山谷诗经过编年考证，可以反映出诗人的创作发展过程，突现诗人的创作背景，为理解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史实的依据。任渊的编年具有史事确切和文献详实的特点。黄□编《山谷先生年谱》时曾对编年作品进行全面考订，纠正任氏之误者仅《次韵徐仲车》、《拜刘凝之画像》、《赠郑交》、《戏答张秘监馈羊》、《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道》、《效王仲至少监咏桃花》、《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例如《次韵徐仲车》三首，任渊云:“右三篇元在《紫极观诗》后，诗有‘万里远归来，烦公问健否’之句，盖晚年所作。”据此任渊编在崇宁元年（1102）。黄□云:“此三诗蜀本（任注本）置于崇宁元年，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在先生无憾矣。’此书宜在荆南，盖有‘至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日。则此诗次，非当时所作。”黄□因此编在元丰三年（1080）。任渊在《山谷诗集注原目》引言里谈到编年问题，黄□订正者即属于“以类相从”而编年的作品。从黄□对任渊之编年的采用与考订，可见它是能经受学术验证的。
（二）背景资料。任渊开始注山谷诗仅距诗人下世六载，对作品的历史背景颇为熟悉，而又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因而注释作品时提供了很珍贵的背景资料。例如《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斯文吕与张，泉下亦苏醒”，任注云:“‘吕’谓中丞吕诲献可，‘张’谓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天祺。按《实录·王安石传》:吕诲、刘述、刘琦、钱觊、孙昌龄、范纯仁、吕公著、孙觉、李常、胡宗愈、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列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山谷诗意，谓元祐初召用诸人，而献可、天祺皆前死矣。然朝廷选用谏官，时政一新，亦可伸其愤懑之气于泉下也。献可熙宁四年五月卒，天祺亦相继去。”若无任渊述及历史背景，后世读者很难理解此两句诗意。《叔父给事挽词》第一首“元祐宗臣考十科”，任注云:“‘宗臣’谓温公（司马光）。《汉书·萧曹赞》曰:‘为一代之宗臣。’温公为相，乞以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富，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任渊是关注当代社会现实的学者，熟悉本朝政事，故不必引用典籍而是将作品的历史背景加以概括的说明。当这些历史背景消失之后，注家是很难了解某些细节的。
（三）解题。关于某篇作品的创作环境和作者的主旨，任渊在目录或诗题后均有适当的解说。《戏赠蜡梅》目录后任注云:“京师初不以蜡梅为贵，其得名乃自山谷始。”又于诗篇题后注云:“山谷书此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工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木身与叶乃类蒴藿。窦高州家有灌丛，能香一园也。’《王立之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戏作二绝，缘此盛于京师。’”这不仅解题，还为我们留下了蜡梅见赏于后世的历史渊源的线索。黄庭坚晚年作的五绝组诗《谪居黔南十首》是用白居易诗略加改易而成。此种情况当时诗坛已有争议，任渊特为解题云:
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则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
这引用宋人诗话对组诗的取材及时人评议作了介绍。任渊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诗法尤有深刻体会。我们且不论任氏之见解是否正确，毕竟有助于山谷诗法的认识。
（四）诗意。任注在求索字面出处与事典解释之后，往往进而阐释句意并归结全篇之意。关于句意的阐释，例如《次韵寄晁以道》“良为鼻祖来，渠伊为伴侣”，任注引《汉书·扬雄传》后，释句意云:“此句借用，言心为万法之祖，而以道于法喜爱著之深。若曰与心俱生，不可弃去，然不知为法所缚。则有人有法，二见未忘，未免于封执之病。故末句为破除之，使超然独立，不与万法为侣也。”这用佛家禅理阐释清楚句意。《寺斋睡起》第一首“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任注引《庄子》后释云:“诗意谓巧诈之相倾，智愚之相角，与此数虫何异，得失竟安在哉?”这从字面进而探究深层的诗意。关于篇意的发掘，《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第一首，任注云:“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诗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卒于此年，虽盖棺而是非之论未定，故黄庭坚发出“真是真非安在”的叹息，从更高的哲学层次看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任注对诗意的概括，使我们愈见诗人思想的深刻。
任渊是蜀中优秀的学者，他的《沂庵集》虽然佚散，但我们从其少数佚文和代表性名著《山谷诗集注》，可见他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见解，在南宋初年即以学术渊博而有国士之誉。任渊注山谷诗是有研究心得的，表现出解读的真知灼见。他不仅解释字面意义，寻求出处，而且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作品的编年考证，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探究主旨，阐释诗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自《山谷诗集注》问世近千年来，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指责，但真正的失误之处是很少的。它在经历学术验证之后，迄今仍然是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名注本。
注释
①见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页。据任渊《黄陈诗集注序》初稿作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在整理过程中，又见到洪炎编于建炎二年（1128）的《豫章集》，校定编次，后定稿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请蜀帅许尹作序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后山诗注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29页。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⑤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5页。
⑧脱脱《宋史》卷三○《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津逮秘书本。
⑩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民国排印本。下文所引《重修先主庙记》、《双流县城隍庙记》等均引自此书。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第1905页。
12今存任渊所编《山谷精华录》，舛误极多，夹杂后人言辞，疑其非任渊当时所编。
1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五;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作《訢庵集》，《文献通考》卷二四○作《訢庵集》。
14黄庭坚《论诗作文》，《山谷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1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7页。
16此句引文见宋人袁文《瓮牖闲评》卷五，原文为:“任渊解黄太史诗，改《磨崖碑后》诗‘臣结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结舂陵二三策’，引元次山《舂陵行》为言，此固一说也。然余见太史亲书此诗于磨崖碑后者作‘臣结春秋二三策’，讵庸改耶?”钱氏所引乃述意。
17《山谷别集》卷一五，四库全书本。
18《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见方回著、李庆甲整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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