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成书年代考——兼谈依据的“底本问题”

作者：阿尔丁夫
【关键词】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成书年代，底本

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简称《新译》，下同)的翻译和回评等等撰写时间也即成书年代的问题，由于尚未发现标有“圈”“点”“线”的原稿，过去研究者根据现有的几种手抄本上的识年来判断，一是内蒙古图书馆藏手抄本(下简称“内图本”)序言后落款的识年为“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一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手抄本(下简称“内科本”)前有“写于壬子年孟秋吉日，修订于甲寅中夏”字样。基于上述两种抄本上的识年，出现过以下三种主要说法：一，道光二十七(1847)年成书说，可以格日勒图、宝音贺喜格同志为代表；二，一八四七年前后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成书说，以亦邻真同志为代表。三，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四(1854)年成书说，可以梁一孺、色音巴雅尔同志为代表⑴。前两种说法根据的是“内图本”序言落款的识年；后一种说法既根据“内图本”序言落款的识年，认为“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是“译起”的时间，又根据“内科本”修订于甲寅中夏”的识年，认为这是“修改完毕”的年代。由于各家均未能进一步提出“实在证据”，因而也未能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格日勒图同志1988年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题为《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的长篇论文，其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披露了过去不为人所知或所知之人甚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新译》抄本(下简称“蒙图本”)及其序言后落款中的识年，从而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笔者在这里准备根据格日勒图同志提供的新材料，对照《新译》中的有关文字，谈谈个人的看法，旨在将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对己卯“秋冬之交”写就说的质疑

格日勒图同志将“蒙图本”同“内图本”的序言比较之后，发现二者“内容一致，字数相当”，位置也均置于《读法》之前，只是落款处的识年为“译记于嘉庆己卯冬十月朔日”而非“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从而做出《新译》的序言、读法、总录和四十回回评“都在这一年秋冬之交完成的”结论。这一结论如能成立，则将此前的诸种说法提前了二、三十年。

对此说，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先说“己卯冬”是否为序言的撰写时间。

“蒙图本”序言后落款处的识年为“嘉庆己卯冬十月朔日”。这是否表明序言即为这一年冬季的第一个月即十月初一写的呢?似未必。因为所识月日同序言内容存在着捍格之处。序言中写道：

咳!今天的风和日丽，窗明月皎，也是一代难逢的机缘。不一会儿，就是明天，今天便成为过去的一天。门外啼叫的喜鹊，落在纸上的乌蝇，是我写这篇序文时的伴侣。……

如果落款所识月日即为撰写序言的时间，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难以解释得通。第一，且不要理会塞外初冬天气是否“风和日丽”，仅就其中的“窗明月皎”来看，表明当夜明月高悬!如果不是十月十五、六的话，也是十五、六日前后。但落款所识月日是“十月朔日”即十月初一。众所周知，农历初一，地球上根本看不到月亮，更谈不上“月皎”，从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窗明”的景象。第二，关于“乌蝇”即家蝇问题。大家知道，塞外寒冷得早，通常乌蝇在旧历九月中旬便已消声匿迹。十月初是断不会有乌蝇的。可是哈斯宝谈得十分明确：乌蝇是他撰写这篇序言时的伴侣之一，而且这一“伴侣”在这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深夜或凌晨还在活动。

由于存在着上面两个矛盾之外，笔者以为：“译记于嘉庆己卯冬十月朔日”不可能是撰写序言的时间。

其实，“内图本”落款所识“孟秋朔日”劐?序言内容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孟秋”即旧历七月，虽可以消除乌蝇直到天亮前还在飞落一事同节令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朔日”照样同序言中的“窗明月皎”龃龉。从而表明，即便没有“蒙图本”的发现，也可证明“内图本”序言最后落款处的识年也不可能是撰写序言的时间。

