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体律赋

在宋代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上承唐五代制度，大多数时候都有赋。由于科场试赋用的是律体，其作法与齐梁时代产生的律赋有区别，而宋代与唐代又不尽相同：它有一套更为严格的格法（或称“格式”、“程式”），且逐渐成为定式、定法，对科场律赋的写作影响极大。依宋代定式所作律赋，我们称之为“宋体律赋”。近年来，许多赋学论著对宋代律赋已有广泛的研究，但对宋体律赋的评价似乎尚存偏差，原因是对宋体律赋的程式和统治者对出题范围的限制不甚了解，或对这些程式和限制影响写作的程度和危害估计不足。本文拟在考察宋体律赋体制和程式的基础上，试对它的评价问题提出己见，以质诸方家。

一、律赋的“唐体”与“宋体”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上奏改革科举，有“今后进士依自来所试赋格外，特许依唐人赋体”的预案。李腐《师友谈记）记秦观场屋赋法，亦有“国朝前辈多循唐格，文冗事迂”之语。则在宋人看来，律赋有所谓“唐人赋体”或“唐格”，与宋代所试赋格有所不同。既有“唐人赋体”或“唐格”，自然也就有“宋人赋体”或“宋格”了。又据李腐所记秦观语，谓宋代“至于嘉祜之末、治平之间，赋格始备”，他所说的“赋格”就是“宋格”、“宋体”，经过开国后近百年时间方才定型。因此，本文将宋人所作具有宋代体制的律赋，统称为“宋体律赋”。

那么唐体律赋与宋体律赋有何区别?此点于认识宋体律赋的真相以至正确地对它进行评价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区别主要有四：

1，命题范围由无限制到有限制

《石林燕语》卷8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这是说，唐代试赋的题目不讲究文献出处，故当代学者傅璇琮先生说：“唐代进士试对诗赋的声韵要求较为严苛，但诗赋的题目，比起宋以后来，范围要宽得多，应试者有一定驰骋想象的馀地，不像后代僵硬地被限定在儒家经书的圈子里。”而宋代律赋的命题，则逐步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文献范围，也有了统一的格式。

宋初律赋的命题，与唐代情况相同，也是比较自由的，如御试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为《未明求衣赋》，开宝八年为《桥梁渡长江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为《训兵练将赋》，雍熙二年（985年）为《颍川贡白雉赋》，如此等等。①州郡解试所出赋题，就更自由了，如寇准为言其贫约自守之志，“在大名日，自出题试贡士，曰《公仪休拔园葵赋》、《霍将军辞治第诗》”。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这时期的赋题即便有出处，也未必非出于儒书或正史不可，如淳化三年（992年）殿试，太宗“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认为“此题渊奥，故使（举子）研穷意义”。然“卮言日出”语出《庄子·杂篇·寓言》，这在后代是不允许的。

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渐起，命题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题目须出于经、子、史书，也就是要有正经的“来历”，不能随意自拟。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举子可能不知所谓“出处”，于是决定印题目时同时雕印解题。《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14载：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四日，考试巡铺宫左正言孔延鲁言：“进士就试以前，欲令主司先晓喻不得上请，仍雕印试题，分明解说在逐人卷子内，依此给散。”《石林燕语》卷8在叙述唐代礼部或以意出题、举子可“上请”进问题意，然后说：“景枯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容斋随笔》卷3记之更详：“国朝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1005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土惟抄略古今文赋，怀挟人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枯元年（1034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则摹印题解始于大中祥符元年，而成为制度并禁止上请在景枯元年。又，景祏五年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言：“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其经与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仲）[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庠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土得体，……所请兼乞编人贡举条贯施行。诏可。”②这是要求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经、于部书的出题范围限定在经过国子监严格选择的、有印本的书籍之中。庆历四年宋祁详定贡举条制，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诗、赋、论题目，经史有两说者，许上请。”元祏时虽恢复诗赋考试，但同时要治经义，为避免与某些举子所占经籍重叠，故规定诗、赋、论主要在子、史书中出题。元祏八年（1093年）五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苏轼言：“伏见《元祜贡举敕》，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听。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所治之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与举人所记均一，更无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为（集本作‘以’，是）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诏从之。③苏轼的目的，是欲扩大出题的文献范围，以获得更大的命题空

