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的美学批判

作者：龙建人
一

北宋诗人王安石有一首著名的诗，名为《明妃曲》。其诗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当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著名的诗所讲的是昭君王嫱出塞的故事。故事中，昭君王嫱由于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画师就从中作梗，使得昭君没有机会接近当时的汉朝皇帝而被迫远嫁匈奴。王安石写这首诗，把自己的失意和王嫱的失意联系起来，也就为画师毛延寿做了翻案文章。他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此四句诗是为毛延寿翻案，认为他当时没有画出王昭君的美貌，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画本身就无法表现一个人的“意态”。这只是就画论画。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层次来看，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艺术究竟能不能表现出具有美的内涵的事物的“精神气质”和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

对于古典艺术而言，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文艺理论家经常对这个问题不作解释，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艺术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是艺术家们生命力量的化对象化。生命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当下状态，因而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在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溶入正在创作的艺术品中。古典艺术——尤其是中国古典艺术最能体现出这一点。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追求精神的永存和对抗生命的短促，通常都是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与时间抗衡。就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艺术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和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艺术家投入生命的艺术之所以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艺术品不但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生命之力，还能够散发出艺术品中艺术形象的本真的精神内涵。这是古典艺术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的关键。《淮南子》从三个相关的概念或者是范畴来讨论这个问题：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也。

（《淮南子·原道训》）

艺术品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其实质与有生命的有机体是相通的。人的形体是生命的房舍，气是生命的实质，精神是生命的主宰，只要有一个失去了功用，三者都要受到伤害。而这三者中，最为重要的是神。当然以上这段话是对生命的有机体所说的，但是“《淮南子》把它的这种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观点运用到艺术领域，提出了‘君形神’的概念”1所谓君形神，就是神为形之君，为形之主宰。而在艺术中，神也是形的主宰，没有神，艺术品也就没有美可言：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

这就是说，尽管把西施画得很漂亮，但是如果没有表现内在的精神，这幅画就不能让人产生愉悦的心情；尽管把孟贲的眼睛画得很大，但是如果没有表现出孟贲勇猛的内在精神，这幅画也不能产生让人畏惧的心理。“这段话实际上是强调绘画艺术中传神的重要性。”2神是古典艺术的生命，无论是艺术家内在精神的表现或者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理解，以作品形象传达出艺术形象的内在精神，都是艺术家的追求。没有内在神的艺术品是不美的，或者说就不能称之为艺术品。王安石所说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就认为绘画不能传达出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形象的内在精神，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王安石只是以自己的需要而无视艺术的事实。

艺术品以形象的形式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但是欣赏者也不是仅仅看见独立意义上的形象，而是还要在形象之中发现形象之外的东西。如果艺术品本身没有这个功能，或者是传达出言外之意和相外之象的能力不是很明显，接受者就可以断定他所看到的艺术品是不成功的、是没有内涵的，甚至不能归入艺术品的之中。艺术品中的形象能够传神，这是古典艺术最为基本的生存方式，也是它们存在的价值。
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

“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说画家的目标是以形写神，以画中艺术形象来传达画家的主体精神内涵来。可是来家如果所画的人“空实其对”，就不能达到传神的要求。因此，就古典艺术而言，形是可以传神的。他并不像王安石所说的“意态”即精神状态是画不出来的。

二

有了前面的认识，我们再来考察王安石写作这首诗的目的。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王安石写作此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有其目的性。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难精确地考证他到底是要表现什么意图，或者是有着什么具体的写作目的。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首诗和政治肯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从《明妃曲》的最后两句议论就已经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宋诗长于议论，而且在议论中往往都表达出诗歌的主题。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在这首非著名的《题西林壁》中，苏轼想用人对自然的认识及认识存在的局限来得出“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这样一个道理。而在《明妃曲》中，王安石就通过昭君王嫱因为画师毛延寿的失误而出塞的故事，写出王嫱在塞外的孤独和失意。“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当年鸿雁飞”，“鸿雁”这个意象在文学史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内涵，一般都表达鸿雁传书的意思，在这句诗中也有着这样的内涵。王嫱和中原的联系只能通过书信，或者连书信也不能够畅通无阻。她只能看着空中的大雁年复一年地背着一个季节而去。而在诗歌的最后一句“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则是王安石写作这首诗的用意所在。

这首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1059年对于王安石也许算不上特殊的年分，但是1058年可就有些不同。“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3在这样情势之下，王安石的一切行动都与政治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就在他的政治理想因为权力集团的不赏识而暂时没有得到实现的情形之下，他很自然就把自己的志向和失意与历史故事联系起来，而《明妃曲》就是这样的政治情结的反映，他写了王昭君的孤独其实是写自己政治不得意的孤独。

