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理论探讨的是文学艺术本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直接左右着创作的走向，同时，它自身的理论内涵也通过不断的变迁得以丰富、深化与发展。对这一问题，唐宋文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表述，诸如明道、传道、贯道、体道、宏道、载道等等，其内涵错杂繁复，很值得现代学界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然而若干年来，学术界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郭绍虞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杰出研究已经成为横亘在现代学人面前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郭先生就已经以“贯道”、“载道”区分唐宋文道关系理论，见1927年《东方》25卷1期《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其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道学家的文论、政治家的文论、文学家的文论区分宋代文道关系理论诸流派，视野开阔，辨析精微，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由此得以定型。后人的研究，大多在郭先生的基础上拾遗补缺，演绎诠释。
本文认为，郭先生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但也还存在有待推进的广阔空间。比如:以“贯道”概括唐人主要是韩愈的文道关系理论，实际上并不准确。韩愈只讲“明道”，从来不讲“贯道”。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虽然讲“文者贯道之器”，但“贯道”二字的内涵，李汉本人并没有进行过具体阐释。隋末王通曾经界定过“贯道”的内涵，其说追求“上明三纲”、“下达五常”①，与宋代道学家的“载道”较为接近，和韩愈的“明道”还有相当的距离。其次，有关文道关系理论三家分途说的理论渊源，还可以追溯到宋人乃至唐人。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②已经将文道关系一分为三。胡瑗以“有体有用有文”解说文道关系，预示了宋人理论兴趣的分流③。此后道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各自道其所道，或尊崇道体，或肆力功利，或激扬文字。陈善《扪虱新话》正式揭示了三家分道扬镳的理论轨迹:“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④郭先生的理论，应该有以上诸家的影响。
对郭先生文道关系理论的实质性推进，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首先，“贯道”一说虽然有王通的倡导、李汉的推扬，但无论理论高度还是历史影响，都远远不及韩愈、柳宗元的“明道”，选择“贯道”概括唐代文道关系理论，不如选择“明道”;其次，“明道”、“载道”的理论性质及其内涵外延，也需要进一步辨析;此外，宋代三家理论的异同及其与韩、柳的关系，也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本文认为:唐人的“明道”与宋人的“载道”是相互联系同时又有着重大差异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命题。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同样是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明道”追求其统一性，“载道”强调其工具性。韩、柳与宋代三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文”最终消解了“道”。以下，本文将逐一梳理上述的几个问题。
“明道”与“载道”
韩、柳主张“明道”，宋人主张“载道”，其差别本来是很明显的。但后人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乾隆《题宋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载道惟文语不磨，齐昌黎者更伊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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