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晋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迄今无法绕过的理论经典。《人间词话》的基本思想有二,其一是“境界”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不期工而自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其二则为以自然真切为上:
纳兰
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但很少有人发现,这两种思想在王国维的思想体系中是根本矛盾的。不错,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是说过这样的话: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很容易使人认为自然真切和境界是密不可分的两条美学旨趣,它们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一起。实则仔细分析即可见其貌同心异。
在讲完“词以境界为最上”后,王国维接着说: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从以上话可以看出,王国维的境界包括景物、感情二端,而景物、感情皆可据实而写,也皆可“造境”。谁来造?是靠“大诗人”造之、“豪杰之士”自树立之。据此,他所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并不是要诗人抒发个人意志,像定庵那样“歌哭无端字字真”,甚至也不包括他所推许的“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血书者”的李后主词,而只是要(一)所造之境(景物、感情)合乎自然,(二)所写之境(景物、感情)邻于理想。
但是,如果不是由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出发,如果不是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又怎能配得上“真文学”的称号?我们对照王国维评后主的话: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便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实采取了两重标准。一方面在衡量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时,他倡导“即使造假也不要紧”的境界说,另一方面具体到李煜、纳兰性德这样的作家,他又不得不称赞他们的以血书之,他们的自然真切。而具体到王国维自己的创作,也明显存在着与其理论矛盾相应和的实践的矛盾。
王国维的词,今存115首。其《人间词》最早时是分作甲乙二稿,分别于1906年、1907年在《教育世界》杂志第123号、第161号发表。王国维且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二稿作序文,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词作。其甲稿序云:“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乙稿序则云:“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按后主、子瞻、少游、稼轩、白石、梦窗、玉田皆是抒写个人之生命体验者,而正中、永叔、美成则多写众人之情,其词作多无个人意志在内。由此也可旁证,静安论词并不以个人意志的抒发,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真”为必要前提。他所谓的真文学并不是指那些不平则鸣,以血书之的有着强烈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所谓的“伪文学”,也只是因为其作者“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
正是因为静安对文学的“真”抱有的是这样一种见解,他的主题先行的《人间词》绝少成功之作。《人间词》几乎都作于1904-1907年间。作者并非因为心中有苦难需要宣泄,生命中有哀伤需要痛悔,却是采取了完全冷静的旁观的态度,去俯看人间的悲欢。比如这首堪称静安名作的《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的确是意境深婉,结句哲理以形象出之,堪称名句,但只要稍加寻绎,便会觉得词中本无作者的生命体验在内,完全叙写的是他人的哀欢,就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感动。
又如他的那首更有名的《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陈永正先生《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评曰:“词人采用拟人的想像手法,以失行孤雁的不幸遭遇与闺中的欢宴作比,写出人生的痛苦和不平等。作者的情感是真实的,比喻是鲜明的,也能使读者得到真切的感受。但我们总觉得,这样的手法并不算得特别高明,它是有为而作的。句句坐实,词人的思路也很狭窄,缺少供幻想和联想自由驰骋的空间。所以,这只是一首‘作’出来的词,是好词,但不是绝好的词。”(《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338页)可谓独具只眼的点评。只是,还说得太客气了,这首词和王国维的大部分词作都一样,因为太缺乏个人的身世之感,并非以血写就,所以,总当不得一个“真”字。
相反,他的那些不太为人注意,他自己也未必满意的作品,由于浸入了他自己的血,反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文学经典。如这一首《点绛唇》: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尽管不如上二首深婉,语致浅近却真挚动人以作品中有真我在也。复如这一首《虞美人》: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被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像这样的词,心中郁积无聊,不得不诉之文字,表达出词人最真切的内心,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王国维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皆是以境界说为根本旨归,尽管他也提到了以血书写的文学的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认为那就是文学的极则。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宁愿选择假而深的造境,而不选择真而浅的真情。其所以然者,当是王国维深深服膺文学的“游戏说”,而对尼采的悲剧诗学并不真正赞同。作为中国伦理诗学的反动,“游戏说”有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从这一方面讲,《人间词话》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但由于王国维并不追求“以血写就”的文学,他的《人间词》却未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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