再谈己卯年冬是否为四十回回评撰写时间。

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首先，即便可能于“秋冬之交”“一口气写完”，却绝不可能“一口气写好。”最主要、最有力的证据是：作者在写前边的回评时不时谈及后边回评中的内容，如系“一口气”写完回评，虽可以照应前边已写过的回评中的内容，却不可能预见后面回评的具体内容。然而哈斯宝在写前面的回评时，不时提醒读者这是后边若干回的伏线和结局。如第十六回回评中有：“本回与下一回一气相通。……下一回又把十二钗出齐”。第二十五回回评中有：“凤姐之死在下一回”，如果说，在写这回回评时顺便提及下回回评内容，表明作者已胸有成竹，不足为奇的话，那么相隔若干回的回评内容，断非“一口气”评下来所能预知的。可是在《新译》回评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如：第三十回回评开头：“这一回里，贾雨村复官是第三十七回甄应嘉复官的模式”，第三十七回回评中则写“本回写甄应嘉复官，是第三十回贾雨村复官的接续，又是第三十九回贾政世职绵延的引子”；第八回回评中有：“说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是第二十五回的伏线。说满箱金银的那些话，是第三十四回的键子”，第二十五回回评中则是“王夫人当作心腹的是谁?连四儿、芳官私语都听到了，不是耳目又是什么?”，第三十四回回评则果有“今时贾母开箱翻笼，俵散银两，早在第八回上凤姐一席话里便埋下伏笔。这就叫伏线千里，连续不断”；第二十回回评中有“紫鹃疑心贾母将来为宝玉聘宝琴，这是本书弄假成真的显笔，老母猴此时已变卦，这是第二十七回的伏线”，第二十七回回评则照应为“而今老妖婆突然变卦，知心者寥寥……不堪回首。此时依门的只有雪雁侧立，卧床只有紫鹃啼泣”；第十一回回评曰：“第四十回上，‘弄得袭人真无死所’是本段的结尾”，而四十回则果有“写袭人三次想死都没有死成，实是披露她不节不贞，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下流妇人”，等等，等等。这种不时埋伏后边回评中的内容的做法，绝不是“一口气写完”所能做到的。

其次，也不可能完全是“己卯”年“秋冬之交”一口气写完四十回回评的。大家不止一次援引第十三回回评中这样一段话：“己卯年秋，我因事去承德府”。“己卯”年正好是“蒙图本”序言后边落款的识年；也即哈斯宝于“秋冬之交”评完四十回《新译红楼梦》的同一年。哈斯宝在这年秋天正好“因事去承德府”。在秋天三个月中以哪个月的可能性最大呢?嘉庆生于旧历十月初六；六十岁大庆的正日当是这天。当然此前即已准备。哈斯宝去承德府时，“适逢嘉庆圣主六十大庆万寿佳节”，从而表明他于当年九月去承德府的可能性最大。如此推断不错的话，那么当他写第十三回回评时，距他离开承德府只不过十天半个月的光景，按习惯，连“今年”一词都不会用，当写“前些日子”“半个月前”或“我刚刚……”，更不应署年“己卯”。哈斯宝在这里说“己卯秋”恰好表明他在写这回回评时，已经是“己卯”年之后某一年发生的事了。只有过去几年之后，方这样识年，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序言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即旧历十月初一写的，然后才写四十回回评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泊?应该是：《读法》《总录》和四十回回评是在这一年冬季而不是“秋冬之交”完成的。可是哈斯宝在回评中却不时提到“秋夜”、“日秋”等字眼儿，表明也不是己卯这一年冬天写完的。

第三，“己卯”年冬是否为《读法》的撰写时间。

答案也是否定的，仔细研读《读法》即可发现，当是作者于四十回回评写罢之后所作，其中屡言“我译的书”，“我批的这部书”“小可为每回所写的批评”就是证明。前已言之，四十回回评断非“己卯”冬季所完成，所以，《读法》自然也不可能是“己卯”年冬所完成，更不可能于是年“秋冬之交”写成。

第四；“己卯”年冬是否为《总录》撰写时间。

《总录》较《序言》、“回评”，《读法》的写作时间还要晚，当是作者在《新译》脱稿之后写的，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关键就在于《总录》里有王希廉评本的影响。王氏《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暮春由双清仙馆刊出。哈斯宝在写《总录》时无疑见到了王评本，不仅如此，《总录》的写作还明显受到了王译本的影响。亦邻真同志说：

说哈斯宝应当见过一八三二年出的王希廉评本，这大概不会错，王评本《总评》中说：“《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哈斯宝回批中也说“全四十回的大纲便是真假二字”。王希廉评第一回，说“分三小段”，哈斯宝第一回回批开头就说应分七段，两家都从分段说起。王评本评第二回，说：“冷自兴者，喻宁荣二府极热闹后必归冷落也”，哈斯宝回批则说“由冷而兴”，“由冷到热”⑵。

