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与诗骚学术传统

作者：陈维昭

一、经典与经学
对于“红学”史上的索隐派，简直可以用得上“臭名昭著”、“蠢陋不堪”这样的形容词了。据说，其索隐方法之幼稚，恐怕连中学生都看得出来。然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分别再版十次、十三次之多。“这套学说却耸动天下，使无数读者为之折服”。①时至今日，索隐派红学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
然而，索隐方法并非清代人的发明创造，它是传统经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这在清代学术界里是屡见不鲜的。“说”的方法很多，索隐便是其中一种。这种“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乃是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经典，必然字字千金；既是经学，必然蕴含着信仰。于是“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便成为不是多余之举。崇奉经学，必先重“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而“小学”的学问之大，实是非至皓首鹤发不能臻其至境。这样，关于经典之义理的文章就来不及做了，因而乾嘉之学就成了守筌而忘鱼、守蹄而忘兔的本末倒置。当经典从偶像的宝座上跌落之时，乾嘉之学就成为“繁琐”、“呆板”的代名词了。

《红楼梦》值得如此大索特索、一索再索吗？当《红楼梦》登上“文学经典”的宝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了与六经相同的命运，各种经学方法就会大驾光临，于是红学也就有了诸如“模仿”、“批评”、“考证”等方法与流派了。
想当初，“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中国文化最为远古的人文著作，不会有人舍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对着它们“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它们尚未被作为统一思想与情感的传统理性主义的工具。只因孔子于官场上失意，便于学问上用意。六书有幸（也是不幸）地成为孔子用意的对象。在孔子那里，六经经历过从政治读物到思想读物的角色转换。马宗霍说：“是孔子于旧有六经，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将所治之经，加以修订，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