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书议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要看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背景,自然论知识分子问题,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说起文化问题,我们这个国度自然有其自身的传承问题,想想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都深入民根与生活了,想脱离掉我们本土的一些东西,完全照搬或者引进西方国家一些高度发达国家的文化,显然是一种违背文化诉求的文化呼吁,这倒有点象医学界的血型匹配血型的科学常识问题一样,真的很扯淡。
话说过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雄壮,还确实赢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这些好处与不可完全摧毁的东西,需要保护、保持,而且还需要发扬光大。真的别以为“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
当然近几年的崇洋媚外思潮,一点不比新文化运动时期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姿态,展现在国人的视野里。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化艺术、我们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突破的破玩意儿,都是打着国外如何如何的幌子,迷惑、诱惑,甚至妖言惑众于国人,这样的事情还少吗?这叫什么?这叫投机取巧,这叫拍外国人的马屁,赢得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名声”,这不但可耻,也无知。
而最有甚者,还有一些高等知识分子,喝点洋墨水子,认识两个外国人,识得一些域外风情风俗,就充当自己的学识渊博、纵横无拦,在中国本土上,大放厥词,真的大言不惭?耸人听闻是他们的搞得,迷惑受众也是他们搞得。在国外生活和读书几年,什么没有学会,教训起人来到有一套,这样的人最为可耻。也许是外产搞内销比较容易蒙人吧?诚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来的和尚就是懂得多。国人也比较喜欢听这一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国人的一种“崇洋媚外”心态的一种悲哀?
现实中,我们少遇见这样的“海龟”们么?他们大呼大叫着外国如何好如何先进,如何文明,我却不以为然,拿来主义可以,完全否定,确实不应该。大家也许会这样有意识无意识的知道一些海外学者回到国内,吆喝着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其实这些人最无知浅薄,连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传承、文化底蕴也闹不明白的人,他们能有什么高论吗?正如一个孩子连自己吃奶的娘都给忘记了,还有什么资本大呼小叫的?
诚如国外一些机构媒体,评价中国如何如何,无论他们是好话也好,坏话也罢,总而言之,是信不得的,退一步说,也要自己辨别一下再下结论。因为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这样的结论难免有失偏僻,有失公允,我就看到过不少国外评价中国如何如何的东西,而被国内一些人士奉为神明,以为就是皇帝老儿说的圣旨。实则大错特错亦。无论是捧杀或者骂杀,作为国人,必定要保持着三分警醒,不妨多看看,多学学,多打听一下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环境氛围、文化背景再说,这大抵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
也许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再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不论什么国家,什么体制,什么政党,其国运民生一定掌握在这些社会精英——中层或少数高等知识分子手里,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等会直接影响到这个社会的进程和进步。他们对了,是百姓之福,错了是百姓之危。所以看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定要看当前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客观的科学方法。
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传统,并没有平地拔起,凭空产生,来一个无传统的民族与国家。
西方人极看重他们自己的传统,如法国有法国的传统,英国有英国的传统,美国有美国的传统,所以英国不全像法国,美国也不全像英国。我们东方人,也有我们的东方传统,如中国、韩国、日本,岂不亦各有传统。若我们要学西方人,便也该学他们尊传统的精神,来尊我们东方自己的传统。尊传统并非守旧,在各自传统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
说到政治方面,我们今天要推行我们的新政治,但不该忘却自己的旧传统。换言之,在中国该推行中国的新政治,在韩国该推行韩国的新政治,不该也不能在中国、韩国来推行美国或英国、法国的新政治。
于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显然与我们当前的民众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我期待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审视自身执行为,对社会也好,对群众也好,只会百利而无一害。这里所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是指“海龟”一派的。
我始终相信,这个社会的机器依然掌控在这些知识分子手里,进而,关于改革、关于施政,关于民生,关于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当以为鉴。
眼下,我们本土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乏这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拍马屁者有之,讨好者有之,甚或不负责任的放言,只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强化特殊群体利益和既得者利益。这种东西显而易见,也会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方针,说起来,事关不小。就不能够不在意了吧?
想起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评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这是一种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格要求。
于是,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三点原则性问题:其一,了解中国文化背景,尊重中华民族传统,具备中国传统文化之“士”的精神,也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半句“则忧其君”,我们大可转化为关注当今政府之行为。其二,要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决不能随大流,跟风起,逆潮流,无百姓。其三,给予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人文关怀。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也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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