哈斯宝在《序言》、《读法》中均未涉及“真假”二字。在《读法》中，原来认为《红楼梦》本系“泄恨书愤”之作。作者说书中“补天不成的顽石”“终不应象庶族一样声消迹匿”而“由仙人引至人间出世”，“痴情不得遂愿的黛玉”“矢不易志”地“深情死去”，并认为“这一部书的真正关键就在于此”。哈斯宝在四十回回评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忠臣义士同奸逆谗佞的斗争。唯独在《总录》中首次涉及真假冷热问题。说明哈斯宝不仅见到王评本，且确实曾受到王评本中“真假”“冷热”的影响。格日勒图同志说，哈斯宝的观点同王评本有明显的对立，他如见到王评本而不发一句褒贬之词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事实上，哈斯宝虽从王评本吸收了“真假”“冷热”说法，但对“真假”内容等的理解却同王希廉不同，“王希廉的‘真假’之说比起哈斯宝的，显然空洞无物”⑶。当哈斯宝看到王评本时，《新译》已脱稿，正因为如此；他除在第一、二回回评中吸收了王评本的真假、冷热内容外，已不可能或不想在其他回评中针对王氏的观点发议论了。

总而言之，《新译》的序言、读法、回评和总录等均不可能写于己卯年冬季更不可能写于“己卯”年秋冬之交。那么它们可能写于什么时候呢?这涉及到与“新译”有关的问题。

二、“新译”与“旧译”

哈斯宝为什么将自己节译的四十回《红楼梦》或“小《红楼梦》”称为“新译”呢?

这有两种可能：一，早在哈斯宝节译本《红楼梦》问世之前，就已存在其他蒙译本了；一是作者此前已译有《红楼梦》，且已在“知音知己”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改变初衷，中止已经翻译了一部分的《红楼梦》⑷，而只将《红楼梦》中的两玉之事摘译出来。同此前的全文翻译相比，节译本无论在篇幅还是内容方面都已发生重大变化，作者便将这一主要涉及两玉之事的四十回《红楼梦》节译本称之为“新译”了。

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笔者以为以第二犧?可能性最大。

作者曾经全译《红楼梦》，这是事实。他在《序言》中曾说：

读了这部《红楼梦》，更是欢喜爱慕，加批为评，译了下来。

这段话告诉我们，哈斯宝看到《红楼梦》之后，(一)，同其他汉文小说相比，他更是“欢喜爱慕”《红楼梦》这部小说，便情不自禁地“加批为评”并译了下来；(二)；大约每译完一回或一部分，就为“同道者”拿去阅读⑸。有些人可以直接阅读汉文《红楼梦》，然而更多的人恐怕做不到这点，他们大约是通过哈斯宝的蒙译开始认识了《红楼梦》，也就是说，哈斯宝的全译《红楼梦》的部分译文在当地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后来，作者决定由全译改为节译。他在《总录》中写道：

我要全译此书，……怎奈学浅才疏，不能如愿，便摘出两玉之事，节译为四十回，故此书亦可名为《小红楼梦》了。
节译为四十回的《红楼梦》，同百二十回《红楼梦》相比，从规模来说，要小得多，故可名为《小红楼梦》。同以前全译的部分《红楼梦》译文相比，又可称现在节译的为“新译”。

哈斯宝为什么“不能如愿”呢?究竟是由于“塞外马背民族对这个庞大生活背景不熟悉”，因而“无法全译出来”⑹，抑或是由于自己真的“学疏才浅”，因同本题无关，故不拟在这里讨论，这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四十回《新译》问世之前，作者曾经全译一部分回目的《红楼梦》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够了。

了解并确认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一一考订《序言》、《读法》、《回评》和《总录》的写作时间，下面就来考查这个问题。

三、关于撰写时间的考证

(一)《序言》

目前《新译》的《序言》内容之所以同落款所识月日存在矛盾，笔者以为原因就在于《序言》本是为全译《红楼梦》写的，是全译《红楼梦》的序言。后来，当《新译》译好之后，哈斯宝便将原来为全译本《红楼梦》写的序言冠以《新译红楼梦序》的名称，原封不动地过录于前并写上过录的年月日，于是便出现了上述矛盾情况。就是说，序言落款处识年是过录全译《红楼梦》序言的时间。其写作的时间大约是什么时候呢?序言的写作时间，其下限自然不会晚于嘉庆“己卯冬十月朔日”，上限呢?哈斯宝所译《今古奇观》之后有一篇《译者加的序》，其落款署年为“嘉庆火鼠(即丙子1816)年正月”。因此，《序言》撰写时间大体在嘉庆丙子至己卯冬十月朔日之间。在这四年时间中，《序言》以写于什么时候的可能性最大呢?

