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诗史”最早见于唐代盂綮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寓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号为‘诗史”’。此后，人们便沿用“诗史”来评价杜诗的社会价值。郑庆笃认为杜诗被誉为“诗史”的根本所在，是杜甫以诗歌形式反映出重大历史事变安史之乱，将民生疾苦、朝政得失等君国大事诉诸笔端。…可见，“诗史”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精神。它包括以下内涵：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从诗中可感受到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窥见他所处时代的真实情况。其次，以典型的形象和事件来反映多灾多难的历史和时代氛围。诗不是记载“一时事迹”的，而是显示“一时气运”的，‘诗史”的深层含义应理解为“史外传心之史”。‘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史，而是心灵史、情感史，它以形象、审美的方式将最生动最具认识价值的人物精神世界记录下来，从而能从中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脉搏和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历史上被给予“诗史”称号的诗人除杜甫外，有汪元量、文天祥、吴伟业、黄遵宪等。也有单独一首诗被视为具有“诗史”价值的，如元好问的《丧乱诗》、顾炎武的《海上》等。鸦片战争期间涌现出来的大批优秀诗人的整体创作或部分篇章亦被盛赞为“诗史”。蒋琦龄便是其中一位。

蒋琦龄（1816～1876），字申甫，广西全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起，历任汉中知府、西安知府、四川盐茶道、顺天府尹。1860年7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28日，他赶往圆明园欲劝阻咸丰帝北狩热河的逃跑行为，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单骑奔山西，为谏咸丰“西幸”定民心做策划，复又无成。同治登基后，诏求直言良策。他呈《进中兴十二策疏》，得到同治嘉赏，并命着即赴京听候简用。蒋琦龄以母病为由恳请归里，在衡州、桂林等地书院讲学，终老全州。著有《空清水碧斋涛集》、《空清水碧斋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桂林图书馆。诵读他的诗作，我们首先可以体味到诗人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其次可了解到nn，j-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与杜甫的“诗史”精神完全相通。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性体现存反映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诗作中。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他参加科考并进入仕途，民族的灾难和生民的不幸使他从一个闭户读书的青年迅速成长起来，写下了一批忧国伤时的诗歌。1841年，英军攻占定海，进京途中的蒋琦龄在客船中作了《湘中八月传闻官军收复宁波……》一诗。年轻的诗人陷入忧虑之：“……湖广明眼底，世事上眉头。洒浊难浇愁，天寒易饯秋。岳阳楼上望，忧乐几时休”。他对军队战斗力低下、临时抱佛脚等弊病不胜忧虑，惋惜自己“失皇势”，否则会像明代主持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胡宗宪一样，在荡平倭寇的战斗中大显身手。1860年8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直逼天津，朝中人心惶惶。他和朝中友人常谈国事，认为将相们应学习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寇准，在北门饮博谈笑中稳定君臣之心，并劝服君主打消逃跑念头，“宜在城楼瞻御盖”（《与少鹤谈宋事有感》）。面谏成丰帝的计划破灭后，他劝咸丰“西幸”山西以“固根本”，认为此时事同“唐裴冕请肃宗幸灵武、宋宗泽请高宗幸汴京之举也”（王柏心《空清水碧斋诗集序》）。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几个月间作诗55首。诗中，他悲痛地责问“谁遣陆沉事至此”，指出正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甚至走投降路线的朝臣误国：“夷甫诸人宁足责，万事盈庭一诺唯。厝薪直突众所知，虎豹九关人畏死。纷纭犹未罪汪黄，战守谁能用宗李。盘石遂有累卵危，白日神州车载鬼。”（《送霞舫之广昌》）他在诗中一再咏刘琨、祖逖、岳飞和宗泽等人，痛责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岳飞、“p4-毁长城”的行为（《谒汤阴岳庙》），借东晋南宋事讽刺“善谋身”的汪黄之流，“尽为海上忘机客，决无新亭对泣人”，呼唤士人忠直报国，“二百年来勤养十，临危犹冀有陈东”（《读史书愤》）。他愤恨朝中诸人不图振作，国难当头仍无耻享乐，一针见地指出尸位素餐腐朽荒淫的官员是致使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釜鱼幕燕自逍遥，倾覆终当念本朝”（《感愤》）。他白比借力为国谋划的申包胥，却“独唱无和”（《初至合江亭观蒸湘盛涨》）。同年6月底，因谋事不成返回家乡的诗人路过寿阳，作《寿阳呈祁太保相围六十韵》。该诗气魄宏大，蕴涵丰富，获得很高评价：“此诗史也，尤为千古必传之作”。（吴振槭《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诗中首先回忆了清初的强盛和繁荣，然而，“魍魉”、“鲸鲵”从海上入侵，“烽烟横北固”。尤其是《北京和约》的签订，更加重了百姓的苦难，因而“青犊归无所，潢池盗有因”。他悲愤地呼喊“越甲情徒耻，澶渊志未申”，但现实却是“国家无寇准，可使有王伦”，接下来他提出中兴策略，愿像为东晋王朝的安危存亡立下卓著功勋的温峤一样为国效力。末尾，诗人慨叹自己奔波无功而忠诚不改，“蹈海欲明志，移山嗤效颦”。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也同样勾起诗人对庚申之变的回忆。1861年秋，接到友人赠菊，他百感交集，“西郊辇路接淀园，劫火铜驼泣荆棘。次花零落那可问，有亦非复昔颜色”（《魏五秀才赠菊花，为赋长句》）。