间，实际上是恢复熙宁前出题的旧规。

宋代科举考试的命题，在今存《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中，保存了南渡初一份完整的诗赋题单及格式，使我们有幸得睹当时官定的“标准题”。这份题单共两套题目，为完整计，诗题不予删除，一并录之于次：

建炎四年（1130年），礼部尚书谢克家参定出题式，并依，令礼部镂版颁降。

出题式：

《周以宗强赋》

（原小字注）：以“周以同姓强固王室”为韵，依次用，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

出《史记》叙《管蔡世家》曰：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天德清明诗》

（原小字注）：以题中平声字为韵，限五言六韵咸。

出《毛诗·清庙》，祀文王也。注：“天德清明，文王象焉。”
《尧舜性仁赋》

（原小字注）：以“其性好仁得于自然”为韵，不依次用，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
出《孟子》，曰：“尧舜性之也，五霸假之也。”注云：“性之者，其性好仁，自然也。”

《玉烛诗》

（原小字注）：以“和”字为韵，限五言六韵成。

出《尔雅·释天》，云：“四时调，为玉烛。”

官韵八字，一平一侧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侧不相间，即不依次用。虽官韵一平一侧相间，亦许主司临时写“不依次用”，即举人亦不依次用。由上两套题目中，可看出四点：一是题目都注明出处。二是有题解。题解极简略，如《周以宗强赋》，仅寥寥数语概括了《史记·管蔡世家》的内容。三是无论诗赋，题目都出自儒家经典或正史。四是规定了韵字及押韵的方式，此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论。

2．韵数由不定到一定

宋人吴曾说：“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至开元二年（714年），王丘员外知贡举，试（旗赋》，始有八字韵脚，所谓‘风日云野军国清肃’。见伪蜀冯鉴所记（文体指要》。”洪迈又说：“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自（文宗）太和（827—835年）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尝覆试进土，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乃五平三侧，大为识者所诮，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可见律赋韵数从不定到有定，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至于韵用四平四仄是否在后唐庄宗时已为定格，洪氏只是推测，限于史料，尚难定论。到宋代，八韵、三百六十字以上成，便成为科场律赋最终的定格。

3．用韵次序、韵书由不限到严限

宋体律赋不仅规定必须八韵，而且从太宗时起，还要限制用韵的次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戊辰载：“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复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又《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载次年九月二日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所谓“依次用”，即韵字若是一平一仄相间，就必须按韵字的次序押韵，而唐代律赋是不拘次序的。洪迈曰：“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土，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燕翼诒谋录》卷5亦曰：“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也说：“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定。”要之，律赋平仄依次用韵，太平兴国三年是个转折（头年只在殿试试行），洪迈所谓“其后又有不依次者”，当指所给官韵平仄不相间，或主司临时说明不依次，已见上面所引出题式。《四库提要·《大全赋会》提要》概括宋代场屋律赋用韵、声律程式道：

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咸。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其违试不考之目，有诗赋重叠用韵，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得（疑“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

如上文所录建炎四年出题式，例题一《周以宗强赋》，限定以“周以同姓强固王室”为韵，是平仄相间的（第一、三、五、七字“周”、“同”、“强”、“王”为平，二、四、六、八字“以”、“姓”、“国”、“室”为仄），故要依次用韵。不过，从该出题式看，平侧相间依次用的旧规有所放宽，即“虽官韵一平一侧相间，亦许主司临时写‘不依次用’，即举人亦不依次用”。这是把决定是否依次用韵的权限下放到知贡举官，而不是完全取决于题目所给韵字的平仄关系。这种放宽是始于北宋，还是南渡初的新规，由于史料阙如，尚待研究。

