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有改善人际关系的伟思宏愿吗？

作者：蒋兴雪
周汝昌、周伦苓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写道：“他（曹雪芹）借了他对一大群女子的命运的感叹伤怀，写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他借了男人应当如何对待女子的这一根本态度问题，抒发了人对人的关系的待改善的伟思宏愿”。并且进一步断言：“假如对待女子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定能够达到一个崭新的崇高的境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并不相符，带有很大的臆想成分。

《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身世的简单描摩，但其中确有曹氏自身经历的痕迹。贾宝玉的言语行止，理当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曹氏的思想轨迹。

贾宝玉的“感叹伤怀”，看似对女子的命运而发，实则隐藏着极端自私的清感，他在听了黛玉的《葬花吟》后，心中想道：“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可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宝玉之所以为这些女子而感伤，是因为想到如今朝夕与这些貌美如花的女子相处，生活得如此繁华、热闹，然终有一日，将会物是人非，这些女子会一个个离他而去，心中怅然不已．于是，他便希望这些女子“同看着”他，“守着”他，即使以后大家分散，也须等到他“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再任凭这女子“爱那里去就去了”．至于她们今后的命运，便“顾不得”了。从这种“感伤”中，哪里看得出“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

宝玉对待女子的态度，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他常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见了女人，我便清爽。据此，似乎曹雪芹确借宝玉之口抒发自己在对待女子态度上的一种崇高境界。然而，我们又当注意，宝玉并非对所有的女子都一视同仁，对她们所有的行径都欣赏。

宝玉最爱林黛玉，因为这位林妹妹不仅容貌出众，才思超群，更重要的是，她从不劝他读书求官，沽名钓誉，宝玉因此引以为知己。而宝钗、湘云之流，因曾劝诫宝玉留心功名，故被宝玉视作“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是次于黛玉一等的人物．宝玉虽与身边丫环耳鬓厮磨，玩笑嬉闹，但对她们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红楼梦》第三十回中，写宝玉冒雨回怡红院，嫌丫环开门来得迟缓，“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便抬腿踢在肋下。”而且嘴里还边骂道：“下流东西们！”及至发现被踢的是袭人，“方知踢错了”。从这段描写中，只能看出宝玉对丫环们的蔑视和任意凌辱，又哪里看得出他对女人的态度有丝毫的改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宝玉竟把女性分为“女儿”和“女人”，未曾嫁人的“女儿”个个是好的，出嫁后的“女人”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账得“比男人更可杀了”．这种对女性的区别和评论，本就“混账”得可以，与改善人际关系的“伟思宏愿”正是南辕北辙，相距不啻万里。
实际上，曹雪芹并未摆脱封建等级思想的束缚，对女性的态度没有根本的改变，更不可能达到“崇高的境界”．曹氏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推出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就金陵女子“择其紧要者录之”，严格地分出了等级，“余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在这种严格尊卑等级制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显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

曹雪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自己的尺度的．《红楼梦》开篇不久，曹氏即借贾雨村之口说明了这一尺度。他认为人分为“大仁大恶两种”,“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此外，则另有一种人“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这一段言论，已经将人分成了不可逾越的不同等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去改变？

曹雪芹处理人际关系的尺度，真切地反映了他的经历与心境。曹氏出身于贵族家庭，中经世事变迁，终由贵胄公子沦为破落子弟，过着“举累食粥”、“卖画”沽酒的清贫生活．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他亦仍然流露出满腔的清高与孤傲，宣布了“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的志向。

关于《红缕梦》的作意，甲戌本第一回前的《凡例》曾有揭示：作者“念及当日所有致女子”“觉其行止见识青出于我之上”，遂有意记写之，以免“其泯灭”；同时也道出他对“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深刻反省，并决意将此切肤之痛“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红楼梦》的主旨，也就在于此．一个生活在“河清海晏”升平世界的大家庭，突然间土崩瓦解、骨肉离散的故事，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意味，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也就是《红楼梦》之所以感人的深层原因．曹雪芹用其深厚的艺术功力，描摩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不同人物的行止、心态，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红楼梦》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对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做出过高的评价，更不能以现代的观点，任意将其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崇高的境界”。

《川东学刊》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