吴伟业及后来的诗人在时事诗中多采用对个别主人公的命运沉浮进行纪实性叙述以揭示时代悲剧的叙事方式。而蒋琦龄及其同时代诗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上溯杜甫，不是对历史做客观完整的记载，而是以诗人的心灵去捕捉社会场最。诗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皆由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发，或抒情，或议论，或托物用事，或寓言影射，无一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以及郁结其心的忧患意识，表现出鲜明的诗史精神。写重大事件、体现“实录”精神的诗篇，自然是说明“诗史”成就的重要方面，而记录个人生活情事的诗篇也体现了“诗史”精神的一面。它们艺术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历史的真实。所谓“凡出处、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 

蒋琦龄的诗歌从个人的身历蹇难反映了社会的离乱和百姓的困苦，抒写了诗人的恺郁与悲愤。1855年在成都拜杜甫桐堂时，他对未来迷茫而无奈，“干戈满眼生事微，家乡荡尽将安归?”（《东杜公裥》）1856年父亲去世，他扶柩南归，途径湖北，同睹战乱已使这里物是人非，“江南江北百万家，只今堆骨泣寒沙”（《过江抒怀五首》）。至湖南永州，因战乱无法前行，他只好寓居此地四年，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组诗《避乱》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生动反映了时代苦难。他时常“仓惶携百口”躲入深山避乱，有时半夜登山，“夜与萤火逐”、“天梯信难攀”，在寺院中枕砖头囫囵就宿鹱粥果腹。有时“雨脚乱如麻，众哗贼已至”，近山村庄如“万鱼迫鼎沸”，顾不上穿鞋蜂拥入山。“牛羊滑路争，失势千丈坠”，险些坠落的人们喊爹叫娘，老弱病残者体力不支倒地僵卧。惊恐不已的诗人觅得“上漏下泥渍”的茅茨暂时歇脚，可久待山中食物无多，“东邻儿啼饥，破甑已尘翳”。至1862年，他和远在北方的亲人们已经几年未通音信了。然在“京洛音书绝，亲朋见面稀”（《次答王子寿闻余还全州见怀》）、“十书九难到，一雁度江城”（《九日高山寺》）的时代，这样的遭遇司空见惯。他在这时的诗中也揭露了军队武装的腐败。乡勇贪生怕死只知欺压百姓，“名为勇锐实不然，遇贼甚让遇民武。”清军更是贪婪凶残，给百姓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甚至谎报捷书升官发财，“谁知我军更恶剧，拆屋决墙复破柱。……特令残黎偿所取，更遣百牢征鲁与。居安食饱无一事，试草捷书报大府。”诗歌自注中他尖锐指出：“当时谣日‘勇贼如梳、兵如篦、勇如剃。”’在轮番折腾，诗人的家园“皮毛已尽唯余土”（组诗《避乱》）