例题二《尧舜性仁赋》，限以“其性好仁得于自然”为韵，因平仄不相间（如二、三字“性”、“好”皆仄声），故不依次用，比如可先用“仁”韵，然后用“其”韵，等等。

科场用韵的“拘忌”，举子如稍有违，便人“不考式”而遭黜落。如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鄂州举子宋倬赋卷中第六韵押“守”，去声，而依官给韵字，该处当押上声，经湖北转运司、礼部、国子监反复讨论，最后确认落韵，由皇帝下诏“驳放”。像这类今天看似可笑的事，当时举子却必须遵循唯谨，若不幸有一韵之失，就将前功尽弃，甚至铸成终生之恨。由此之故，宋人都特别重视声律学，对音韵相当敏感。《石林燕语》卷8记载了一个故事，足以说明这点：“元丰五年（1082年）黄勉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颂）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人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祟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代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苏颂的谙熟音韵令人称奇，其实他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其孙苏象先在《丞相魏公谭训》中记苏颂年少时参加省试，曾因赋误以“声闻”之“闻”（去）为“闻”（平），被黜，“自是始切意字学，发明为多”。此可见其“发明”之一斑，而暨陶的恪守声韵，也令人叹异。

不仅用韵次序有限制，到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十月晁迥等上《考试进士新格》，正式确定《礼部韵》为官韵，则用韵韵部系统也受到严格限制，而唐代律赋所用，就是社会上通行的诗韵，并没有专为考试编纂韵书。从此《礼部韵》成为“金科玉律”，科场以此考校，若违《礼部韵》即人“不考式”。范镇《东斋记事》卷1载：“景德中，李迪、贾边皆举进士，有名当时。及就省试，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与。取其卷视之，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乃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试。时王文正公（旦）为相，议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如 边特立异说，此渐不可启，将令后生务为穿凿，破坏科场旧格。’遂收迪而黜边。”一韵之失，竟需宰相出面拍板，并成为宋代科举史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屡被载入文献（载此事的史、子部书甚多），可见事体之“重大”。李迪算是幸运的，更多的则是人“不考式”，就连欧阳修也不曾幸免，他年轻时在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落韵被黜的事例在宋代文献中不胜枚举，故庆历间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既声病所拘，意思不远，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即时摈逐”，将此项改革作为“新政”的内容之一。

4．程式较唐代更加繁琐

唐代科场律赋已有一套程式。今存唐无名氏《赋谱》①，是对唐体律赋程式的总结，包括句法、结构、用韵、题目等内容。如“赋句”，有所谓壮（三字句）、紧（四字句）、长（上二下三，或上三下三）、隔（隔句对）、漫（不对句，即散句）、发（发语词）、送（送语词）、虚（无形象之事）、实（有形象之物）等名目。有些又分子目，如“隔” （隔句对，亦即四句对），谓“隔体有六：轻、重、疏、密、平、杂”。“轻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器将道志，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之类也。”“重隔，上六下四。如‘化轻裾于五色，犹认罗衣；变纤手于一拳，以迷纨质’之类是也。”疏陌为“上三，下不限多少”，密隔为“上五已上，下六已上字”，平隔为“上下或四或五等字”，杂隔为“或上四，下五、七、八；或下四，上亦五、七、八字”。对句都是律句，即除对偶外，还要讲究平仄和用韵。

宋体律赋继承、发展了唐体程式，更为复杂琐碎，这我们将在下节详论。

综上所述，可知律赋由“唐体”到“宋体”是逐渐演化的，而“宋体”较“唐体”有着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可能决定举子的命运，而且由形式影响到内容，并最终关系到对宋体律赋的评价。

