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乐府诗人的女性关怀

作者：王运涛
摘要：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最悲惨，她们受迫害、受毒害最深，新乐府诗人以深切的当下关怀意识与旧的婚姻观念、封建制度、伦理观念相抗争，对女性的不幸命运及其根源从多样的角度和层次进行展示和挖掘，不论是密度和力度都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

女性在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进程中有其不容漠视的地位与贡献，因此以女性为表现主题的艺术作品源远流长、品类丰富。而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的新乐府诗人集体无意识地把创作的着眼点之一放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惨生活上，用诗歌形式反映在封建制度下女性的种种悲剧，为女性的悲剧命运鸣不平的现象，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一、新乐府诗人创作的着眼点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体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大致与韩愈、孟郊等人同时，有一批诗人在另一个不同的方向上也掀起了一股新诗潮。其显著特点，是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这群诗人也大多努力以平易浅切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这一特点恰好与韩、孟一派诗人相背反）。他们中包括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以前人们曾把这一新诗潮称为“新乐府运动”。[1]

乐府是一种演变性的概念，其始为音乐机构之名，后来嬗变为诗歌体式。从其为诗歌之角度看，它自汉代产生、发展以来，即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到魏晋六朝，乐府更得以弘扬，从而完善为一种古典诗歌体式。两汉以后的广大诗人在创作乐府诗时，便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大多沿袭古题，虽有一些变化，但其题名及形式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深层变革，如曹操、王粲等人的作品。这应该说是杜甫之前乐府创作的基本格局与态势。二是在表现题材上与汉乐府反映现实生活、描写民生疾苦的创作精神渐离渐远。特别是六朝时期，乐府诗的传统精神与创作风格从总体上说庶几殆尽。[2]这两种倾向，无疑会阻滞乐府诗的发展，窒息它的生命。
乐府诗要发展，就不能一味去摹古题、拟古调，必须创制新题自写新意。正因为如此，杜甫自创新题的乐府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扬。在此背景下以白居易为领袖，取法杜甫，视“因事立题”为写作原则，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努力从事这类诗歌创作，完成了古题乐府向新题乐府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新乐府运动。

社会政治经济和诗歌创作的日益衰颓的现实，促使白居易等以改革诗风，疗救时弊为己任，新乐府新诗潮正是在这种复杂错综的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是诸多诗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象李绅、元稹等都是积极的参加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此一意义上，不妨称之为“新乐府诗人”。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呼应，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热情地以诗歌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反映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企图把诗歌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最悲惨，她们受迫害、受毒害最深，新乐府诗人通过描述女性的生活对女性的不幸命运及其根源从多样的角度和层次进行展示和挖掘，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 那么，新乐府则更多地唱出了古代女性的命运悲歌。就如白居易在《秦中吟序》所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二、新乐府诗人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展示

1、饱受战争之苦的女人

从四大美人的故事到关于祸水的议论，女人与政治、战争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争夺特洛伊的千古之战，传说就是为一个“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绝代佳人海伦，这是西方国家的情形；而在东方，古长安三月桃花满天红，丰腴如膏的女子沐在华清池，正是那个沐在华清池的女子杨玉环败落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姑苏城外，范蠡君出的好主意，竟让自己心爱的美人西施去侍奉敌国的君主，而这敌国也就败在西施的手里；那天真善良的大美人貂蝉，相传是米脂的婆姨，十六岁的年龄学会了千娇百媚，而终归“红颜命薄”；塞外风沙里仪态万千的南方女孩王昭君抱琴出塞，挽救了一个王朝和天下太平，女人的力量可真大，可是超脱不了“水”的命运。

此一题材的创作，新乐府诗人中当以杜甫为代表。新乐府创作始于杜甫，元结、顾况有所发展，白居易集大成，都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所表现。早在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就曾以乐府风格的诗篇针砭现实，《兵车行》等诗句已然涉及到女性的悲剧命运，要么是爷娘妻子走相送时“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断肠之悲；要么是“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新妇也得饱尝“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离别相思之苦；要么是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遭遇非人的蹂躏践踏，即使是石壕村年迈的老妇人，也不得不在痛失二子的情形下，“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真真是“妇啼一何苦!” 哎，“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难怪有承受不住命运之悲的，忽闻一声乍，老妪梁上挂。还有多少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啊！杜甫在夔州看到当地许多女子，到了四五十岁还未出嫁，靠砍柴、负盐供给一家生活和缴纳租税，便写下了《负薪行》赞赏它们的勤劳，同情她们的不幸。杜甫更以诗代谏，在《又呈吴郎》中劝说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打枣，只因她是“无食无儿一妇人”。杜甫不仅同情这些妇人的困苦，更了解她们的内心，甚至为她的痛苦忍不住流下了眼泪。[3]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将战争的惨烈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兹录《陇西行》之二如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不说“魂”而说“人”，实在令人砭骨摧心，痛彻骨髓，数千被家中妻子日夜挂念的将士，做了沙场的战死鬼之后，而家人还不得而知，还在望穿秋水的等着归来。这是何其的凄惨与凄凉呵!

