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塑造人物的一个伟大成就,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在的精神活动、心理流程,把人物潜在的意识活动,模糊的心灵感应都生动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运用卡伦·霍尼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贾宝玉的精神世界进行剖析,从而探讨贾宝玉的神经症人格及其形成原因。
一
神经症人格,是指特定文化中病态的人格结构。所谓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而分辨正常与否的标准,是看他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众所周知,贾宝玉对传统的人生价值标准,男尊女卑等等级观念以及爱情婚姻的认识等等,都是背叛了该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的。对于这点,我们习惯称之为叛逆性而不叫神经症人格。但我们不能否认,贾宝玉的叛逆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他之所以叛逆,是因为现实环境迫得太甚的缘故,其本人并无意向封建正统挑战,因此,他实在说不上是造反派。
或许我们还不能据此判断贾宝玉的人格就是一种神经症人格,因为正常人也会表现出这样的叛逆。但是,当我们深入到贾宝玉的内心世界时,我们会发现其性格表现了神经症的种种特征,主要是在反应方式上存在某种固执,缺乏一种灵活性,不能面对不同情景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常常“自哭自笑”、“长吁短叹”,流露出人生无常,“越想越无趣”的幻灭感。
贾宝玉始终生活在一种骇怕、焦虑之中,而这种精神危机的结果,便是产生出种种病态的行为。如偏爱女性、爱吃脂粉,常拿通灵宝玉这一“哑吧物件”出气,爱与花鸟虫鱼对话,等等。贾宝玉病态行为表现得最充分的有两次,一次是被紫鹃以“林妹妹回苏州家去”的“顽话”而吓出的“急病攻心”的“痰迷”之症,再一次是遇祟。单凭这两次病史断言贾宝玉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也不过分。因此,我们可以说贾宝玉的人格,是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模式的神经症人格。
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神经症的一切归结为人的生物性,这无疑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学派的主要代表卡伦·霍尼的文化决定论,给我们揭示了贾宝玉神经症人格的形成原因。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焦虑和恐惧,它们可能由外来的危险(如大自然和敌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如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由种种文化传统(如对鬼魂等的传统性恐惧)所引发的。每一种特定文化中,这些恐惧都会强加给每一人,但神经症病人在质和量上都尤为明显。
贾宝玉的焦虑,主要是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所引发。传统的封建道德要求他循规蹈矩,而他渴望张扬个性。封建的价值观要求他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而他对这一人生价值标准有着天然的厌恶。家族的利益要求他接受金玉良缘,而他只念着木石前盟。因此,贾宝玉总是处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中。
面对冲突,贾宝玉又必须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这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无力抗争,他对他所生活的家庭有着强大的依赖,也就号“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其次是因为恐惧,面对强大的封建热力,他存有强烈的恐惧,也即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再次是因为爱,贾府上下.尤其是老祖宗贾母,对宝玉都寄予很高的期望和宠爱,即“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将失去爱”。
正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敌对冲突和长时间的压抑,产生了贾宝玉的神经症焦虑,也即“个人面对一切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们总是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对于贾宝玉而言,对抗这种焦虑的唯一手段,就是拼命追求与林黛玉的爱情。但由于这种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所以他的内心一方面对爱情有病态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爱,逃避爱,正像作品所描写的那样,宝玉黛玉越是“两心相悦,就越爱起口角”。因此,他总是处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因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的疯病(或者说性格神经症)表面上是由诸如紫鹃的顽笑话等实际的情境冲突引起的,但实际上,它早在任何困境产生之前就己经存在了,而眼前的暂时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些先前的人格障碍导致的。
三
贾宝玉神经症人格的形成,折射出那个时代文化对人的个性和心理的摧残。可以设想,贾宝玉如果一直沿着“叛逆”的道路走下去,其最后结局必然是人格的全面崩溃,必然是发疯。后来的续书者让贾宝玉从“叛逆”的道路上回头,走上一条“悔悟”的道路,并沿着这一道路而走向出家为僧的结局,尽管人们对这一安排颇多微词,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这是贾宝玉逃避发疯的命运的唯一出路。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红楼梦》的悲剧力量,但就贾宝玉个人而言,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导致人格全面崩溃强。我们不能要求贾宝玉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现社会改造,从而达到人格的重建,因为这对贾宝玉来说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