二、宋体律赋的程式

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唐代已产生了不少研究赋格的专著，上举《赋谱》只是其中之一种。而宋人仍在续作。如范仲淹于天圣五年编成《赋林鉴衡）一书，书久佚而序存②，据序知此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赋的“体势”，所选作品“多在唐人”。《宋史·艺文志八》载吴处厚曾著《赋评》一卷，不传。马称又纂《赋门鱼钥》30卷，“编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诀”③，盖为唐宋赋格的汇编本，因其实用，故以举子入门的“鱼钥”（鱼形的门锁）自炫，惜亦久佚。唯宋末郑起潜（声律关键）今存，自序称其书“自《三元衡鉴》、二李及乾、淳以来诸老之作，参以近体，古今奇正，粹为一编，总以五诀，分为八韵，至于一句，亦各有法，名曰《声律关键》”，实际上是总结两宋科场律赋的格法程式。所谓“五诀”是：一认题，二命意，三择事，四琢句，五压韵。又论“句法”。然后他详举八韵诸“格”。如第一韵破题，方法有“八字包题”、“八字体面”、“贴第一句”、“贴第二句”、“贴第三句”、“贴第四句”、“贴两句”、“贴三句”、“四句分题”、“布置难题”、“一字包意”、“两字包意”、“四句见本意”等等，每一格皆举前人佳句若干为例。如“八字体面”举郑獬殿试《圜丘象天赋》的破题“礼大必简，丘圜自然”，谓上句“盖推尊于上帝”，下句“遂拟象于高天”。该赋全篇即按此两层意思铺写，故称为“体面”。以下第二韵原韵（推原一题之意），第三韵贴上截，第四韵贴下截，第五韵敷衍详讲本题之意，第六、七韵贯通，第八韵结尾，此略。

除专著外，散见于文献的宋人律赋论尚有不少，以李鹿（师友谈记）记秦观平日论赋之语最集中又系统，是北宋人对律赋作法和程式的总结，但似乎没有引起当今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秦观说：

凡小赋，如人之元首，而破题二句乃其眉。惟贵气貌有以动人，故先择事之至精至当者先用之，使观之便知妙用。然后第二韵探原题意之所从来，须便用议论。第三韵方立议论，明其旨趣。第四韵结断其说以明题，意思全备。第五韵或引事，或反说。第七韵反说，或要终立意。第八韵卒章，尤要好意思尔。

赋中功夫不厌子细。先寻事以押官韵，及先作诸隔句。凡押官韵，须是稳熟浏亮，使人读之不觉牵强，如和人诗不似和诗也。

赋中用事，唯要处置。才见题，便要类聚事实，看紧慢，分布在八韵中。如事多者，便须精择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弃之，不必惑于多爱，留之徒为累耳。如事少者，须于合用者先占下，别处要用，不可那辍。

赋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对属亲确者固为上，如长短不等、对属不的者，须别自用其语而裁剪之，不可全务古语而有此疵病也。譬如以金为器，一则无缝而甚陋，一则有缝而甚佳，然则与其无缝而陋，不若有缝而佳也。有缝而佳，且犹贵之，无缝而佳，则可知矣。

赋中用字，直须主客分明，当取一君二民之义。借如六字句中，两字最紧，即须用四字为客，两字为主。其为客者，必须协顺宾从，成就其主，使于句中焕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纷然也。

赋中作用，与杂文不同。杂文则事词在人意气变化，若作赋，则惟贵炼句之功，斗难、斗巧、斗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过如此，吾之所用，则虽与众同，其与之巧，迥与众别，然后为工也。

赋家句脉， 白与杂文不同，杂文语句，或长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赋，则一言一字，必要声律。凡所言语，须当用意曲折折磨，须令协于格调，然后用之。不协律，义理虽是，无益也。