哈斯宝在《译者加的序》中曾说自己要译几本汉文书籍，为的是不虚度光阴，到写《红楼梦》《序言》时表明作者在人生道路上做了最后抉择，今后决心献身于“译著之业”，即更加自觉地将余生献给蒙汉文化交流事业了。同作者在《译者加的序》中的态度相比，这无疑是个进步!促成这一进步的原因，大约同《红楼梦》有直接关系。当他看到《红楼梦》之后，“更是欢喜爱慕”，便情不自禁地“加批为评，译了下来”。这似乎不仅仅是《今古奇观》只译了二十四回的原因，而且也是直接导致他决心今后从事“译著之业”，献身于蒙汉文化交流事业的重要动力，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以为《序言》不可能写于全译《红楼梦》完成之后(事实上也没有完成)，而是很可能写于全译的开始或其后不久。哈斯宝这样做，是想以此来说明自己所以辍译《今古奇观》改为从事《红楼梦》翻译工作的原因，并用来回答对自己这样做不理解的“同道”，如此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序言》的写作，当在丙子(1816)、丁丑(1817)年间。

(二)《总录》

写得最晚的是《总录》，前边已经指出并证明：哈斯宝不仅见过王希廉评本《红楼梦》，而且其中的真假、冷热思想对作者还有一定影响，具体表现就是第一、第二回回评和最后的《总录》。哈斯宝在《总录》中说：“一展卷便论真假，结尾又讲冷热”。所谓“展卷”，指的是第一回回评中提出的“全(书)四十回的大纲便是真假二字”等等，所谓“结尾”，指的就是大讲冷热真假关系的《总录》本身。写毕《总录》，苦心劳神的《新译红楼梦》的全部工作就算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作者最后写上：“大吉祥”三字，意思和阿弥陀佛相同，总算完成了，可以舒一口气了。之所以只是对第一，第二回和《总录》产生影响，因为回评此时已经写完，已不可能或不想再按照新思路修改了，何况哈斯宝对待书中人物形象的观点同王希廉还有分歧甚至对立。众所周知，王希廉评本刊于道光十二(1832)年暮春，因而可以断定哈斯宝《新译》中的《总录》当完成于其后，即同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之间。此后作者转为编译《七世训》(1832)和翻译《唐宫轶事》(1833)工作，也可说明这一推测并非无稽无谈。

(三)《回评》

《回评》的撰写始于“己卯冬十月朔日”，笔者赞同，不同意的只是：认为四十回回评等等均完成于这一年的冬季或“秋冬之交”。“己卯年秋”云云，证明这是己卯年之后仍在写回评的证据，至少是反复推敲修改的证据。哈斯宝从事撰写回评工作，并非整年整月，毫不间断。恰恰相反，从回评中涉及的季节来看，主要是在秋冬之际。此时天短夜长，农事已罢，属于闲暇季节，哈斯宝的回评是或主要是在闲暇的秋冬之交完成的，再说，回评不仅要对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有中肯的分析，而且还要说出个所以然来；不仅如此，对书中的情节安排中的伏笔照应，艺术表现方面的技巧匠心，也要有令人信服的分析，这就不能不“苦心劳神”，这也就决定了不能不需要较长时间。梁、色二同志认为连翻译在内共花了“六年零十个月”时间。在笔者看来，似乎估计得还是短了点。恐怕直到作者看到王评本之前才定稿，看到之后，还对第一、二回回评做了些许修改，并补写了《总录》。也就是说，回评写作时间大体从己卯(1819)冬十月朔日起直到壬辰(1832年)年下半年止。历史长达十二年多。

(四)《读法》

《读法》的写作时间，当在回评完成之后。其中先后两次提到“我批的这部书”，“小可为每回所写的批评”。如果说从头一句话还不能断定哈斯宝是否写完回评的话，那么，第二句话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当他撰写《读法》时，四十回回评已经写完了。因此，可以断定《读法》写作时间的下限当在见到王评本之前。考虑到四十回回评耗费了许多岁月，因此，推定《读法》的写作时间当在1831下半年到1832年上半年之间。

总括起来，《新译》所载诸文，从写作时间早晚的顺序来说，大体如下：

1.《序言》：约写于嘉庆丙子(1816)、丁丑(1817)年左右；

2.《四十回回评》：约写于嘉庆己卯(1819)年十月到道光壬辰(1832)年上半年，历时长达十二多年；
3.《读法》：约写于道光辛卯(1831)年下半年至壬辰(1832)年上半年之间；