王安石对政治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据宋史中称，王安石自幼喜诗书，过目不忘，金榜高中之后，几次授官都不受。其实他只是以退为进，做得很聪明而已。古代的士大夫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情结，而王安石作为一个文人，肯定是不能例外的。以诗歌、文章来表现自己的政治上失意的孤独，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贯做法，王安石也不能例外，这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当他们以诗歌、文章作为载道的工具时，能把艺术的一般规律放在一边而置之不理吗？

三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儒家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的主观精神状态和艺术品中形象的精神气质应该是古典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不能把这个原理和言与意的关系混淆起来，否则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失误。把言与意的关系等同于艺术作品与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关系。在此，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王安石在美学上的失误，有必要先梳理一下言与意的关系。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学问题。在上古的年代，典籍上没有记载，但是那时候的古人一般都相信言是能够尽意的，而到了先秦时的庄子学派就已经怀疑语言的表意功能了。不过他们以自己的哲学根本“道”的获得而加以说明的。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

接着《庄子》就记载了轮扁与齐桓公的著名故事，从而证明言不可以传意。一般的观点都认为语言仅仅是文字的替代品，语言离场的时候就可以用文字来替代它，从而行使他传意的功能。但是这理论或者是常识是不确准确的，它有着根本上的缺陷。正如庄子学派所说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因而可以断定，言是用来传达意义的，但是言并不能传达出很精妙的、很微妙的意义。我们再把时间向前推一点，来看儒家学派的经典《易经》中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上》）

在这段话中，儒家学派首先就承认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一点和庄子学派的意见一致，但是又强调说，正是因为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言下之意是各种语言文字所不能传达出来的微妙意义可以通过“立象”传达出来。我们都知道，《易经》在中国古典哲学史上的地位。哲学是一种求真的学问，所以才“设卦以尽情伪”。关键问题在于，既然《易经》的主要目的是求真，追求宇宙世界的真实，那么它所说的象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形象？如果是，我们就可以说艺术形象能够传达出语言所不能传达的微妙意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卦由爻所组成。爻分阴阳，就在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当中，形成不同的卦象。古人认为，宇宙间的规律和真理就蕴含在由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之中。所以可以说，孔子所说的象并不艺术形象，而只是极为抽象的卦象。（以参看王逢振的《易经美学》）所以孔子所说的立象以尽意是说从卦象当中可以获得古代圣人对宇宙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艺术形象可以传达出语言所不能传达出的微妙意义。

的确如此，语言不能传达出微妙的意义，而艺术形象也不能传达出很微妙的意义。但是有一点，艺术形象可以传达出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和艺术形象的内在精神。这却是在古典美学占着核心地位的美学观念。在古典的艺术作品当中，创作主体创造一件艺术作品，其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内在精神给体现出来，继而把创作主体所表现的对象的内在精神也表现出来。如果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那么在创作主体笔下的成品就不能称之为艺术。因为古典艺术的一个特征就是以有限之象而传达出无限的、超越时空的精神宇宙。

人类之所以要创作艺术品，就是因为精神会随着形体的消忘而消散，但是当艺术家把他的主观精神蕴藏在艺术作品之中后，他的精神就会随着他的艺术作品的流传而流传。现在已没有了唐寅、郑板桥，但是从他们流传下来的画作诗作当中，我们仍然能感觉他们的精神的超脱。后人所谓的人如其文，字如其人。看见张旭的狂草，我们仍能够感受到他的狂放不羁；读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我们仍能够体会到在他的精神宇宙当中的那一分因受到玄学影响而独具的闲适；当我们看到王维的画作，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精神时空中的那一份禅趣。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可以传达出创作主体的精神，但是我们也不能忘却一点，艺术品不能传达出创作主体所怀有的微妙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读到王安石的《明妃曲》的时候，他那孤独的情怀我们能够很充分地感觉到，但是如果不去考证王安石的创作意图，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因何而孤独，因何而失意。这就是艺术的特殊性所导致的结果。但是王安石在创作的时候，却把一切艺术规律都忘记了。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文人，王安石不可能没有读过《易经》和《庄子》这样的经典作品，也不可能没有作过艺术创作的实践，《明妃曲》就是证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安石会放弃实践中的经验和理论上的论证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呢？我想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上的矛盾性。他们可以为了一时之需而放弃实践中的经验，也可以放弃普遍的规律。为了狭隘政治的目的，王安石这样做了。“意态由来画不成”这句诗中所包含的美学上的错误，也就是王安石自我矛盾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