凡赋句，全藉牵合而成。其初，两事甚不相侔，以言贯穿之，便可为吾所用。此炼句之工也。

以上共八则。第一则为总论，论律赋结构：第一韵即所谓“小赋”，包括破题、承题。第二韵为原题，第三韵立议，第四韵明题，第五韵引事，或反说，也就是讲题。第六韵当亦如此。第七韵要终立义。第八韵结尾（卒章）。此则特别强调了破题，是因宋人对此极为讲究的缘故（详下）。第二则论押韵，原则是“稳熟浏亮”，不能牵强。所谓“先作诸隔句”，据唐佚名《赋谱》，“隔句”即隔句对偶，已见前论。第三、四则论用事，主张对所用之事“精择”，以“天然全具、对属亲确”为上。赋有密于用事的传统，但宋代律赋相对说来用事较少，而且讲究不露痕迹。第五则论用字，原则是“主客分明”。即赋句用词要有主次，应以某个关键字为中心，其它词语只能起“协顺宾从”的陪衬作用。第六则论“作用”。所谓“作用”，即围绕着赋的主意而进行的物象刻画，o须极尽难、巧、新之能事。第七、八两则论赋句：一言一字都要讲声律，一定要协律。不相类的事，要用言语贯穿牵合，为我所用。

《师友谈记》还记录了秦观作赋心得体会的“夫子自道”：

少游言：“赋之说虽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麃曰：“观少游之说，作赋正如填歌曲尔。”少游曰：“诚然。夫作曲，虽文章卓越，而不协于律，其声不和。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饾钉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  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

律赋是格律化了的韵文，秦观谓作律赋如“填歌曲”（即填词），乃深知甘苦、最中肯綮之言，由此也可知律赋写作之难。

由秦观、郑起潜所论不难看出，宋体律赋的格法程式远较唐体复杂繁琐，而宋人（特别是主持考试的官员）每论时文“文弊”，却不是批评程式的不合理，而往往是指责举子未按程式作文。如杜范《上殿札子》称“文弊至今极矣”，“词赋句法冗长，骈俪失体，题外添意，体贴不工。至有第七韵不问是何题目，皆用时事，有如策语。今又于第六韵见之。或原题起句便说时事，甚者终篇竟以时事命意。此皆习为谀言者也。”

除音韵、程式外，宋人考校律赋极重破题，一字之巧拙，名次之差或渺若云泥。《能改斋漫录》卷14《赋长啸却边骑》载：“范蜀公（镇）少时，与宋子京（祁）同赋《长啸却边骑》，蜀公先成，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景文见之，于是不复出其所作，潜于袖中毁之。因谓蜀公曰：‘公赋甚善，更当添以二“者”字。’蜀公从其说。……然景文赋虽不逮于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真奇语也。”同卷《赋圜丘象天》又载：“内翰郑毅夫久负魁望，而滕甫元发名亦不在其下。……及人殿试《圜丘象天赋》，未人殿门，已风闻此题，遂同论议，下笔皆得意。……将唱名，二公相遇，各举程文。滕破题云：‘大礼必简，圜丘自然。’及闻郑赋‘礼大必简，丘圜自然’，滕即叹服曰：‘公在我先矣。’……及唱第，郑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清李调元《赋话》卷5，对破题也有论述和举证。这说明宋体律赋对程式极为讲究。