2、遭受统治者蹂躏的女人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向来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著称。特别是他前期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等作品，更是取材广泛，锋芒锐利，对当时社会中的许多政治弊端和不合理现象，都做了大胆地揭露，其中有一部分诗就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女性问题，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呼吁。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社压迫下女性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女性、压迫女性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诗中以宫女之口叙述她自入宫到后年老整个的经历，又着重表现其晚景的凄凉与变态，具体表现了她所遭受的摧残与痛苦。通过对她一生境遇的描写，极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帝王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为。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揭露表现了宫人的生命被幽闭这一残酷的事实，控诉这一制度的罪恶，因而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白居易同情宫女命运的诗不只《上阳白发人》一首，同样题材的作品，在《新乐府》中还有《陵园妾》。那是一首揭露封建统治者让宫女终生为皇帝守陵墓的罪恶的诗。与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相媲美的是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另外，王建也以写宫女生活的《宫词一百首》著名。这些诗写得小巧清丽，对宫中奢华生活颇多渲染，有几篇较好的，能够给人以较深的感想，如下面一首：“教遍宫娥唱尽词，暗中头白没人知。楼中日日歌声好，不问从初学阿谁。”这是表现宫中一个年老乐师内心的伤悲。她教遍了宫中所有女子，也教唱遍了所有的宫词。自己的年华也就在这过程中消逝了。面对正处得意之时年轻宫女，她不由感叹万端。结尾这一联的发问，既是对宫中乐师的同情，同时，也慨括了人世间师生之间的关系，表达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内心痛苦。《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女性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作“伴”解）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描写宫廷歌女的痛苦生活十分入骨，“谁复”一句，描述被摈弃后百无聊赖的愁苦况味；“弦管”一转，说明春虽再来，而自身却再无召幸的希望，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

3、凄凉幽怨的女人

张籍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的乐府诗，颇多描写封建制度压迫下女性的悲惨处境之篇什，对女性的悲惨命运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穷苦农妇的忧伤，有“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别离曲》)的闺中少妇的幽怨，有由于“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离妇》)而横遭驱遣的弃妇的感伤……其时姚合称张籍是“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赠张籍 》）”由以上作品，张籍在表现这类题材实有其独到之处。他的《促促词》写贫穷人家的男子成年在外奔波，女子“自执吴绡输税钱”，夫妇不能团圆；《征妇怨》描述了战争后“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的凄惨景象。另外，白居易除了关心宫女的不幸命运而外，他还写过《井底引银瓶》、《母别子》、《议婚》、《太行路》和《缭绫》等诗，对社会上广大女性，特别是劳动女性的悲惨处境，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如《观刈麦》写一个“家田输税尽”的农妇，靠拾穗过活的困苦生活。《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一种对被压迫的女性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写得情深思远、哀婉动人，其中《遣悲怀》中追忆妻子的困顿生活：“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也发出了“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哀叹。 元结则以其《贫妇词》、《去乡悲》反映了女性的贫困和流离失所的情形，顾况的《弃妇词》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好诗，篇幅所限，不及详述。

4、没有牛郎的织女

王建的诗风与张籍相似，乐府诗也常针砭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特别是写出了女性最勤苦，忙缝纫、烫熨斗的生活，如《当窗织》写贫女辛勤纺织，“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急”，而到头还得先输官府，余下的又得给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特别是在写了贫女织布辛苦后面加上一句“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以织布贫女羡慕本身是沦于不幸的娼女，突出地呈现了贫女痛苦的心境。又如《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也是未经人道的。《簇蚕词》也是一样：“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这冷然的一问，也正充满着仇恨。《织锦曲》通过对织女们“一梭声尽重一梭”的辛勤劳动的描绘，对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愤怒的斥责：“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王建的《望夫石》一诗，可以说把中华女子的那种特有的传统美德与气质生动形象的展现在众人面前。“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也曾集体无意识地把着眼点放到了当时的女性身上。秦韬玉的《贫女》也因为引出了“为人作嫁”这个成语而受人关注：“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家的女子尽管气质好，品性好，针线活好，可由于针线活做得好，一年一年老给有钱人家的姑娘做嫁衣，自己早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却就是嫁不出去。这首诗刻画贫家女子的心态十分细腻。元稹最优秀的乐府诗《田中词》全是愤激之词，其中也反映了妇人的情绪：“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其中《织妇词》则为“为解挑纹嫁不得”的劳动女性提出了控诉。统治阶级的无底欲壑，竟使她们对着檐前的蜘蛛发出这样的感叹：“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记述了劳动女性因为有纺织手艺反而被限制不准嫁人、不能享受人伦之乐的悲惨情景，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心境。

