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别号“潇湘妃子”具有丰富的暗示意义及象征意义。对这个重要间题，红学界前辈及时贤多有精辟的论述。而薛宝钗别号“蘅芜君”的意蕴内涵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要．通过对“蘅芜君”的暗示意义、象征意义的考证探索，我们可以蠡测曹雪芹为宝钗安排的悲剧性结局，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宝钗的思想品格，同时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主观动机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蘅芜”一词的出典
“蘅芜”，香草名，典出于晋代王嘉的《拾遗记》卷五："（汉武）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①。李夫人以美色和歌舞而受宠幸，早逝．她临终前曾感慨地说：“夫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则恩绝”。②李夫人殁后，汉武帝作悼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③唐末徐寅《梦》诗曰：“文通毫管醒来异，武帝蘅芜觉后香。”④被认为和《红楼梦》有些瓜葛的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词《沁园春·代悼亡》曰：“梦冷蘅芜，却望姗姗，是耶非耶？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绣，空掩蝉纱。”⑤很明显，“蘅芜”的典故出自于《拾遗记》中汉武帝与李夫人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
《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爱情纠葛。宝玉痴爱黛玉是人所共知的，说宝玉一点不爱宝钗则是不负责任的。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岸边的一棵“绛珠仙草”，而宝钗则是凡间大观园中的一棵“蘅芜香草”。我们姑且不论仙草与凡草孰优孰劣，我们只是说钗黛两美合一、双峰并峙，对宝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关系是“神缘”，是精神的契合；而石兄宝玉与蘅芜宝钗的关系是“俗缘”，是肉体的结合。神缘与俗缘是对比关系，又是一种补偿关系．在互相对比之中，显示出精神契合与肉体结合的区别，在互相补偿之中，传达出作者对二者难以两全，“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的苦衷．神缘千载难逢，俗缘也极难圆满。神缘是以了求好，俗缘是因色入空．探春引舜帝与娥皇女英的故事，命名林黛玉为“潇湘妃子”，暗示了怡红公子与潇湘妃子的神缘悲剧。又用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暗示宝玉与宝钗的俗缘悲剧。这都显示出曹雪芹对人类悲剧命运思考的哲理魅力。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拾遗记》在记载汉武帝梦李夫人送蘅芜之香故事的同时，交待了一个石人传译人语的故事：
（武帝）曰；“脱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幄帷。暗海有潜英乏后，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署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得此后，即命工友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里于轻纱续里，完如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圣可得近观乎？且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
人与石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注定了彼此只能“远望”而不能相濡以沫。这段文字中，潜英之后“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等背逆天时．有违常情的特征，与石兄宝玉“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特征颇有相似之处。这个石人又与宝钗居处“蘅芜苑”里“迎面突出播天的大玲珑山石”有着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曹雪芹在数造石兄宝玉形象时，虽然借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但吸取和借鉴《拾遗记》中有关石人的记载，当是很有可能的．
二、蘅芜苑的楹联
《红楼梦》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政父子与一斑门客来到刚刚建成的蘅芜苑，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退：“妙则妙矣，只‘斜阳’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诗云‘蘅芜满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
这个门客所说的“古人诗”是唐代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闺怨》。诗曰：“蘼芜满手注斜晖，闻道邻家夫婿归．别日南鸿才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飞．春去秋来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违．扁闭朱门人不到，砧声何事透罗帏”，这门客才引了第一句，众人便抨击“颓丧想丧”，曹雪芹意识极强地省略了第二句“闻道邻家夫婿归”．邻家夫婿早早归来，则费蘅苑女主人的丈夫却永久不归，这正是宝钗未来的悲剧命运．与丈夫宝玉生离的痛苦远胜于死别的痛苦．曹雪芹这种露头截尾的暗示方法，避免了把人物的悲剧命运过于直白地披林出来，显示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缜密精巧．
否定了门客的题联后，宝玉为衡芜苑题的楹联是：“吟成豆艘才犹艳，睡足酶醛梦也香．”出句正如贾政所说：“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不足为奇．”对句“睡足酸酸梦也香”则是化用徐寅《梦》诗“武帝蘅芜觉后香”，直接用武帝与李夫人生离死别的典故，曹雪芹有意识未点明对句的来薄．其暗示意义却是十分明确的。