三、宋体律赋的两个倾向

就写作特点和思想内容论，宋体律赋明显地具有如下两个倾向：

一是自从规定题目须有出处（儒家经典和子、史）之后，律赋创作逐步走上了议政、说理的道路。王铚曰：“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庠、祁）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清代学者李调元也说：“大略国初（按指有宋）诸子矩蠖犹存（按指尚用唐人写法），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衷诸丽则之旨，固当俯让唐贤。而气盛于辞，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实际上，早在太宗时代，“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的苗头已经呈露，如现存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战而成功赋》，以及《西郊讲武赋》、《圣德合天地赋》、《五声听政赋》等皆是。①其后，这类题目大量涌现，如范仲淹《礼义为器赋》、《今乐犹古乐赋》、《尧舜帅天下以仁赋》、《王者无外赋》、《阳礼教化赋》，夏竦《正家而天下定赋》、《政犹水火赋》，宋祁《丰宜日中赋》、《宥过无大赋》、《志在春秋赋》，等等，不胜枚举。太宗朝状元孙何《论诗赋取土》扬诗赋而抑策论，认为“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其实后来科场诗赋的发展，在相当大的幅度上也走上了“礼乐刑政”的路子，与策论可谓殊途同归。原因很简单：经、子、史书与诗赋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文体，而要从前者中出题，除了礼乐刑政、典章文物题外，实在别无选择；而作者（举子）欲将诗赋写得“像”诗赋，除了描摹“朝廷气象”外，似乎也别无更好的选择。我们知道，宋代科举考试中的“论”也规定在经、史、子书中出题，“策”除问时务外，还有所谓“子史策”，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诗赋也走上了议政、说理的路子，与策论“殊途同归”的原因了。宋人强调考试科目要“有用”，他们把诗赋与策（时务策除外）、论题不加分别地都限定在经、子、史书中，意在革除唐代及宋初律赋多以“山川草木，人情物态”为题的“无用”之弊，殊不知这不仅革掉了《诗经》赋、比、兴及《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喻传统，就连陆机的“赋体物而浏亮”的原则也背弃了，其结果是在议论、说理的同时，极尽对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能事。对此，杨万里曾尖锐地指出：“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风。……自《日五色》之题一变而为《天地为炉》，再变而为《尧舜性仁》，于是始无赋矣。”他还举与此类似的诗，然后说：“非无诗也，无题也。”②他的意思是，并非宋人不能诗赋，而是场屋所出题目不宜作诗赋。
二是随着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再度兴起， “以学为赋”成为潮流，如范仲淹《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才赋》、《天道益谦赋》等，都是说《易》理的。龚鼎臣《东原录》曰：“赋亦文章，虽号巧丽，苟适其理，则与传注无异。如李巽《土鼓赋》：‘土之静静，乃阴之实；土之动动，乃阳之精。阴以质而浊，阳以文而清。将以质胜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鼓而其义有成。’斯迨于无愧于理矣，当时谓之‘李土鼓’。”“与传注无异”的赋，龚氏竟谓“无愧”，可见在以学为赋的浪潮冲击下，宋人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在现存宋人律赋中，与《土鼓赋》类似的作品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如前举宋祁《丰宜日中赋》，全篇解释《易·丰卦》，最后说：“观《丰》则泽浸于无外，宜日则明被于群下。因一卦之义焉，见圣人之道也。”则不仅如传注，且与经义无异。

宋代理学勃兴，南宋后期成为官学，又将律赋由礼乐刑政、典章文物推向天理性命、格物致知。如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省试，真德秀拟《尧仁如天赋》题，预考校的王迈进“题韵之意大略”为：“要以《西铭》为主意”，“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这已引起了律赋体制的彻底异化。元人陈绎曾在所著《文筌·唐赋附说》中说：“律赋……至宋而纤巧之变极矣。……或以经语为题，其实则押韵讲义，其体则押韵四六，虽曰赋，实非赋也。”律赋体制的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作为赋体文学的特性。前引李调元谓天圣、明道以后的律赋“文采不赡”，说明此后的律赋不仅内容如同讲义，就连华丽的词采美也不复存在了。

四、宋体律赋的评价

自从科举用格律诗、赋取士，学子自少便得习作，这类作品遂大量产生。如王禹僻自谓“志学之年，秉笔为赋，逮乎策名，不下数百首”。《宋史·何群传》载，庆历中石介主太学，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人何群好古学，介馆之于家，使弟子推以为学长。此人力主科举罢赋，时谏官、御史亦言以赋取士无益治道，下两制议，皆以为不可废。何群“闻其说不行，乃恸哭，取平生所为赋八百馀篇焚之”。所作之多，其他应举者或难出其右，但恐也不会去之太远，因为欲律赋写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多作勤练。然而如何评价当日多如牛毛、至今流传尚夥的律赋，似乎早在唐宋时代，意见就没有统一过：拥护者固有之，但批评者也不少，宋代更遭到政治革新派的强烈反对，以至于神宗时代、哲宗绍圣后（直至北宋末）曾两度从进士考试中废罢。