4.《总录》：约写于道光壬辰(1832)下半年至癸已(1833)年上半年之间。

就成书年代来说，如认为节译、回评写好即算基本成书，那么，《新译》基本成书于公元1832年上半年；如认为只有《总录》脱稿才算成书，《新译》至迟于公元1833年上半年已成书。即是说，《新译》基本成书或成书于公元1832-1833年之间。这一结论，较“己卯”“秋冬之交”成书说推迟了十多年，却较咸丰四年(1854)成书说揊?早了三十余年。

四、依据的底本问题

过去讨论这一问题时，诸家囿于“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的识年，认为这是哈斯宝《新译》四十回《回评》开始写作的时间。正因为如此，亦邻真同志认为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⑺。格日勒图同志不久前根据“蒙图本”落款处的识年，断定：《新译》“如果不是以‘程甲本’为底〔本〕，那么‘藤花榭’版本的可能性大。不会是王希廉评本，因为王本晚于《新译》译出的年代，嘉庆年间问世的‘藤花榭本’在时间上则与之吻合”。(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藤花榭本”虽与《新译》“译出”的时间“大体吻合”甚至“吻合”，但却同《新译》始译的时间龃龌。从“始译”到“译出”，中间有个过程；象哈斯宝这样，开初是全译，后来才改为节译，中间所历过程则更长些。当他决定节译之后，首先得摘编，即将百二十回中的有关内容摘编成四十回，有的回目中的内容要拆开，有的回目中的内容需合并原书六、七回内容而成，这中间要缀以己语，还要做到前后照应，首尾一贯，这本身就是煞费苦心而不能不费时日的问题；其次是将摘编好的四十回内容译为蒙文。对蒙汉兼通的哈斯宝来说，翻译同摘编相比，不消说，是较为容易的。但不管怎么容易，四十回将近四十万字，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译毕的。考虑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从始译的时间来说，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根本不可能是嘉庆戊寅(1818)年前后刊出的“藤花榭本”。

那么可不可能以“程甲本”为底本呢?笔者回答是：也微乎其微。《红楼梦》原来只有八十回，且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读过这部书的人无不以未睹“全璧”而感到遗憾。待“程甲本”第一次以“完璧”的面目问世之后，恐怕很快就销售一空。翻刻本相继出现的事实表明，“程甲本”在内地也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大可能流传到“塞外”呢?!所以，笔者说是“微乎其微”。

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根本不可能是“藤花榭本”，“程甲本”的可能性又微乎其微，那么究竟以哪种版本为底本的可能性最大呢?笔者以为：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当是程甲本的某一翻刻本，如果不是乾隆末(约1875或稍前)刊行的“东观阁”翻刻本，就是嘉庆四年(1799)刊出的“抱青阁”翻刻本，要么就是依据这两种刻本重刊的某一翻刻本，只有这些本子在始译的时间上才与或大体与哈斯宝全译《红楼梦》或《新译》本相吻合。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交待，即怎样解释《新译》中的某些文字同所依据的底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呢?

纵观《新译》中某些同百二十回依据程甲本翻刻的诸本不一致的地方，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原作中的某人物情节被节略掉了，因而后边再出现该人物名字时不能不做相应的改动；如将“尤三姐”改为“金钏儿”；(二)原作写两件事，节译时只保留一宗，将另一宗略去了，如略去“字帖儿”而保留“两盆白海棠花”，略去“解闷”而保留过“消寒会”；(三)根据经验加以更动的，如将“三角”改为“两角”；(四)根据自己的愿望故意做了改变，如将巧姐嫁与刘老老外孙王天合为媳。上述这几种不同之处，应当说是节译所允许的和难以避免的。

参考文献：

⑴最近注意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均采取了梁、色二同志的说法。前者谓“他在1847 年至1854年间，……把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译成四十回”；后者谓《新译红楼梦》“ 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农历七月初动手，到咸丰二年(1854)农历五月方修改完毕，花了六年零十个月的时间”。

⑵⑺《新译红楼梦》第1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⑶《新译红楼梦》第16页。

⑷《红楼梦》前四回中的第四回，如同《中国翻译家词典哈斯宝》条编者所说本“与宝黛故事关系不大”，哈斯宝还是“一字不遗地全译了出来”，表明他至少已全译了前四回。

⑸在同道者中有他的弟弟(见第十四回评)。有和他一起看、抄、评、议《红楼梦》的所谓 “锦绣才子”。

⑹曾宪东：《奇特的蒙古红学家哈斯宝》，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