对社会他有着较清醒的认识，曾不止一次指出“时势累卵”、“日倾危”。他关注民众：“关河行旅多贱贫”（《重经华州》）、“东南财赋区，民力近已殚”（《出守江州》）、“千村化荆杞”（《观河南兵过赴关》）。在对今与古、功业与毁灭、生命与死亡的意义进行思考与审视的同时，他也寄寓理想，讽喻现实。上奏不达，他借古人发牢骚，“枉自秋风咏团扇，当年何苦学樊姬”（《婕妤怨》）。不久在回山两的路上作《易州城西》，慨叹时代缺少荆轲这样以性命和鲜血报偿君主知遇之恩的精神：“村不闻击筑歌，金台空有夕阳多。乐君已去荆卿死，易水秋风亦不波”。一些诗歌写个体的感受，同时也是时代心理的凝结。如：“兵戈天地满，道路塞榛营。单远音问绝，感逝涕泪汛。流离杜陵客，白首自弃官”（《岳州晤彭锡之太守同年赋赠》），“绝塞飞狐北，荒城灌泽东太行连首尾，僻地少鳞鸿。寂寞三春景，羁栖两寓公。天涯归未得，况乃泣途穷”（《寄霞舫》）。诗中写社会现状、个人遭遇和凄凉的心境，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代的普遍幽愤和苦闷。此外，他还有一平淡巾蕴含深意的小诗，展现了闲居时眷恋国事的心态，“可惜楼头春色守，飞花着水减深红。长安远无消息，吹尽江逆水风。”（《梦中成一绝》）

杜甫以后被给予“诗史”称号的汪元量、张煌言等人身历天崩地裂的亡国之难，其诗歌因巨大的痛楚呈现出苍凉凄楚的风格而蒋琦龄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作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期，他焦灼、悲愤，但并未绝望，仍盼望着中兴局面的来临。他的诗歌精神f承杜甫，把自己的苦难和国家、百姓联系在一起，并学习杜涛“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种以细节和侧面作为切入点反映时代面貌的表现手法，抒发的是一份心忧社稷的儒者情怀。

蒋琦龄曾任职于秦、蜀等地，动乱时期经历了颠沛流离、家人失散的苦痛，有着“麻鞋见天子”和晚年病魔缠身的经历，因而对杜甫更添几分敬仰，甚至产生共鸣。他自称“杜陵野老”，到处瞻仰杜祠，住处名为“东园草堂”，诗稿称为“草堂诗”，作和杜诗。某些诗的主题、场境、表现手法乃至用语都受到杜诗的影响。其实，大多数模拟之作与和诗都显得有些牵强，其感染力反不如那些用赤诚之心浇铸出来的作品。

试看1860年秋蒋琦龄谋事不成单身回晋途中所作的这两首诗：“我生空负胆轮悃，谁遣驰驱老此身。又作三杯无事饮，难逢一片有心人。国家岌岌偏安命，经济寥寥但患贫。不信忠贤竟牢落，尚应草泽有沉沦”（《村店独酌》）；“占有依庭哭，今惭叱驭臣。艰哉井径道，磋尔远游人。疾病秋将晚，崎岖志未申。太行有忠义，相见一酸辛。”（《井径道》）深秋风中，夕阳两下，病弱的诗人，崎岖的山路，山西乡间的小酒店，失意的诗人孤独伤怀。且不去评论他有关西幸的政治主张的实际价值，单从他为此奔波千里、思虑终日的行为，即可见其一片耿耿忠诚。在异地的颠沛流离中年华逝去，但萦绕他心头的总是国事，“霜前衰鬓不堪白，客里菊花犹自黄。闻道六龙议西幸，仍拼一醉晋裥旁”（《太原再九》）。蛰居山西，午夜梦回的是战争前线大散关，“侵晓蒲津渡，凉秋大散关。……向来忧国意，未改旧愁颜”（《记梦》）。而让他一生最牵挂的足“唯愁鲸跋浪”《次答子寿早春见怀》）。他终生执著济世，不甘于“老向唐诗晋帖中”，时常“梦回蜀栈秦关外”。他认为朴学的繁荣正是士人报国无门的产物，“笠泽有书留朴学，狄山无路效孤忠”（《又次韵答松孙间赠》）。