清代学者毛奇龄说：“今之诗，非《风》、《雅》、《颂》也，非汉魏六朝所谓乐府古诗也，律也。律者专为试而设。唐以前诗，几有所谓四韵、六韵、八韵者，而试始有之。唐以前诗，何尝限以五声、四声、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韵，而试始限之。是今之所谓律诗也，试诗也。”他所论虽是试律，试赋也一样，律诗、律赋虽产生在用于科举考试之前，但严格讲究程式的省题诗和律赋，的确是“专为试而设”。如用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6曰：“杨诚斋（万里）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了翁）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以韵为较，况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可见所谓《礼部韵》纯是科场对付举子的“官韵”，既非当时人们作诗、赋的实用韵，也非古韵。

前面我们征引了秦观的赋法论，总结了嘉枯、治平前的赋法，《师友谈记》说他“少时用心于赋，甚勤而专”。前面我们还引了秦观说作赋如同填词，只在协律，他接着又说：“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恒订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由此可见，在宋代律赋发展最完备的时代，就连秦观这样的赋学专家，对它也颇有微词。应当说明，秦观不仅深谙赋学，而且是律赋高手，他二十四岁时所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深得后人赞赏，如宋人孙奕谓“押险韵而意全至此，乃为至善”。清李调元更认为该赋“叙事工整，竖义透快，兼能摹写一时情景。以此步武坡公，殆有过之无不及也”。但秦观却实话实说，认为作赋与“为文”之道不可同日语，颇鄙薄之。秦观的无奈，更早的科场“过来人”强至也深有同感，曾说：“予之于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试想，只讲“协律”、“合格”而不论“文章”好坏的价值取向，如何能产生好作品?故司马光元枯元年（1086年）三月在《起请科场札子》中反对恢复诗赋取土，他写道：“至于以诗、赋、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抄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这些言论，应该说并非对场屋赋心存偏见，像司马光、强至皆以诗赋登进士第（秦观登进士第时已罢诗赋），是受益者，问题是科场律赋的弊端客观存在，他们不愿说假话。因此，评价宋体律赋作品，不可能不考虑声韵、程式及体制变异等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本来，声韵、程式即规矩，任何文学体裁都是有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如宋体律赋这样把声韵、程式的重要性强调到极致，将“斗难、斗巧、斗新”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就必然走向反面，使赋变为文字游戏。协调的声律、不断转换的用韵所形成的音乐感，工整的对偶、固定的程式和华词丽藻包装着的意象群，读起来铿锵流丽，看起来流光溢彩，但绚烂的形式掩盖着的却是贫乏的内容。声韵、程式在这里制造着一种假象，使读者沉醉在外在美的享受中而忽视或者原谅了内涵的简陋，如朱光潜先生所说：“音律是一种制造‘距离’的工具，把平凡粗陋的东西提高到理想世界。”人们常称赞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水车赋》、《君以民为体赋》等，但赋中所表达的不过是统治者所容许的儒家民本思想的老生常谈，没有对社会实际的任何助益或针砭，即便某些赋中有“微言大义”，也犹如蜻蜓点水，妆点而已，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没有两样。王夫之论诗格、诗法和经义程式时说：“诗之有皎然、虞伯生（集），经义之有茅鹿门（坤）、汤宾尹、袁了凡（黄），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所言很有道理：任何格法、规矩或程式（赋格自然也在其内），一旦成为“定式”、“死法”，而且还要对按“死法”制作的作品定高下以取士，那实在是“至愚”的制度。因此我们说，宋人争论是否以诗赋取士，双方似乎都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如果废除“死法”而用活法，则即便是试以诗赋，也未必不是良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体律赋的综合评价不可能高，若从其体制和思想内容论，应该是很低的：这是宋人自己的定位，也为历来文学研究家所公认。