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天颖
十八世纪前期，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来到世间时，封建制度的牛车在铺满鲜血和白骨的崎岖道路上颠簸了两千多年之后，已经千疮百孔，陷入了日暮途穷的困境。满、汉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孕育于封建社会母体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在缓慢而渐进地侵蚀着自然经济的机体；新兴的市民意识，也已通过若干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曲折地反映出来……所有这些封建统治的“隐忧”，早在十七世纪后期封建皇帝的“上谕”里就已流露出来——“近见风俗日薄，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⑴。封建社会面临着“礼崩乐坏”的严重危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⑵。曹雪芹呕心沥血经历十几个寒暑写作的《红楼梦》，绝非什么“情场忏悔”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史，也是一篇声讨孔门“纲常名教”的战斗檄文。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⑶《红楼梦》这部形象化历史的批判锋芒，不同程度地触及到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四权”的各个方面。它剥掉封建官府“为政以德”的画皮，揭露了地主阶级通过政权“吃人”的 黑幕；它撕碎豪绅贵族“仁者爱人”的遮羞布，勾勒出“诗礼簪缨之族”的丑恶嘴脸；它戳穿群魔乱舞的鬼把戏，道破了“神道治幽”的真情实况；它赞颂奴婢们对人肉筵席的抗争，竖起了反对封建纲常的旗帜。曹雪芹正是通过对上述种种“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⑷，从而在客观上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血迹斑斑的“为政以德”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向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德政”；对于敌对阶级说来，国家根本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⑸。封建政权，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全面专政；封建制度的法律，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都讳言国家的阶级内容，把自己打扮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少数人对广大人民的专政，揭穿国家的阶级实质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于是乎，孔老二使劲叫嚷“为政以德”⑹，孟轲就跟着吆喝“以德行仁”⑺。到了一六四六年，刚刚由东北入主中原两个年头的清朝统治者，对于孔孟之道的这一招便已心领神会，在一道“上谕”中公开宣称：“我国家底定中原，满汉官、民，俱为一家”⑻。颇有“全民国家”的味道！他们以此来欺骗和奴役人民，妄图泯灭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从而求得地主阶级天下的“长治久安”。
出身于没落封建贵族家庭、最终尚未迈越地主阶级世界观那道“铁门槛”的曹雪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阶级论者，他还认识不到阶级的对立和国家的本质。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和火倂的结果，随着曹家从楼阁巍峨的深宅大院搬进京郊西山脚下的茅屋草舍，曹雪芹也由“饫甘餍美”、“锦衣纨绔”的公子哥儿，变成了“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八旗穷户。他从由盛而衰的亲身经历中，逐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从当时社会“贫”与“富”、“民”与“官”相对立的直观中，觉察出封建政权的腐朽和黑暗，并且以《红楼梦》第四回那一段关于“护官符”的文字为纲，深刻揭露了贵族豪绅的种种罪恶，无情地剖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封建官府所施“德政”的实际内容，最终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维护那个吃人制度的孔孟之道。这是《红楼梦》全书的总纲，是我们认识《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社会及其“圣道”的锁钥。
“护官符”以四大家族“扶持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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