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文入情——中国古典诗学语言接受论

作者：丁云亮
诗歌，作为语言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是繁富驳杂的生命世界的感性描述，也是人类情感意绪、精神风貌的直观形态。由于古汉语音义结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使得以它为载体的诗歌艺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意味。不同的文本密码，需要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才能使其储存的艺术信息得到更为准确、深入的破译。伴随着诗艺的演进，我国古代的理论家很早即注意诗歌鉴赏的规律性问题，并有周详的论述。本文以语言为视角，试着清理出古典诗学对诗歌接受时过程、方法的可贵见解。

一、“静气按节，密咏恬吟”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音乐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内容，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艺术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中特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总结，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学习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60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13 丁福保辑：《清诗话》，9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