叶适说得很透彻：“今日之赋，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诸律赋皆场屋之伎，于理道材品，非有所关。”金人王若虚甚至说：“科举律赋不得预文章之数，虽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诸名公集往往有之，盖以编录者多爱不忍割，因而附人。此适足为累而已。”顾炎武在谈到唐、宋以律取士及明、清八股文时，亦曰：“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但近年来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即对律赋这种科举时文肯定得过多，有的甚至因文学史家所不取而愤愤不平，将律赋写作比为走钢丝或“戴着枷锁跳舞”，认为“限制越严而又越能自由驰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因而加以褒扬。这种说法很片面。因难见巧、见工只是问题的一面，严格的程式和“朝廷气象”所造成的内容苍白，质不胜文，则是问题的另一面，而此点足以结束律赋的生命，何况所谓“巧”、“工”不过是“时文”的病态美，是“技术”而不是艺术。我们不必像司马光那样讲诗赋之失在“不根道德”，即以文论文，律赋的各种拘忌和来自经、史、子书中的题目，严重束缚了作者的手脚，使他们如在“地雷阵”中小心翼翼地艰难爬行，从而变成了不能畅所欲言的“结巴”、“哑巴”，丧失了思想表达的自由，也是极不可取的。一个民族欣赏的若只是像走钢丝或“戴着枷锁跳舞”般的文字绝技，把精力用在“斗难、斗巧、斗新”的无谓游戏上，思想却极度贫乏，那是很危险的。与清人总结明朝亡于八股文一样，宋王朝的贫弱和覆亡，不能说与科场文风无关。经历过亡国之痛的刘境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就曾痛心疾首地说，当宋季蒙元大兵压境、国家危亡之际，士大夫们关心的却是放解试、省试、类试，议论的是“某经义好，某赋佳”，于是“国随以亡”，并感慨良深地说：“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
也许有人会问：唐代律诗、宋词都有严格的格律，不是仍然产生了大量名家名作么?①这个问题其实勿需深辨，如果懂得宋体律赋的限题、限韵、限用韵次序、限程式（起承转合、八韵体贴贯穿之类）等等诸多拘忌的话（科场还要限时间），便会知道科场律赋的制作与唐律、宋词的创作是两回事，不可相提并论。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宋词也照宋代科场律赋那般写作，是绝对不会有好作品的，——唐代律诗成就很高，但科场律诗却佳作极少，就是很好的反证。不错，宋代律赋确有不少“名家名作”，但应看到，其“名”是科举制度一手制造的，是搭科举的“船”而出名的，赋名不过是“进士高第”光环的衍射而已，或者竟是托后来高官厚禄的福，——宋人喜说某宰相为举子时，赋已如何如何，俨然赋已成谶，②最能说明此点。
当然，宋体律赋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严格的程式，可以培养锻炼人们超强的驾驭文字和调协声韵的能力，即所谓因难以见巧。现存宋初人的某些律赋读来铿锵流丽，声文并茂，能给人以视觉、听觉的强烈美感。这虽是文字游戏的功能，但其美学价值不可抹杀，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已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的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其次，由于诗赋命题只有大范围，举子必须有十分丰厚的知识积累才能上阵操觚，如孙何所说“非学优才高不能当”。叶梦得亦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文献通考》卷32引庆元四年（1198年）言者云：“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骊之制，研精罼思，始能成章。”显然，这有利于强化士子的学养。再次，现存宋人文集中的律赋，大量是科场外的习作，或登第后的拟作，虽亦按严格的科场程式，但题目乃其自拟，用韵出于自选，打破了“礼乐刑政”的桎梏，思想表达较为自由，内容也不无可取。

不过，即如上论，似乎也很难提升律赋的地位。就总体看，也许可以这样说：宋体律赋是科举考试的产物，与明、清时代的八股制艺一样，内容空泛、歌功颂德、缺乏文学精神是其致命的弱点，为文学史家所不取乃理所当然。但科举程式所打造出来的形式美，特别是它的音韵、文字运用技巧，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遗产。不过需要记住：连这点仅供耳目感官享受的美，北宋中叶以后的律赋也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