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句式与早期奇言词体的关系
词在盛唐已经颇为流行，而词的起源自然更早一些，事实上，古人大多将词的起源追溯到六朝。例如明人杨慎《词品序》云：“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宏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南江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辞之体已具矣。”清人徐釚则称梁武帝《江南弄》“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词苑丛谈》卷一）。近人梁启超也持此看法，他在《中国之美女及其历史·词之起源》中认为词实滥觞于六朝。近世以来，治词的学者格外关注词与音乐的关系，多以“燕乐”的产生为词成立的必要条件。但是，笔者认为，音乐并非词惟一的属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终归要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即使晚唐以来严格地依谱填词，按一定方式组构的语言形态——词体，也是客观存在的。撇开其音乐特性不说，词的语言形态与隋唐兴起的“燕乐”并无必然的联系，以长短句式为其语言结构本质特征的词体，毫无疑问是从六朝的乐府诗体演变而来的，正如宋人王灼《碧鸡漫志》所言：“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我们在此无意去考证词的音乐特性，而只是关注词的语言形式即“词体”，之所以关注“词体”，并强调“词体”来源于六朝的乐府小令，目的是为了说明楚辞句式是“词体”的远源。
楚辞的句式主要有三种，即：a式“○○○○○○兮，○○○○○○”（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b式“○○○兮○○○，○○○兮○○○”（如《山鬼》“独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c式“○○○○，○○○兮”（如《橘颂》“后皇佳树，橘徕服兮”）。楚辞句式中“兮”字只是一个无实义的泛声字，极易在后来的语言实践中虚化或省略，因而从a式衍生出六言句，从b式衍生出三言句，从c式衍生出七言句，六言句成为文体赋和骈文的重要句型，而三、七言句则成为后世诗歌，也是乐府诗的主要句型。
楚辞句式对后世诗、词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奇言句，尤其是三、七言句。奇言句的错杂使用避免了四、六言句的板滞之弊，特别适合于音乐进行各种形式的配合，以抒发那种幽婉缠绵的情绪，因而被汉代以来的乐府诗歌广泛采用。从汉代《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