纵观蒋琦龄诗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忠愤感激、为国分忧的情感。“此行于国竟无补”（《介休遇雪》）、“野老吞声语尚酸，春行愁减带围宽”（《次和永州太守廷方宇见寄》）、“漆室伤怀抱，涕泪痕满纸。……忠爱本性成，爵禄心则死”（《寄王子寿》）、“系岂秦无人?未遇臣一个。跖穿昔西奔，独唱乃无和。寸心溺死灰，归路备坎坷!南湘佳山水，何处容高卧”（《初至合江亭观蒸湘盛涨》）、“高飞屡铩垂天翼，热念空回报国肠。敢谓上书同贾谊，已经历险愧王阳。三年奔走杜陵客，孤负成都旧草堂。归槎至今浮倦客，麻鞋犹梦泣孤臣”（《次韵答徐七觉生》）、“已挂衣冠理钓纶，犹怀芹子献枫宸”（《又次和见怀》）。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贝青乔、蒋琦龄同乡好友朱琦等人在血与火的浴炼中，创作出了一批褒赞英烈、感泣鬼神的诗作。蒋琦龄没有亲眼见到过前线悲壮的战争场面，然而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当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在广州口岸外轰来第一炮时，民族的爱国的自危、自尊和自救、自卫的热血流向毕竟是通同的。”蒋琦龄诗中情感忠诚炽热，火热报国之心一直跳动到生命尽头。《绝笔》可谓是其至死不渝的爱国激情的最后表露：“气愤如山死不平，竟教田野度残生。朝廷何el封京观，愿驾胥涛戳海鲸”。时人认为：“其缠绵悱侧之情，感激愤兴之气……诸先生谓公诗上法杜陵，乃并杜陵之许身契稷，每饭不忘君国之志，亦神肖之”（周星誉《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蒋琦龄的诗歌在当时得到了诗人们的高度评价。刘绎认为《书愤》一诗洞中时弊，并对其有关民瘼之作给予赞扬。邓文熊指出蒋倾注心血作诗的原因在于：“篙目时艰，志不得行，乃益专力于诗”（邓文熊《空清水碧斋诗集跋》）。多数人从忠爱悯时的评价体系出发，认为蒋诗似杜：“忠爱忧思时殷怀抱，则胎息于杜”（杨翰《空清水碧斋诗集题词》）；“忠荩悃忱，拳拳晨暮”（庄受祺《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行役不忘忠爱”（陈兰第《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言为心声，足观世变。……使人忠义之心油然而动”（杜寿朋《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朱琦认为：“一种渊穆醇厚之气，油然蔼然流露于笔端，尤为天禀所独得。读竟不觉俯首至地”（朱琦《空清水碧斋诗集跋》）。王柏心明确揭示蒋诗是志不获聘情况下的“发愤著书”，凝聚着强大的伦理人格力量，“虽不在位，而倦倦君父。……忧愁感叹，恳恳款款，章疏所不能尽泄，则发愤而寓诸诗”（王柏心《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由于时代环境和清中叶学术的影响，这一时期对“诗史”精神的阐释有时代的特色。除“纪兴亡”之外，“诗史”精神更多是在“忠义”层面上得到了弘扬。对“诗史”的认识接近宋人“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的境界（《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解读杜诗、评价杜甫多从“忠爱”人手，而且更加强调这一点。这造成了他们对“诗史”精神领悟的局限，即往往仅仅从忠爱忧民这个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来评蒋诗，而忽略了其诗“善陈时事”等其他重要方面。

当然，蒋琦龄诗歌的成就不能与杜甫相提并论。但他的诗中，王朝的衰微与民族的危难交织，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巨变同构。我们能从这些诗歌中听到他的呼喊，看到历史的轨迹，了解那个时代的屈辱与苦难、悲愤与无奈。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在此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因此可以说，蒋琦龄的诗歌具备了“诗史”的性质与品格。