三、蘅芜苑的建筑风格及室内布景
蘅芜苑的建筑风格是古朴旷朗．第17回这样写道：“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璧，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蘅芜苑室内布里的特点是朴家淡雅．第40回这样写道：“及进了屋里，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套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袄，衾褥也十分朴素。”
这种建筑格局及室内布置，体现了宝钗不同凡俗、喜爱简朴素净的性格，如果将蘅芜苑同黛玉的潇湘馆进行比较，人们不难发现，潇湘馆犹如一座精巧的苏州园林，而蘅芜苑则如一座冷寂的旷野古刹．贾政对蘅芜苑建筑风格的评价是．“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贾母对蘅芜苑室内布置的评论是．太简朴、太素净，缺少喜庆色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把闺房收拾得这样简朴家净，是犯了“忌讳”．在封建社会．只有婿居寡妇的居室才应该简朴家净，以防止寡妇门前多是非，很显然，这个“忌讳”，是指婿居的“忌讳”，贾母说到犯“忌讳”，忙把话头一转说．“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尽管如此，其暗示意义仍是不言而喻的。
四、元妃踢名“蘅芜苑”
“蘅芜苑”是由宝钗居住蘅芜苑而得名的．宝玉最初为蘅芜苑题的匾额是“茹芷清芬”，同汉武帝、李夫人的爱情悲剧并不无关涉。元妃省亲时，“命传笔砚伺候，亲搦湘管，择其几处最喜者踢名”，将“蘅芷清芬赐名曰蘅芜苑”。
元春早年被家人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以色事人，过的正是李夫人那种孤寂冷漠的日子．宝钗本来也是要走元妃的路的，她人都是为了待选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这悬封建社会里女子较好的出路之一。不意宝钗进入贾府之后，竟不再提进宫之事，却成为大观园中的“群势之冠”．元妃是否希望宝钗像自己一样进宫侍候君主，笔者不敢妄自猜测。但是，元妃希望宝钗和人称“宝皇帝”的宝玉成就“金玉良缘”却是不容置疑的。第28回元妃赏给贾府众人的端午节礼时，颇费了一番心机，宝玉的节礼“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连宝玉都不解地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这一点，青山山农在《红楼梦广义》中说的十分明确：“元春才德兼备，足为仕女班头，惟是仙源之涛，知赏黛玉，香麝之串，独贻宝钗．此后之以薛易林，皆元春先启其端也护”⑧。以元春的才学当是深谙“蘅芜”之典的，不然则不会将“蘅芷清芬”特意赐名为“蘅芜苑”。这个居处的赐名犹如恶谶，暗示了宝玉宝钗的婚姻只能像汉武帝、李夫人一样恩爱短暂、然后是人石两隔，“宜远望而不可逼”，生别而非死离的悲剧。
五、李纨命名“蘅芜君”
“蘅芜君”的命名直接来源于宝玉的寡嫂李纨。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中，探春命名黛玉为“潇湘妃子”，理由是黛玉住在潇湘馆，“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这个别号体现黛玉爱哭的性格特征，暗含了绛珠还泪，泪尽而逝的意蕴。李纨接着说：“我替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我是封他‘蘅芜君’了。”这个“封”字大有深意。
李纨嫁给宝玉之兄贾珠为妻，但不久丈夫就“撒手而去”。李纨青春丧偶，身处膏粱锦绣之中，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对世事无知无闻，只知道侍亲养子。李纨在十二金钗中排名较为靠后，寡居的身份使她参与的活动并不是太多。但有两出戏如果缺少了李纨，就会使《红楼梦》有所逊色。一是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那边宝玉娶宝钗，李纨因为孀居，自应回避。这边黛玉濒临死亡，只有李纨一人在身边张罗，一个不幸的活者默默地送一个不幸的死者，意蕴深刻含蓄，令人思之悲之叹之i这不愧是高鹗续书中相当精彩的一笔。二则是李纨命名未来寡居的弟媳宝钗为“蘅芜君”。李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由她来命名“蘅芜君”，只是要传达出宝钗将来要寡居的信息。妯娌俩将殊路同归，同病相怜，一个守着贾兰，一个将守着“兰桂齐芳”中的“贾桂”，苦渡余年。相比较而言，宝钗的守活寡比李纨的孀居更加痛苦十倍百倍。
六、“蘅芷清芬”的象征意义
文学作品的环境往往就是人物形象的延伸。人物生活的环境同人物性格往往有着某种联系而不可分割．宝钗居住的蘅芜苑的外在特征是“蘅芷清芬”、“蘅芜满静苑”．以费芜为代表的香草遍布院落。第17回宝玉对“蘅芜苑”中各种香草的认识是：“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簦草，这一种是玉落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这些香草如宝玉所说，多次出现在屈原的《离骚》之中．如“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费与芳芷”，“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屈原用这些香草“依诗取兴”、“以配忠贞”，来象征贤德君子高洁的美德和杰出的才能。曹雪芹移植在“蘅芜苑”里的这些香草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