三、新乐府诗人对女性悲惨命运根源的挖掘

1、杜甫不断探求造成女性乃至天下百姓悲惨命运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开边的战争和军阀混战破坏了生产，造成人民死亡。他以“三吏”、“三别”的组诗深刻地揭示了安适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如《兵车行》：“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特别是女性精神上的痛苦，以至“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害冲突；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在揭露“彤庭所分帛，本子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阕”的惨象后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浩叹，表达了他眼看政治日益腐败、统治者日益奢侈昏庸导致人民日益贫困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内心苦闷。另一方面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他在《遣遇》里则具体写出女性受剥削的情况：“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对此，元结在《贼退示官吏》中也有所揭示，诗中说“城小贼不屠”是因为“人贫伤可怜”，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可知当时的民生是何等地凋弊，而官府的盘剥又是何等的沉重。

2、白居易深刻地认识到了“苛政猛于虎”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众多百姓生活困苦的根源。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所以他做谏官建议最突出的有五件，其中三件都是为减轻人民负担：一请减免江淮旱损州县租税，去地“和籴”改为“折籴”，二请拣放宫人，三请停止向河北藩镇用兵。他在《杜陵叟》中更深刻地揭示统治者惨无人道地剥削，从而指出农民破产的根本原因。

3、诗人张籍则深入地批判了封建伦常对女性的压迫。他在《离妇》中不仅是表现对弃妇的同情，更主要的是揭露了这一悲剧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其先言“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直接指出造成她悲剧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古制”。在叙述与公婆告别，又写了他们“复沉疑”这一心理，以此表明她与公婆并不矛盾，接下叙述她的辛劳与治家能力，更具体表现了这一制度的残酷，它既是对女性心灵的摧残，也是对她的一种剥削。

4、元稹对于官商勾结的危害揭露得最为深刻具体。他在《估客乐》中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奉行“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交假本生轻”的生意经，向农民贩卖假货，赚得大批钱财，又勾结公侯百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四、新乐府诗人女性诗作的艺术特点

1、特定时代环境下的悲剧描写。文学作品是间接的反映现实并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的艺术形式，新乐府诗更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新乐府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国风”的优良传统，多思妇、弃妇之怨，或写婚姻悲剧、战乱遭际，较直接地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悲惨命运。与前代相比，无疑更具主动性与思想性，明显地流露出对封建压迫的抗争精神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不是为讽刺而讽刺，而是为了争取实行“仁政”而抨击虐政，为了维护正面事物而揭露反面事物。

2、“比兴”手法的运用，变化多端，构思精巧。读新乐府诗人的女性诗作，我们不仅要看到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还要看到新乐府诗人的寄托。如白居易的《太行路》，小序指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也点明“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这一类寄托是明显的，读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另有一类是隐寓的，如《黑龙潭》，小序指出“疾贪吏也”，但诗中没有明显写贪吏，而是以“龙神”比皇帝，以“林鼠山狐”比贪吏，以“豚”比人民。诗的结语是“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无知？”虽未明写，读者却能够领会其寓意：贪吏已把民脂民膏吸尽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知道不知道啊？

3、基本采用赋的写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仍以白居易为例，《杜陵叟》中“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红线毯》中“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全都骂得开心，质问得痛快！

4、多用民间的口语。反映时事的创作倾向决定了新乐府诗人女性诗作的通俗化，也唯有如此才容易读懂，便于记诵，这也是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诗人向民间学习、直接汲取民间富于生命力的语言的结果。

5、描写对象更多地指向老年妇人。因为她们经历了更多的不幸，命运的悲惨最甚，其困苦无告的生活是古代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其典型性是吸引新乐府诗人创作眼光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新乐府诗人女性题材创作的一大特点。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新乐府诗人代表作品的深入分析，揭示出新乐府诗人是如何以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展示女性的悲剧命运，以深切的当下关怀意识与旧的婚姻观念、封建制度、伦理观念相抗争，代女性喊出了不平，其诗风格正是一种政治实践精神的折射。通过对新乐府诗人所描绘的女性悲剧和对其命运的思考，可以看到新乐府诗人已将女性的不幸命运及其根源从多样的角度和层次进行展示和挖掘，不论是密度和力度都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而我们重读这些作品的目的，不仅是要从它们优美的文辞与高度的艺术境界中吸取养分，还要学习古人务实的作文精神——文学作品要与现实生活高度结合，要真实的重现和反映生活，从而影响生活。只有做到了这点，文学作品才能打动读者，才能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才能具有不朽的生命，超越时空的界限而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 中国文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曹萌 严萍 中国古代文学特征研究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3]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