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位明遗民学人的三种人生态度
这一辑收集有明末清初七位明遗民的诗稿。除阮晋林生平不可考外,其他六人恰好代表明亡后整个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以王铎为代表,面对朱明王朝的倾覆和势不可挡的八旗铁骑的汹涌之势,选择与新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历史剧烈嬗变之际,选择殉节者有之,而选择“识时务者”更有之。一时豪杰之士如赵之龙、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龚鼎慈诸人均易帜新主人,对民心之流向影响巨大。但对士人的名节之沦丧,终究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吴伟业临死嘱“死后敛以僧装”“勿起祠堂,勿乞铭”或许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吧!(《清史稿·文苑一》)王铎当然为更著名代表人物,不仅官运亨通,而且诗书画俱佳,为时人所重。
第二种态度是起初把生死置之度外,抗击满清军队南下,失败后隐逸民间,讲学著书,甚至出家为僧以保“士”不仕二主名节,这以傅山、顾炎武为代表。二人均被征召应“鸿博”,均以死抗之。如顾炎武称赞傅山等诗云:“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而自己则是“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不论是“金马客”还是通过他的外孙徐乾学来要他应“鸿博”,他早就准备好了绳子和刀,以了此生。洪亮吉《江北诗话》说顾炎武的诗有“金石气”应该就是这种“苍龙日暮”“老树春深”的悲怆雄阔的境界吧。
第三种态度就是亲见腐朽黑暗的朱明王朝的一个又一个起事之王的惨败,对“复明”越来越成为昨天,接受现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这可以以尤侗为代表。《清史稿·文苑一》对尤侗的描述可见一斑:“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天下羡其荣遇。”可见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