从总体上看，宝钗的品行确实具有古代青矜贤士和谦谦君子的风范。封建社会女性的最高标准―贤孝德才四者俱备。她家资巨万，但颇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君子之风。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居室简朴，不事铺张，则正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品德的发展与衍化。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宽厚待人，“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其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其酸蜜之情形诸声色”。她才学过人，擅长诗词，精通书画。在理家方面，她与探春不相上下，甚至在用“学问提着”这点上她还超过了风姐。宝钗的这些品行，正汝蘅芜、兰草一样，不艳不俗，味虽不浓而香气长存，呈现出博古通今、拥才不骄、品格端方、行为豁达、雍容大雅的风貌。可以说，宝钗是集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于一身的艺术形象。在贾府这个“诗礼替缨之家”里，还没有哪个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曹雪芹认为“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他自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许多年”时，“兼济天下”的理想并没有完全破灭。他这理想无法寄托在宝玉、贾珍、贾琏、薛蟠等人身上，只得寄托在“裙钗”的代表宝钗身上。让宝钗在大观园这个“小世界”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脂砚斋称宝钗是“大贤大德”的人物。曾国藩称宝钗是“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下功夫”的“王佐之才”。⑨曹雪芹的好友敦诚也意识到宝钗在曹雪芹心目中的地位，他在《挽曹雪芹》诗中说：阮故人欲有生当吊，何处招魂赋楚蓄？”[10]这既是凭吊怀才不遇的曹雪芹，其实又何尝不是凭吊大观园中的蘅芜君呢？
七、“异草仙藤”的负面意义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1]叙写好人不再完全是好，叙写坏人也不再完全是坏。曹雪芹既赋予蘅芜君以品格端方、雍容博雅的特征，又通过写异草仙藤，突出蘅芜君攀援和功利主义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蘅芜君”的别号具有了负面象征意义。
第17回写薪芜苑内“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菱的，或垂山峨，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这些“异草仙藤”牵藤引蔓、柔屈夹缠、垂檐绕柱、萦砌盘际，多具有向上攀爬的特征。正如宝玉的诗《蘅芷清芬》中说的是“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在黛玉的潇湘馆里，“千百竿翠竹遮映”，竿竿修长挺拔、遒劲硬朗。两相比较，刚与柔、曲与直，风格迥然不同。
对于蘅芜君“攀援”的特征，我们应当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宝钗《柳絮词》曰：“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里既有她对命运的反抗，又表现了她不甘久居人下的勃勃雄心。做为女子，她当然难以实现青云直上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多次冒着被“生分”的危险，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以求得将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和光宗耀祖。她也因此被宝玉斥之为“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宏之流”。二是她只能喋喋不休地大讲女子的“针线纺绩”之道，表面上看这是对姐妹们的劝谏，实质上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精神安慰。她在做诗讲句中争先恐后，在品诗论画中凿凿宏论，在协理家政时精明强干，都已表明她绝非甘居人下之辈。
蘅芜苑的“异草仙藤”的另一个特征是不以花香色艳诱人，而是以累累硕果引人注目。第17回写蘅芜苑的异草仙藤是“实若丹砂”。第40回写蘅芜苑里的“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蘅芜苑内不植一株花木，只种植异草仙藤，且多结实累累，正是宝钗自高一格、不慕虚幻、讲求实际的功利主义入世思想的形象反映。第37回写大观园里结海棠诗社，在讨论作东问题时，宝钗曾对湘云说：“既开社，就要作东。虽然是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宝钗家资颇丰，又非吝啬之人，但这段文字却真实反映了她讲究实际、患得患失的功利主义处世原则。在爱情方面她从心底爱慕宝玉，同黛玉不同的是，宝钗首先看重的婚姻，是“宝二奶奶”的位置，其次才是爱情。她知道宝玉和黛玉无论多么亲热，都是不能做数的，他们的婚事最终还要靠父母之命和媒的之言。因此，她很少在宝玉身上下功夫，而多是在贾母、王夫人等“说了算”的人物身上下功夫，迁回包抄却事半功倍。她凭借着机智聪明．一直脚踏实地地关心着现实利益，灵活娴熟地把握着生活技巧。从这个角度看，宝钗不愧是一个讲求功利和实际的“俗士”。她也终于如愿以偿，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并为贾家结下了一颖“希望”之果。
总之，“蘅芜君”的意蕴丰富深刻。对蘅芜香草的赞美，寄托了作者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宝钗不甘久居人下而又独守空房．正是作者未得“补天气半生僚倒、倍受冷落的曲折体现。而蘅芜苑中异草仙藤的“攀援”则是作者不屑一顾的，这又正是作者半生潦倒、一事无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蘅芜君的赞美与不屑是作者思想矛盾的艺术体现，也正是宝钗这个形象令人毁誉参半的原因。
注：
①⑥《拾遗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7册5卷2页。
②③《汉书》，中华书局版12册97卷3952页．
④⑦《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710卷1795页，804卷1971页．
⑤《清名家词》，上海书店版4册55页。
⑧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版1册211页，2页，
⑨转引自张晓楠《殊路同归话钗黛》，《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1年l期42页，
[11]《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9册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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