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自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起,便形成了以特定地理空间承载文化想象的深厚传统。进入新世纪,当城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中国的土地与人心,阎连科与李洱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深入乡土,却绘制出两幅截然不同的精神地图。他们的写作,早已超越简单的“乡土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深刻的地理政治学实践——通过对特定地理空间的生产、分配、争夺与变形的描写,揭示权力、资本与文化如何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展开博弈,以及个体在其中如何挣扎、变形或创造性地存活。

地理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中性的自然背景,而是命运的脚本、权力的剧场、意义的战场。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与李洱的“石榴镇”(及其变体),既是具体的地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